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庠书》云："远蒙差人致书问安否，辅以药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陆盖万余里矣。罪戾远黜，既为亲友忧，又使此两人者跋涉万里，比其还家，几尽此岁。此君爱我之过而重其罪也。"在苏轼到达惠州四个多月后，远在万里之外的王庠就得到了苏轼在惠州的消息，并且派专人前往探望，这不能不让苏轼大为感动。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信中把王庠派人探望的举动，定义为"亲友"情谊的体现。苏轼与王庠存在何种亲戚关系？苏轼在另一封书信中称王庠为"侄婿"，表明王庠所娶之妻，是苏轼兄弟之女。苏轼《与黄鲁直尺牍五首》其五："某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自蜀遣人来惠，云：'鲁直在黔，决当往见，求书为先容。'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然旧闻其太夫人多病，未易远去，谩为一言。眉人有程遵诲者，文益老，王郎盖师之。此两人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求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
从两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苏轼与王庠一家交往的更多信息，言"旧闻其太夫人多病，未易远去"，说明苏轼过去就知道王庠母亲身体多病的情况，并且知道这就是王庠不便远离其家的重要原因。又《与王庠书》中有"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之语；《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一云："寄示高文新诗，词气比旧益见奇伟，粲然如珠贝溢目。非独乡闾世不乏人为喜，又幸珍材异产，近出姻戚，数日不释手。每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说明除了这次托人带的书信，王庠此前还多次奉送自己的著述给苏轼看，请求指点。故苏轼对王庠的文学才能、治学过程，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在向黄庭坚介绍王庠时，除了强调两家的亲戚关系外，还特别肯定其"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并且明确提出，可以收为"吾党"。这个表示，是王庠正式成为苏门成员的标志。在王庠寻师问学的经历中，曾一度拜近在眉山的程遵诲为师。
笔者颇疑《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五，当是王庠在苏轼贬惠之前所写的书信，其中云："老病废忘岂堪如此责望耶？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才尘忝后，便被举主取去，今日皆无有，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此信完全没有提及岭海的处境和贬谪之事，与其他书信明显不同。王庠去信向苏轼索要当年应举时文字作准备考试的范本，苏轼在信中除了推说手中没有这类文字(其实"策论""进论"是有的)，还比较委婉地规劝王庠老老实实多读书，不要只想走科举考试的"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并且专门介绍了自己摸索出来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至于考试的成败，不要把结果看得过重，视之为命中注定，就容易想通了。
关于王庠为苏轼兄弟何人之婿，明人朗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六《与王庠书》注谓庠为苏辙之婿，但苏辙之婿为王適(字子立)，苏轼兄弟均有与此人的诗文赠答，苏轼《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施注云："东坡守徐，子立为州学生，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曰：'是有类子由'。故以其子妻之。"显然是朗注把两人混淆了。孔凡礼依据黄庭坚的说法(详后)，认为王庠"当为不欺等堂兄之婿"，是比较可靠的。由于这种姻亲关系，苏轼对王家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王庠也因为这层关系，结识了已经在文坛上大名鼎鼎的长辈苏轼，所以经常把自己的著述文字送去求教，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苏轼给王庠的书信，主要集中在贬谪惠州期间，后来谪居儋州，就再没有彼此的联系痕迹，估计是交通悬决，无法互通音讯的缘故。
