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清记》记保路运动中，诛杀赵尔丰后，成都城中"汉民多想复仇，满人益惧"。满人往日骄肆，自视皇民，耀武扬威。积怨多时之汉民有"复仇"冲动，自不为怪。尹昌衡身为都督，单骑入满城安民，说满城中军民曰："五族皆兄弟也。且清朝待我厚，我无报，安忍灭诸君乎？予问满民有食乎？曰：窭甚。予泫然慰之曰：勿虑，我当为诸君图之，皆大感，争以酒奖进......明日以五万金输之，令汉将与满将交欢，予与将军裕昆迭宾主。罗纶复移居满城。汉满咸睦。"
清兵下江南，制造"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大屠杀，已是大错特错，罪不容诛的历史悲剧。推翻清廷，自不能以错对错，又制造一轮屠杀。尹昌衡、罗纶的处置是历史的一大幸事，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幸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未以民族互残为代价，是一次文明革命。今日回顾，减少了后人多少遗憾！
尹昌衡为什么反复念叨清廷对他的恩泽？这与他的家世背景密不可分。尹氏祖宗遗训是忠孝传家，敦伦不官。尹氏子弟须耕读为本，忠孝持身，但不能应科举。故尹昌衡自幼即有陶渊明志趣，功成身退是少年尹昌衡就立下的志向。但尹昌衡母系家族，却是一忠烈家族。据尹昌衡著《述先记》记载，尹昌衡外祖父刘世敏，与昌衡祖父为好友，但选择人生方向各有不同。刘祖"俊姿鹤立，明目电耀"，少壮曾举孝廉于乡。先醉章句之学，后弃章句而采经书、子书、壬遁黄老而自为著述。曾著政书、兵略、天文、地志凡十卷。再后，感慨著述无救于时，而思别图。于是，"同治初，外祖刘世敏受蜀督骆秉章知遇，统川西团练。方集众，逢石达开部先锋兰大顺兵万余，犯天彭。刘氏率弟子十九人坐讲，杖剑于濛阳金福桥"。兰大顺欲招降刘世敏，不果。"车裂刘而杀十九人"。骆秉章兵至，剿灭兰军，请清廷追抚刘世敏遗族并在金福桥敕建刘世敏祠庙祭祀。尹昌衡幼时曾入刘祠参祀。即尹昌衡之母为清廷烈士遗族，尹昌衡亦为遗脉。尹昌衡童年时，可能随母享受过清廷抚恤。
由于家族背景与个人成长原因，尹昌衡始终未加入同盟会，未成为国民"党人"。
四、时局推动尹昌衡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杰出领袖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形势已成。义和团失败以后，清廷内政外交几为列强控制。中国政局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是不甘灭国灭种的中国人最迫切的时代使命。如何救亡图存？志士仁人各探方略。林则徐禁烟开埠，无济于事；康梁变法，百日维新，短命结束。六君子被杀，光绪帝被囚，康梁逃亡海外；洋务运动，在清廷体制内筹办"洋务"，要受洋人与清廷双重压制，加之腐败不堪，难以成功。孙中山被迫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此欲借助日本势力，曾一度秘密承诺日本在华特权。列强在亚洲已经吞灭了印度，瓜分了东南亚，霸占了印度支那，还剩下最大最美一块蛋糕--中国，列强都想多吞食一份。四亿中国人的生死存活，列强当然不会管顾。在他们看来，"东亚病夫"死何足惜。清廷一味怕洋人，一味镇压本国人民。于是列强干脆以清廷为攫取中国资源的合法工具，清廷则甘当列强镇压中国人反抗侵略的帮凶打手。二恶勾结，国运危急，族运危急。
列强在中国疯狂抢夺路权、矿权、财权，要以宾夺主。以四川修铁路为例，英国要掠夺缅甸、西藏到四川的铁路，尤其是谋筑川藏铁路；法国策划攫取越南到四川铁路，进而吞灭四川。日本要掠取川汉铁路建造权，美国要强迫渗入川汉铁路借款股东权。最可恶的是列强互相勾结施压，阻止中国自建粤汉、川汉铁路。强迫清廷向列强签约借款卖路。清廷又屈服于英、法、德、美的压迫承诺借款卖路。川人闻讯，义愤填膺，起而保权保路，终于爆发保路运动。保路是表面，保权才是实质。
保路运动初期，在蒲殿俊等人领导下，采取清廷体制内的合法斗争形式，抱着光绪牌位请愿保路，当时斗争目标集中在"保路"上。政治上既不反赃官，更不反皇帝。四川保路运动应分前后两段，斗争性质有所区别。第一段以君宪人士蒲殿俊等为代表幻想清廷收路为国有，为保商团士绅路股路款而保路。这一阶段以蒲殿俊退出军政府而结束。第二阶段以尹昌衡、罗纶重组军政府为标志。为保国家主权而保路，其斗争性质已然具有反帝反封建品质。斗争目标重在捍卫国家主权。
前后两段时间分界线为1911年10月前后。此时四川保路运动性质起了大转变--提出了"破约保路"口号。"破约"指破除列强强迫清政府签下的借款卖路不平等条约。"保路"，指保住中国人的筑路主权。"破约保路"的矛头直指列强和清廷，具有早期反帝反封建专制性质。有两份文献可以为"破约保路，争取民产立宪"提供历史佐证。一份是1911年10月13日成都《民立报》发表的《川人告哀文》，文中提出川人保路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另一份文献为1911年10月14日成都《民立报》发表辛亥领袖之一宋教仁《论川人不应只停留在争路应以建设民主立宪为期》(此文后更题为《论川人争路事》)。
