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康熙版《浮梁县志·天文志》记载，顺治九年(1652)的浮梁县"虎踞西隅塔下为穴，自城垣倒坏后，虎常入城，至是踞之为穴。伤人畜甚多，署县同知许兆祥悬赏，令猎户捕杀"。康熙版《南康县志·祥异》记载，顺治十年(1549)的南康县"虎交城乡，白日撄人，行人踪寂，莲塘为甚"。嘉庆版《湖口县志·祥异》载，顺治八年(1651)"虎入城，知县冯先成召众合围"，顺治九年夏大旱，"虎杀人，坝头、桥潭头、皂湖，各伤至数十人，下乡及黄茅潭尤甚"。顺治十七年(1660)"虎杀人于城中，入官麻"。雍正版《揭阳县志·祥异》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揭阳县"乡村患虎，九都之虎无处无之......山村日未夕即闭门，每多至十余只，白额白面长面不一"。同卷的《物产》又说"昔揭(阳)山中多虎患"。同治版《安远县志·杂类志·祥异》说："(乾隆)十四年，版石五龙等堡，山虎骚扰，人多为其所噬，行旅戒道，樵采不通。知县董正重赏募善捕射者，同县兵乡人一月连捕五虎，卒获一虎，头大、嘴尖、尾短而扁。射虎者曰：此最恶，名彪，故形异他虎，群虎随之彼，肆爪牙毙人，群虎乃食。"
清初的南中国大地，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野生老虎的世界。
但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这些记录和描述。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每一只雄虎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在区域内四处撒尿的方式来划定，在这个范围内决不容许其他老虎前来相伴和群居，否则就会"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因此老虎在自然界是一种"满天星"式的分布。老虎也不会轻易地离开自己的领地外出，更不会与其他老虎结伙成群地四处漫游。除非是幼虎成年后必须离开其父母生活的领地，另外找寻自己的地盘。清代初年，在南中国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破坏的前提下，老虎也没有必要抛下自己更适应的山林环境，跑到城市和乡镇的人类社会中去漫游和"吃人"。
三
把虎患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这是中国各级地方志对清初社会形态的描述特点。这里面潜藏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就清初四川社会的情况而言，李自成、张献忠等"草寇"农民武装作乱，才是造成社会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必须"强烈控诉旧社会的苦"。一批传统读书人或是出于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或是因为身处清王朝统治下的不得已，都必须极力展示乃至于肆意夸大清初社会的荒芜情况，于是，"虎患"就成为展示社会荒芜的最佳形象。更何况恶魔张献忠本来就是"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这些记录，几乎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经历了明清换代战争，尤其是经历了"张献忠剿四川"之后的清初，整个四川大地"靡有孑遗"，人迹罕见，所以，就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发生。
这首先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定调"。《大清实录》、法式善的《陶庐杂录》等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713年，康熙六十大寿，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之父张烺(1627-1715)从四川遂宁跋涉数千里前往京城祝寿。康熙询问张鹏翮："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在得到没有的回答后，康熙提出："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能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于是张烺奉旨将自己80余年人生经历撰成见闻回忆万余字的《烬余录》，再由儿子张鹏翮缮誊上呈。这就是《烬余录》中所说的："四月，诏问流贼张献忠入川始末，命长子(指张鹏翮)具疏奏闻。"
在皇帝生日盛宴中发生的这件事，满朝文武大臣都知晓，明清换代战争中四川遭受"杀戮甚惨"的基本调子，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清王朝编修的《明史·张献忠传》说："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作为国家正史，其中居然还出现了"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之类极度荒谬的数据统计--而明代整个中国的全部人口不过一亿！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了六亿人？继后出现的各种著述，基本上就是沿袭这一路子渲染四川的"满目荒凉"，而最突出的形象载体，就是"遍地皆虎"。
与张献忠有杀父之仇的沈荀蔚(其父为明朝成都府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张献忠镇压)，在《蜀难叙略》中记载：自顺治五年至八年春的三年多时间里，"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类似的还有参加过抗击大西政权的费密，明朝秀才补庠生、参加张献忠的成都科举考试而落第的欧阳直......出于对"贱民作乱"的正统价值观念和遭受战乱的愤懑，使他们的叙述都极力夸大四川"虎患"的严重和社会的凋敝。况且，他们的这些著述，都是按照要求报送清王朝专门机构"明史馆"备用备查的。
另一方面，清初文化人在行文时，时时刻刻都担心着头上高挂的利剑随时会斩向自己的头颅。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私修明史"案，株连而被杀者七十余人。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向社会强索明史资料，为避祸，民间许多明史资料被自行销毁或被窜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因触犯"忌讳"，又有许多人被杀和充军......我们今天看到清初文人的著述谬误甚多，此亦是原因之一。
"群虎白日出游"、"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虎踪遍野"、"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概而言之，清初人描绘四川虎患泛滥的著述，完全违反了生物科学的基本规律。我们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动物学专家告诉我们："成年的老虎外出、捕食都喜欢单兵作战，生活时喜独欢居"，"据专家调查，雄虎独处领域在200多平方公里，雌雄虎相近的领域为300多平方公里，可谓是'男女授受不亲'、老死不相往来。华南虎只有等到发情后才愿意进行异性间的接触"，"而且华南虎一年才发情1-2次，这就大大降低了雌雄虎正常交配的机会和交配后的受孕率"。还有动用各种科技手段为大量繁殖虎群而辛勤努力着的专业人士举例说："这对虎在1988年至1998年的11年中共繁殖14胎，45子，其中27子成活，现存21子"，一对华南虎在现代科技条件帮助下，享受着最好的生活条件，长达11年的繁殖存活数也不过20余只。这绝非孤证，另外一个研究团队的报告说："目前在全国19个动物园里，共圈养着华南虎51只。虽然仅靠这51只华南虎重振其家族有一定的难度，但并非没有希望。科研人员加强了对圈养华南虎繁殖特性的研究，提高繁殖率。预计今后每年的种群增长率可达8%到10%，即每年成活6-8只虎仔，在10-16年的时间里，可望使华南虎的数量达到110--120只。"
有了这些现代科学数据，我们不难看到十余只、成百上千只的虎群突然出现在四川大地，漫游于城镇与乡村，甚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的清初社会现象描述，是何等的荒谬。
概而言之，各种地方志有关清初本地"虎患成灾"的记录，清初文人对明清换代战争后中国大地"遍地皆虎"的描述，有着肆意夸大甚至想象编造的性质。因为，短短的三四年中许多地方突然同时出现大量"虎群"，只有调集全世界的老虎空投下去，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把独来独往的独居动物，描述为群体行动方式，也违背了老虎的基本生活习性。老虎白天休息、潜伏的生理习性被清代各类著述篡改为"群虎白日出游"等，也透视出这些文字的荒谬。不幸的是，这些虚幻的编造文字，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引证和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
因此，无论是重修地方志，还是"读志"、"用志"，都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辨析和审视，切忌盲从前人和轻信旧志。这就是谭其骧先生的文章《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所明确提示的。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