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卦名不能复古。黄泽认为燧人氏钻木取火而为天下利，未必马上就有鼎；炊火熟食、定邑而居之后，才出现挖井以养。但当下的易说认为以《井》、《鼎》名卦，古已有之，并非始于文王，这就与历史实情不符合。可以看出，黄泽在此问题上，与其论重卦、卦变之说一样，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以期易学与史实相符。
其七，易数之源不能复古。黄泽不赞同宋代以《易》起于《河图》、《洪范》起于《洛书》之说，认为"《易》卦有自然之数，皆与《河图》、《洛书》相通"。这实际上是对邵雍、朱熹等人以图书为《易》之源的怀疑，尽管没有怀疑图书本身，但将《易》与《河图》、《洛书》的关系转变成相通关系，已将邵雍、朱熹易学的立论基础推倒，颇有釜底抽薪之意。
其八，《易》之辞义不能复古。黄泽认为孔子作《十翼》乃推衍文王、周公之义，与之互相补足，有先后一揆、同条共贯之意，旨意并没有差别。朱熹分别伏羲易、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认为前圣后圣，用意不一。黄泽认为此乃"未能体会为一，遂以夫子所说与文王、周公不同"。此说直指朱熹易学发展阶段说，其实也有破除朱熹《易》本占筮之书说的基础的用意。不过，朱熹此说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考虑，黄泽于此则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联系性考虑，各有其理。
其九，《易》之占辞不能复古。黄泽认为占辞中有象辞，象辞中有占辞，占辞可以补象辞之缺；朱熹分别象辞、占辞，却不知占辞中有未尽之象辞，有违古义。朱熹分别象辞、占辞，看出二者的差异，而黄泽又从别中见其同，颇有整体观念，明显是其对《易》的综合融会性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很有深度。
其十，蓍法不能复古。黄泽认为据《左传》记载，占法乃卦用七八，爻用九六，不可混用，所以《易》每爻皆系以九六。但自杜预注解《左传》，杂用《连山》、《归藏》，皆以七八为占。朱熹又因循杜说不改，如解遇艮之八，于爻谓之六二，而乃以八为占，则与《左传》所载古法不合。黄泽认为这种混用七八为占的做法，不仅占者无定法，而且临时改换，又占无定据，"恐非筮法，愚不能明，终未敢从也"。
其十一，占法不能复古。黄泽认为《易》占变爻之法，《系辞》中不见，是其占法已晦暗不明，但《左传》、《国语》所载占法有十数处，至为精妙，可以考见古法之精。当世学者以《左传》为妄诞，不相信其说，故于占法不能合于古法。黄泽据《左传》、《国语》考察古占法，认为程迥、朱熹之说皆有不合。他所质疑的主要是三爻变、四爻变、五爻变的情况。因为《易》占九六变爻，而朱熹提出三爻变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既占变爻则不必道不变爻，这与《左传》称"贞屯悔豫皆八"，称道不变爻不合，并且言八而不言七，也没有道理。朱熹于四爻变、五爻变，更是据不变爻为占，更与《易》以九六变爻为占不合。事实上，朱熹以程迥之说为基础，广泛考察《左传》、《国语》的记载，再加以推理，而完善其占法。
(三)复《易》大义之古 (2)
黄泽也以《左传》、《国语》为据，但他死死地抓住了《易》以九六变爻为占的原则，并与《连山》、《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相区别，就揭示了朱熹论《周易》占法时，既主变爻，又用不变爻的不合理，也就揭示了朱熹占法与古法不合的事实。这样的分析是值得肯定的。他所说的蓍法不能复古，实际上也是从此推衍而得的，但黄泽最终也仅提出问题，未能解决问题。他说："蓍法虽颇存，而变爻之法亦已阙矣。民间决疑，又不可废，故世俗相传，因仍讹谬，以求变卦。若如《启蒙》，则有条理可用，但若便以此为定法，不复加考索之功，则不可尔。"对于占法，黄泽认为比卦变之法更加困难，"倘欲于此抉择，当俟理熟，必更加数年而后可焉"。黄泽面对民间占筮决筮的现实需要，而朱熹之说又条理清晰，颇为无赖，但他坚持认为朱熹《启蒙》之说有问题，坚持重加考索不放弃，这比提出问题更有勇气。
