曹丕以"科"论其风格要求，而并没有以"体"论其八体的风格要求。在曹丕眼中，四科中每一科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奏议要"宜雅"，书论要"宜理"，铭诔要"尚实"，诗赋则"欲丽"。这些风格是曹丕根据历史经验归纳的，当然也有现实的依据，同时也符合人之常情，比如铭诔是悼念死去的人，要写得平实而又真实，不能夸大；奏议是写给皇帝看的，要雅正；书论之"论"是所谓议论性的文章，"书"则是公私书函，贵在讲求"理"。这都是人之常情。而诗赋"欲丽"之"丽"，则不得不略作申论。曹丕所说的"丽"不能单独作形式上望文生义的理解，还必须和他另外一个观点"壮"相关联去考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七子时说："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很显然，在曹丕眼中，"壮"也是他很赞赏的一个风格，而曹丕这个时代虽然也讲"丽"，但还不是纤弱的华丽，而是有骨的壮丽。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钟嵘在评价建安时期文学时用了"建安风骨"、"建安风力"这样的词语。建安之后的文章虽然一代比一代华丽，但也一代比一代没有"骨"与"气"，这样就成了纤弱的华丽，并最后走向纤弱的艳丽。所以，曹丕说的"诗赋欲丽"的"丽"不能理解为六朝后期人们所说的"丽"。总体上说，曹丕这个时代还是有"骨"、有"气"的"壮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之所以建安文章尚有"华丽壮大"之风格，恐怕也是大汉精神之余波流韵尚存。总体比较两汉与六朝文章，两汉文章大气而不精致，六朝文章精致而不大气，皆因时代风气使然。
二、曹植的文章观与批评观
关于曹植，其个性可以说比曹丕更加张扬，充满了才子气。史书上说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恐怕是实情。太有个性与才子气的人，一般不适宜治国平天下，就只适合做个大才子。因为做一个大才子任性而行，影响有限，往往还可以成为美谈，但如果去做一个君王而又任性而行，那么后果确乎难以预料。曹操不选择曹植做太子，亦良有以也。
曹植的个性决定了他一生主要的成就只能在诗赋文章方面，而很难在功业方面，但他一生的理想却刚好相反，恰恰在于建功立业。综观曹植一生，他在政治上的热情是相当高的，从"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杂诗》)、"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这些诗句就可以见出。即使到了明帝曹叡在位的太和年间，他也仍然对立功当世念念不忘，上表自陈心迹道："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求自试表》)他吁请明帝"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其"用世"之心之强烈，于此可见。
重视功业这一立场，使得曹植对于自己的诗赋文章颇为自轻自贱，但又由于他的才气太大，所以在文章批评观上面也独树一帜，颇有无曹植之才者无资格批评曹植诗文辞赋的味道，这些观点主要见于他的《与杨德祖书》。
第一，重事功轻辞赋。尽管曹植诗赋堪称一流，钟嵘在《诗品序》中把曹植评为建安之杰，但曹植是很看不起诗赋的，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他非常同意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这一对辞赋的看法，之所以这样看待辞赋，是因为曹植的理想是在功业方面，他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既然理想如此，所以在谈完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后，曹植又把辞赋贬损一番："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他认为一个有理想的人不应该以辞赋为务，天天在小道中消费时光，浪费自己的生命。他这个观点和曹丕的观点截然相反，曹丕所言的文章范围是包含诗赋的，曹丕认为文章可以不朽，而在曹植看来，辞赋是小道，地位很低，而且曹植还认为即使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能实现，退而求其次，也不应该以诗赋为务，去做一个文人，而应该做一个史官，他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这段话中的"成一家之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的话，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写《史记》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看出，曹丕看重的东西，曹植是很不看重的。个中原因较复杂，应该有政治上不得志而发牢骚的原因，鲁迅说："曹丕说文章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鲁迅先生的第二个意见大约可以得其实际，但鲁迅先生的第一个意见恐怕未必得其实。
文章写得好而以此自矜者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比比皆是，这一现象往往导致的是"文人相轻"，而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古来常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羡慕他人的往往是"老婆"而不是"文章"，对他人文章往往不是羡慕反而是轻视。曹植这样说恐怕有故意与曹丕"反对"的意味，但这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去证实，此处所说只是某种猜测的可能性。
曹植这封信是写给他最亲密的朋友杨德祖的，杨德祖就是杨修，杨修后来给曹植回了一封信，劝告曹植不要再生闷气，杨修认为事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以为二者并不矛盾，而且劝曹植不要听信扬雄的话，认为"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曹植"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乃是"未之思也"。从互相很了解的当事人的这些语气观察，应该是政治上失意从而自轻自贱自己所写的辞赋而发发牢骚。虽然曹植是发牢骚，但是辞赋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确乎不如今人所想象的那么高倒是事实。古人三不朽中，立德最高，其次立功，再其次是立言，而立言之中，首当其冲的也并不是去立辞赋之言，而是立经史之言，其次是立子家之言，最后才是立诗赋骈散之言。故而我以为曹植论说辞赋时虽然有牢骚满腹这一层面的原因，但所说者也大约反映了古代文化史中的实情。
第二，才不逮于作者无批评之权。这是曹植文章批评观的核心。曹植首先认为批评具有必然性，在《与杨德祖书》中，他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无病者，吾未之见也。"曹植俯视古今，认为除了孔子之外，世人之著述皆"不能无病"，既然"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那么，批评就有了存在的依据，也就是说，关于"文"的批评就是一个必然的事了。既然批评是必然之事，那么一个作家应如何对待批评呢？在曹植看来，作家应该虚心接受批评。他以自己为例说："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他又以丁敬礼(即丁廙，曹植之朋友)之言论"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为例，说明虚心接受批评之必要性。
既然批评是必然之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充当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呢？曹植认为只有具备很高的文学修养和创作才能的人才配充当这样的角色，他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南威乃是传说中的冠绝天下的美女，龙渊也是传说中极其锋利的宝剑，曹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评价别人是不是美女，首先你自己应该是天下第一美女；你要评价别人的剑好不好，首先你自己的剑应该是天下第一宝剑。他以这样的态度讥笑刘季绪《三国志·陈思王传》裴松之注引挚虞《文章志》说："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
著诗、赋、颂六篇。""才不能逮于作者"，却"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他以古今对比展开其论说："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曹植举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为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似乎亲自践行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从这可以看出，曹植对批评家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达到了相当苛刻的地步。我们认为，曹植要求批评家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创作才能有正确的一面，但同时也是有偏颇的，因为这不符合批评史上的常态。
曹植这个批评观与曹丕的有关观点到底有没有针锋相对的意味，我们不敢妄加揣测。按照曹植的看法，凡是才不逮于作者而去批评的人都在他批评之列。曹丕确实评价过七子，但曹植是否真认为(是内心真实的看法，而不是拘于君臣之义而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曹丕之才不逮于建安七子，这个问题我们无从查考。如果有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就可以说曹植确实有针对曹丕论说的意味，就可以得出曹植认为曹丕没有资格评论七子的结论，但目前尚不能随意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曹植自己虽然主张才不逮于作者就不能作批评家的观点，但是在《与吴质书》、《与杨德祖书》中他都评价了七子，这是否又意味着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才高于七子呢？这也很难查考，我们不能在现代作自由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