王庠与黄庭坚的交往，开始于绍圣二年(1095)夏。此年，黄庭坚任职黔州(今重庆彭水)，乃是随旧党司马光、苏轼等人遭贬。王庠遣人看望苏轼时，即表达了想去黔州探望黄庭坚的意愿，并请苏轼作书介绍，苏轼遂有前引《与黄鲁直尺牍五首》其五之作。王庠得到苏轼的书信以后，专门给黔州的黄庭坚去信，黄庭坚及时回复了王庠，信中提及王庠将去探望之事。黄庭坚《与王周彦书》其二："未及得面，驰情无量。秋初能一来，快尽此事，谨勒手状。"所谓"快尽此事"，指王庠在信中求教的关于读《易》的问题。王庠提出秋初去看望黄庭坚，黄庭坚很欢迎他的到来，并且相约谈论治学的相关话题。但王庠不知何故，黔州之行好像并未成行，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找不到相关的记载。也许是王庠接受了苏轼的劝告，因老母在堂，不便辞亲远行。黄庭坚在与其弟子王观复的通信中，提到他在黔州结识的比较重要的士人，其中就有王庠，《与王观复书》其二："不肖在巴峡间，所得人有......王庠周彦，荣州人，行己有耻，不妄取与。其外家连戚里向氏，屡当得官，固辞以予其弟及族人。作诗文，虽未成就，要为规摩宏远。此君又东坡之兄婿也，故亦有渊源耳。"
元符二年(1098)，黄庭坚在戎州(今四川宜宾)，作《寄题祖元大师此君轩》诗。祖元，僧人，王庠从兄，善琴，黄庭坚称其为元师、元上人、祖元大师。任渊《山谷诗集注·年谱》："山谷有此诗跋云：'元符二年闰月初吉，书赠戎州琴师祖元。'按是岁闰九月，又有一篇亦此韵，见于《外集》。"《此君轩诗》山谷作于戎州，刻于荣州。民国十八年《荣县志·金石》："《此君轩诗石》：诗刻黄山谷《题此君轩》'王师学琴三十年'一首(案：《黄庭坚诗集注》本作"二十年")。自注：'元符二年秋，元公访予于僰道，约来年三月予必东归，归当复来别我。既而如其言，果来相见，但乞此君轩诗而已。咄嗟而成，文不加点。'"诗末句云："公家周彦笔如椽，此君语意当能传。"对王庠的文学才能颇为称道。
次年(元符三年，一月，徽宗即位，改元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离戎州赴宜州(治今广西河池)羁管地，途经江安(今四川江安)，王庠有诗赠之，黄庭坚作《戏用题元上人此君轩诗韵奉答周彦起予之作，病眼空花，句不及律，书不成字》诗(案：此诗任渊《年谱》以为作于元符二年，廖广翏《黄庭坚谪巴蜀年谱、诗文、尺牍、文物综考》有专门辨析，今从之)，诗云：
此道沉霾多历年，喜君占斗龙泉。我学渊明贫至骨，君岂有意师无弦。
潇洒侯非贪嚼命，道人胸中有水镜。霜钟堂下明月前，枝枝雪压如悬磬。
敝帚不扫舍人门，如愿不谒青洪君。来听道人写风竹，手弄霜钟看白云。
平生窃闻公子旧，今日谁举贾生秀。未知束帛何当来，但有一筇相倚瘦。
欲截老龙吟夜月，无人处为江山说。中郎解赏柯亭椽，玉局归时君为传。
黄庭坚《跋此君轩诗》云："余既追韵作此诗，寄周彦。周彦钞本送元师。元师得余手写，因为作草书。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遂号为草书尔，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尔。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尔。江安城北滩上作小草，尉李相如为余开两窗，极明焕，故作戏弄，笔墨可意。"诗对王庠安贫乐道大为称道，对他不为世用表示惋惜；后半以期待他日东坡赏之荐之作结，十分切合王庠与苏轼的亲密关系。其实，此时苏轼正遭严谴，愈贬愈远，自身尚且难保，已经没有足够能力照拂这位"侄婿"了。不过，黄庭坚在赠王庠的诗中特别点明王庠与苏轼的特殊关系，对于考证二人的交情，甚为重要。
与此同时，黄庭坚作有《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泸之江安绵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法弟周彦公》诗，据《黄庭坚诗集注·别集诗注》卷下引《山谷年谱》，此诗有黄庭坚题跋云："旧时东坡所作《醉翁操》善本，尝对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岁从成都通判陈君颀得其谱。'遂促琴弹之，词与声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翁操》。然词中之微旨，弦外之余韵，俗指尘耳，岂易得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书。"题跋明言在江安与祖元相见并作诗相赠的时间在建中靖国元年正月，故任渊《年谱》系于上年自黔州贬戎州途中所作，是不恰当的。诗开首即言："岁行辛巳建中年，诸公起废自林泉。"指徽宗即位改元即大赦遭贬元祐诸臣的事；而诗人反观自己却由川入桂，并不能回京，言辞间有几分凄苦之意。又言"能来作诗赏劲节，家有晓事扬子云"，对祖元专程相送深表感激，并以多才大儒蜀人扬雄称许王庠。
《黄庭坚诗集注·别集诗注》卷下此诗题解附王庠和此君轩诗二首，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王庠少量存世作品之一。题为《此君轩和诗》，其一云：
竹君久要已忘年，临风相语叶响泉。休学我圆中似壁，莫师我直劲如弦。
劝人达节通大命，舒卷若绳明若镜。尺无枉已空宿书，圣岂有心犹击磬。
岁寒来伴老柴门，我岂好静为躁君。惟有青青四时性，笑发千载空浮云。
平安为报春依旧，珍重道人怜特秀。忍饥宁可食无肉，相对忘形筍黑瘦。
更有涪翁心似月，平生相照何劳说。不为煎茶不作椽，清风万壑到处传。
诗的前大半以拟人的手法，摹写竹的特征和习性，用之比拟君子的高尚与劲直；结尾四句绾入对黄庭坚的赞美，不失和韵诗之格。诗前序称："庠窃观学士九丈《题此君轩》诗，谨次元韵，因以求教，下情愧悚之至。"把黄庭坚尊为与苏轼一样的长辈，出言十分谦恭有礼。这既反映了黄庭坚与苏轼的关系本在师友之间的事实，同时也体现了王庠年辈较晚、为人谦逊有礼的个性。
其二云：
鸣凤览德论纪年，要知圣泽如流泉。霜钟堂前饱竹实，道人娱凤抚舜弦。
敲门剥啄谁传命，淡云磨月开天镜。明朝相约送涪翁，夜静林深绕清磬。
涪翁万里离鬼门，竹枝莫恼白使君。欲试刚肠直冰炭，抱琴远别冲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