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象学之废，黄泽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说兴；忘象之说兴，而象学遂废"。一方面，"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诸儒亦不得已而从之"；另一方面则是"王辅嗣创为忘象之高谈，以绝后人之用心"，致使诸儒皆不致思于象学。
《易》以明象为主，那何以明象呢？黄泽提出了几条意见、方法：
首先，黄泽主张《易》是"有绳墨之书"，"有绳墨规矩之文"，学此经"若知其有绳墨规矩则始可"，"若能探其旨，知其绳墨，识其规矩，则虽不下注脚，而经旨亦明"。他又说《易》有"端绪可寻"，只要"精探力索"，可以"合得经旨"。显然，黄泽所谓的"绳墨规矩"、"端绪"，都是指《易》有例可寻，可依例而解。在黄泽看来，"阴阳消长有一定之几，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善恶吉凶有一定之则。位之当者，孔子无由独言其非；卦与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谓之大，然后知三圣人之易，一而已矣"。符合义例，即便孔子、文王、周公也不能有所违背，可见以此究《易》，切实有效。不过，黄泽又认为"象学多端，不可一例取"；"《易》象两端，不可一说取，不可一例求"；"《易》固非一象，亦非一用，圣人之意，但拣紧处说"。
他举《渐卦》为例，以为《渐》是山上有木，亦是山上有风，又取象于鸿，而各有其义，各有其说。黄泽曾作《象略》，对各种易象都有过梳理。他说："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而为象，学者犹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则非思虑意识所能及矣，而况于立例以求之乎？"可以看出，卦象、爻象、六爻相推之象、阴阳消长之象，可以以例推求，而象外之象则无法用义例推求，甚至思虑意识也不能及。关于象外之象，颇得黄泽之传的赵汸，最终也"不可得而尽闻"。在黄泽看来，历史上诸儒之所以不得象学，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滞泥于一例。不过，黄泽"不可一例求"之说又难免有其弊，王弼批评汉代象数学"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实际就是针对汉儒多端求象，而无一定例，终致附会穿凿，主观臆断。
其次，"学《易》者先其大而后其小，且知其难之盖有所在而不专在彼焉"。黄泽认为象学不明，很大程度上与诸儒舍大象而取小象有关。自从王弼提出乾马、坤牛之象不能合理解释后，"学者皆深契于王氏之言"。事实上，"雷、风、山、泽、日、月之象大而易见，而马、牛之象小而难知"，而"《易》之为象，其说不一"。大凡《易》之寓象，黄泽认为以《序卦》"大而要切"，学者当深究于此，而不必"独病于乾马、坤牛之傅会，快心而弃掷"此大象。他分析《序卦》先后之次，以为就此"可见上经是开辟以来经制之象，下经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上经是因天地以寓人事，下经是因人事以明天地之道"；"上经以象先天，下经以象后天"。可以看出，黄泽将上经当作先天之学，因天道而推人事，将下经当作后天之学，因以事以明天道。其具体阐说六十四卦先后之次，诸卦之象，皆依此立论。
如他解说《需卦》"君子以饮食宴乐"之象，即从乾、坤、屯、蒙的排列次序加以梳理分析，以为乾坤即天地，屯是物始生，蒙是养，而水生物之功最大，雨自天降，然后生万物，诸食物皆自此出，故继蒙之需为饮食之道。朱熹说："易学不可离却象数，但象数之学亦须见得大概总领，方可渐次寻探。今但如此琐细附合，恐圣人之意，本未必尔，而虚费功夫也。大抵读书须见得有晓不得处，方是长进；又更就此阙其所疑，而反复其余，则庶几得圣人之意，识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晓者，不足为病矣。"易学要先明了象数，而于象数只须体悟其大概总领，然后依次探寻，不必计较琐碎细事。
朱熹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就是著《易学启蒙》一书，条列"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四项象数学重要内容，以为"《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于《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皆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黄泽强调明易象先其大而后其小，而以《序卦》为总要，可谓得朱熹之活精神，只是不赞同以《启蒙》所列之象数为他所谓的象学而已。从黄泽的解说来看，他主要以《序卦》梳理象学，以上下经融贯先后天之说，而其解说则偏向于义理，与传统的象学颇有差距，故清儒陈澧以为"黄氏谓《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说则不过如此，与伊川之明理亦何以异乎"？
最后，"大凡易象皆圣人用意深远，当虚心以求，不可浅躁，仍竢其体会，不可牵合。苟精神之至，必有默相之者"。这是说，易象都蕴含有圣人深远的用意，不能够以一般的认识去看待它，要细加琢磨，反复体会，而不可牵强附会。探求黄泽之意，一是强调象学要向深处求；一是要综合全经，乃至诸经，反复琢磨、融会；当然还有不可言说的冥悟，所以他有"凡象学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传"之说，这难免有流入心学，乃至禅学之嫌。其《读易吟》诗称"直要浑然方见《易》，断章取义且寻《诗》"，明达易象，要用浑然全体的方式去考察、体悟，断章取义之法只适用于研究《诗经》。