其十二，《序卦》之义未能复古。黄泽认为六十四卦次序条理秩然，既有孔子《序卦》的阐释，又有邵雍等人推究为十八象、三十六宫，发其隐秘，揭示出六十四卦序次之妙，但韩康伯以为《序卦》非《易》之蕴，朱熹又以为是《易》之蕴而非其精，则两相矛盾，不合古义。
其十三，脱误疑字未能复古。黄泽认为《易》本文脱误者少，对待脱误时，"当阙其疑"。但自胡瑗改"鸿渐于陆"为"鸿渐于逵"以来，朱熹又据郑玄说，训《鼎卦》之"渥"为"剭"，改《升卦》之"顺"为"慎"，以《无妄》为"无望"，改动颇多，而与古义相违。黄泽于此，以《鼎卦》之"渥"不当改为"剭"为例，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朱熹虽从《邵氏闻见录》，据《古易》、《新唐书》、《周礼·秋官·司烜氏》郑玄注等加以改动，但"以屋诛解鼎折足，乃学秦法酷烈者之所为，非经意"。朱熹之误改经文，乃"由象学不明，故讹错如此"，而"王弼虽不明象，然解作渥义，却与象合"。看来，黄泽不赞同轻改经文，主张阙疑，而于诸儒之改动，则坚持从明象学的角度重新探索。
综合来看，黄泽提出《易》之大义不能复古的十三条事例，是其揭《六经》疑义千余条的一个代表。他对这些问题都有思考，并一一分析了致误的原因及错误究竟何在。对于有些问题，黄泽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于不能作答的问题，则坚持探索，不肯放弃。四库馆臣以为黄氏之说"持论皆有根据"，颇中肯綮。黄氏之疑惑皆针对程、朱而发，又确能揭其弊，引人深思，而后人于此也少有能解决者，更值得关注。至于他坚持求索的精神，研精入微，更值得肯定。
三、黄泽易学的流传与影响
黄泽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他以宋儒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对六经皆有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他"立志甚高"，自谓其学"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远，故难为功"；他融贯群经，钻研六经传注疏解，辅以史志、百家之学，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善于发现问题，启迪民智；对于先儒之失，他多加揭示、辩驳，即使于朱熹，也不少假借；他深思力索，于诸经疑义皆有纂释，又善于解决问题；他教人"引而不发"，以致其思，"欲读者自沿流以溯本原"，极富启发性。黄泽"于诸经沈潜反复"，"用功不易"，"用意不苟"，所著《六经补注》，"扩先儒所未发"，受到当时、后世学者的喜爱。
黄泽在当时已是知名之士，元代最精于文律的巴蜀学者虞集"与黄先生有世契"，而著名学者吴澄也对之极力称赏。吴澄观其书，以为其"用工深，用意厚"，平生"所见明经之士，未有能及之者"，其《易》与《春秋》之学，"盖将前无古，后无今"。他又对学者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黄泽长于积思自悟，《元史》以为"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明人陆符称黄泽"以经学著称胜国"。清四库馆臣则认为"有元一代经术莫深于黄泽"；黄泽于易学，"大旨谓王弼之废象数遁于玄虚，汉儒之用象数亦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其学"虽未能勒为全书，而发明古义，体例分明，已括全书之宗要。