《川人告哀文》写道：(一)"原川乱之起，起于铁路国有。国有政策，夺吾人之生命财产而送诸外人之政策也......当铁道政策之始生也，湘人激昂于前，粤人抗议于后......吾川于是时未见全文，无所置喙......六月见借款条约，始知丧权失利，无异卖路，群情大哗。于是有保路同志会之设。其宗旨专在征款破约，而不敢议政策。......而破约改款之事，特一大臣与外国资本家之关系耳"。(二)"川人所争者，四省之路，而非一省之路也。盖使川路而得，则川汉、粤汉与之俱得。
川路而失，则川汉、粤汉与之俱失......铁路问题遂解决乎？四省人之生命财产遂陆沉而不可复拯乎？全国危亡之机遂隐伏而不可去乎？"(三)川人保路教训有二：第一"以情礼要求政府"之方式"不可恃"。"我以文明，彼以野蛮；我以和平，彼以破坏。如此欲偷苟全，其道无由。"第二"立宪不可信也。宪政大纲，孰有过于保护人民权利者。今资政院、资议局成立，而数千万外债不借入，数省铁道权之收买，不许议员一过问......此议长议员者，于代表人民意见则屏之。于代表人民罪状则用之，此真中国独创之宪政也。苟为议员者尚迷信此宪政，不得不自斫其舌；为人民者尚迷信此宪法，不得不先自焚其家。"
《民立报》对清廷的声讨，对清廷宪政的质疑，代表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走出清廷宪政框架，迈上辛亥革命的新途。保路运动有了反正独立、"保卫国家主权"的明确政治目标。
宋教仁的文章更对川人保路运动之实质作了高度肯定与激励。宋文云：(一)"自政府定借债修路政策，强收粤汉、川汉铁路为国有。借英法美德四国债款为修筑费。并以会计监督权、用人权、购料权予四国债主。以管路权、展路权、湘鄂二省租税征收权，听彼限制。蔑视四省之民意，断送四省之主权。于是始则有湘鄂人争之不得，粤人又争之亦不得。最终乃有川人奋起力持，设保路同志会。誓要求政府取消借款契约，收回川汉铁路国有成命，听归商办。始事以来，坚韧不懈，以与政府相抗着，已二阅月。其意志之强固，毅力之宏大，迥非湘鄂粤人所能及(羞死湘鄂粤人)"。(作者按：原文如此)。(二)保路风波，使吾民知"伪立宪"之不可信，清廷政府之"不足恃"。
"数年来，彼辈所戴伪立宪之假面。遂由是一旦脱去，毫无顾忌。吾民处此而犹信其能节制淫威，尊重舆论，保护吾侪权利，盖不为迷梦，已不可得"。(三)"假使川人潜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达观世界大势变化推移之数，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湘鄂粤及各省人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因此一扫而尽，亦未可知。区区借款夺路之虐政云乎哉！"1911年10月14日宋教仁之论几乎是一大预言。川人保路风潮，果然引燃了鄂人的武昌起义。二千年之专制恶毒帝制家天下终于被推翻，故保路运动其实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
尹昌衡被时势浪潮推上了干城英杰的历史地位。
尹昌衡早年如君宪人士一样，救国报国志向坚定，但对清廷尚存幻想。一方面感愤"大陆近沦胥，斯人敢弃捐。国情殊蠢蠢，我志益拳拳"。一方面又誓言："满腔君国泪，洒尽是何年？"但川人保路运动的残酷斗争，使尹昌衡随"运动"性质的升华而升华。诚如张培爵当年《蜀军政府始末》所记："四川发难于各省之先，反正于各省之后。......重庆于十月初二宣布独立，建设蜀军政府。成都亦旋于十月初七日反正，建设大汉四川军政府"；"培爵于阴历十二月廿日由渝出发，三月初九抵省。即商行营同人，电请尹都督就任正都督之位"；"十月十八日成都东较场兵变......幸有尹、罗都督出而戡乱"。由张培爵所写第一手史料可证。尹昌衡虽曾持"忠清立宪"观念，但眼见清廷愚昧而官吏脏暴，在人民惨痛流血现实的警醒下，作为血性男儿的他，不得不奋起反正，保境安民，揭起脱清革命性质的旧民主革命义旗。
尽管尹昌衡并未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尹昌衡在武昌起义导火线之保路运动中的功勋实绩是毋庸置疑的。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亦不容低估。在新旧交替、乱云飞渡之乱世，尹昌衡亲冒矢石西征，挫败藏独叛乱；又协助北洋政府从外交上挫败英帝国藏独阴谋。其对中华民族领土完整，民族统一之卓越贡献，更是彪炳史册，令人敬仰。
辛亥革命中，事实上形成了早期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志士仁人，在同一大目标下，先是各自为战，然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汇成洪流，冲决封建帝制，创立民国。辛亥革命的果实属于中国各阶层人民！尹昌衡是辛亥革命救国志士中的精英。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