事实上，黄泽以明象为本的易学主张，并非要学者对易象都要通达。他历引朱熹有关"取象亦有来历，不是假设譬喻"，"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说道理，而后说象也"等多种说法，强调了象为义理之本源的重要性，认为"汉儒必欲求象之所自来，则泥而不通；王辅嗣只欲明其用而忘象则疏略，而象学遂废"。他所不赞同的是，朱熹"以《说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缺之，或从先儒之说"，"《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说已具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等说，而"犹有取于'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之语"，认为这是朱熹"不得已之辞"，主张"后之欲求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则不可以此而遂怠其稽古探索之志"。
因为"此心本无限量"，不能因王弼之说而"自界画，而忘其乾乾不息之诚"。在黄泽看来，"潜心玩索，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可以看出，黄泽的明象学主要有三点：一是要坚持以象为义理本原，不能舍象求理；二是要把握易象的大体，不必过于拘泥于细节；三是虽有不得，但要坚持探求，以期终有破解之日，也就是说，易象可明，但绝非一朝一夕能成。清儒陈澧批评说："说《易》而以明象自任者，莫如黄楚望，其用力劳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犹不能强通，遂以为小而在所后，则与辅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异乎？象不可明，诚哉是言也！"这显然有违黄泽本意，也忽略了黄泽坚持探索、勇于追求的精神。陈澧还批评黄泽的明象方法，以为"若言象，则惟有仍从汉儒之说，而去其烦琐支离诞漫者"，而"若真欲明之，则恐终古无斯人也"。若就黄泽之说来看，按照陈氏之法，确实是终古无人能明易象。
(三)复《易》大义之古 (1)
黄泽推极象学不明之说，以为《易》之未明，不仅仅是象学，即便是程颐、朱熹于易学义理"精切粹美"，但"《易》之大义未能复古者，亦多有之"。他列出十三条易学义理未能复古的事例，发人深省。而他对其中部分事例的阐释，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又是对这些问题的正面回答，颇见其易学思想。
其一，易之名义未能复古。汉儒以为易有三义，源于《易纬》，而发挥于郑玄。郑玄《易赞》及《易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黄泽认为"今人多只说变易"，而于易简、不易之说没有深入探讨。黄泽对此确有探讨。他说："上经首乾、坤，次以屯、蒙等卦，是从不易处说起，及终于坎、离，亦是不易；下经首咸、恒是从变易处说起，至既、未济亦是变易。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不易之中有变易者在。"黄泽以上经因天地以寓人事，下经因人事以明天地之道，以天道主变，人道主常，于是将《易》天地、人事之道的变与常融会一起，而与他讲《春秋》有经有权相通相融。至于易简之义，黄泽于重卦、卦变等说多有涉及。
其二，重卦之义未能复古。邵雍以"加一倍法"阐释了六十四卦的生成问题，从而构建起系统的先天之学。朱熹以其自然而无人工修饰，大加赞叹。但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有据可寻，而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并没有易学依据。不但如此，邵雍之说又割裂了传统的重卦之说。黄泽以为"重卦之义，未有说以相通"，正中其弊。即便今日，于重卦说仍不能说已明其究竟。黄泽对于重卦的解说，是与占法联系在一起来解释的。他认为伏羲始画八卦，其时事简，不容尚烦，故用八卦定吉凶。其后稍欲求详，于是始用重卦，谓之为贞悔，即以三画不足，更用三画，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贞言正法，悔言其过。于贞悔重卦仍以为简洁而不足，于是又出现变卦，以本卦为贞，以支卦为悔，而占筮至此为极。黄泽此说以筮占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而论，颇合情理，不失为重卦之义的合理解说，且与传统之说相协调，足见其思虑之深，而见解高明，足成一说。
其三，逆顺之义未能复古。邵雍作《伏羲八卦方位图》即小圆图，以为"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黄泽说此"乃是半逆半顺"，与孔子所称"易逆数也"相违，是邵氏说不合古义。
其四，卦之名义不能复古。黄泽认为六十四卦，各卦名之义互不相同，"无相犯者"，比如《咸》卦名是取女之义，《渐》卦名是嫁女之义，《恒》卦名是夫妇居室之义，《归妹》卦名是兄嫁其妹之义。但"说者以《归妹》是嫁女"，如此则"与《咸》取女之义初无分别"，"甚者则以为少女嫁长男"，更与卦名义本无相犯相违背。尽管黄泽未明言说者为顺，但其十三事本直接针对程颐、朱熹立说。朱熹《周易本义》于《归妹》卦辞解释称"妇人谓嫁曰归"，"兑以少女而从震之长男"，则朱熹有是说无疑矣。
其五，卦变之法不能复古。黄泽认为伏羲时占法简易，直接以"八卦定吉凶"，及文王、周公制为六十四卦，变为三百八十四爻，已足够复杂了。但朱熹《易学启蒙》"以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则失之于繁，非简易之道"。虽然汉儒已有此例，但并不符合文王、周公之意。此又从《易》名义之简易义立论。虽然黄泽有此说，但他以《左传》、《国语》为据，以为"贞悔之后，又有变卦，则以本卦为贞，支卦为悔，占筮至此极矣"，则与朱熹之说并无异致。事实上，黄泽"于卦变之法，求之四十余年，无所不用其思，而犹未敢确然独有所主"，并没有得出个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