因其说而推演之，亦足为说《易》之圭臬也"。钱谦益以为黄泽"有功圣门，无玷仕籍者"。胡渭赞赏黄泽易学，以为"资中黄泽楚望谓当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谓粹然一出于正"，但胡渭专辩宋代以来易图之伪，对黄泽偏坦易图，仍示不满，以为"非屏弃九图，则黄雾不披，青天白日终不可得而见也"。焦循"以黄(泽)、赵(汸)之经学，远在吴澄、许谦之上"。陆文虎更称："考亭以后，若黄楚望之穷经，可谓五百年一人矣。"王咏霓考察《易学滥觞》一书，以为"综其所论，似有得于画前之《易》者"，而"读楚望之书，思过半矣"。陈澧对黄泽之说多有批评，但也肯定"说《易》而以明象自任者，莫如黄楚望"。
黄泽长期从事教学，受业者众，但可考的弟子仅有赵汸、朱升二人而已，然皆为一代名师。赵汸(1319-1369)字子常，休宁(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人，学者称东山先生，"闻九江黄楚望先生杜门著述，岁丁丑(1337)往拜之"，"一再登门，乃得授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辛巳(1341)秋，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义与学《春秋》之要"。赵汸有《周易文诠》四卷、《周易正训童子便》不分卷(上图藏有抄本)。他虽于《易》曾得黄泽指授，但"惟《易》所谓象外之象，则有不可得而尽闻者"。清钱培名亦说："赵东山为黄氏高弟，所著《周易文诠》又未尝及其师说。"朱升(1299-1370)字允升，休宁人，学者称枫林先生。至正三年(1343)，朱升"闻资中黄楚望讲道湓浦，偕赵汸子常往从游"，"受经，余暇遂得六壬之奥"。朱升于《易》有《周易旁注》14卷，然不明师传。除赵汸、朱升外，还有传说称明初著名学者刘基曾得黄泽密传，所谓"刘诚意伯得秘本于异人，而不解其义，为之指授者，黄楚望也"。明杨仪甚至谓"刘基入石壁，得天书，从(黄)泽讲授"，清四库馆臣以为此"真可谓齐东之语"，乃志怪之说，而非史实。
黄泽于《易》，重视象学，精研经传，参透注疏，揭示疑义，重视思考；他返本探源，讲求《易》之古义，其经学高出群儒之上，于今仍有启迪意义。其实，宋儒革新汉唐易学，以儒家义理代替玄学，以图书、筮占代替象数，以复古易代替王弼通行本《周易》，但究其要，以程朱为代表的主流易学于辞变象占四者，尤重辞、变、占，而所言之象则多为图书之象，往往弃汉以来之传统象说于不顾。故自朱而后，或述朱，或兼宗程、朱，折衷二者，多加弥缝，其法则无非摭拾程《传》朱《义》外诸说，辅以宋诸儒之得兼融者，再补以汉儒象数之说，而综括总结者多，少有发明。要突破宋儒易学，学者们在总结中找到了两个突破口，一则是象说，一则是心学。应该说，黄泽、吴澄之成功亦多在此。
四库馆臣评吴澄《易纂言外翼》称："自唐定《正义》，《易》遂以王弼为宗，象数之学，久置不讲。澄为《纂言》，一决于象，史谓其能尽破传注之穿凿，故言《易》者多宗之。"自王弼易盛行后，传统象数易学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宋儒如朱震、丁易东辈虽有论列，但多述而无作。黄泽、吴澄能结合宋代图书学，而一新传统象学，其成就自然受到重视。至明代，以象学名家者众，而终使易学有了新的进境，其显著代表则有熊过《周易象知决录》、陈士元《易象钩解》、胡居仁《易象钞》、钱一本《像象管见》、吴桂森《周易像象述》、魏濬《易义古象通》、朱谋炜《周易象通》、来知德《周易集注》等是，皆"有觉宋易不合，去而为汉易者"。。至于黄泽长于思，主自悟，与吴澄融会朱陆，均有向心学靠拢之味，又为明代心学易乃至禅学易的大发展开拓了道路。
(作者：西华师范大学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