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么说，像魏延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勋劳赫赫的大将，在矢石交飞的战场上迭经风险而不死，到头来却死于"自己人"的刀下；这还不算，当马岱提着他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然"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我认为，主要责任应该由魏延自己承担。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也十分清楚：
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看来，魏延是一个刚强威猛，颇有点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艰难的优点，也有桀骜不驯、任性而行的缺点。在蜀汉立国之前和建国之初，上有刘备这个雄主统驭，左右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大将并立，魏延还不可能目中无人，他的缺点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优点则较好地得到发挥，在无数次的拼杀鏖战中建立了累累功勋。随着刘、关、张、马、黄、赵等人相继谢世，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大局，魏延成了开国元勋中硕果仅存的大将，地位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这时，他那刚而自矜、目中无人的毛病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他以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韩信自许，一心要自领一军，与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强魏、复汉业的盖世奇功。而且，他也确实提出过直出褒中、奇袭长安的妙计。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妙计，对他分兵的要求也总是"制而不许"。
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对诸葛亮颇有牢骚，甚至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只是由于对诸葛亮心存畏惧，他还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同僚们对他处处让三分，唯独杨仪却偏偏不买他的账，老是同他争长论短，这当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双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因此，当诸葛亮病逝，由杨仪统兵撤退，要他断后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大敌当前，三军新失统帅，亟须加强团结，稳定军心，却非要同杨仪见个高低。不管魏延可以举出多少理由，这种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尽管他一向"善养士卒"，到了这个时候，却是"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魏延传》)。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逃跑，终于丢了老命。半世威名，毁于一旦，铸成了千载悲剧。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
折冲外御，镇保国境。
不协不和，忘节言乱，
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这段赞语，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惜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人们有理由说魏延并未背叛蜀汉，但也同样有理由说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悲剧，身为统帅的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确实不像刘备那么放得开手。刘备在世时，虽然手下良将众多，却一直把魏延视为特达卓异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让他长期镇守汉中，屏障益州，可谓用之不疑。而诸葛亮呢，尽管北伐时良将寥寥，可与魏延颉颃者几乎没有，但他对魏延总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认真考虑魏延的重要建议，也不愿让魏延分兵而进。这种颇有保留的用人态度，自然要使心高气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可悲的是，诸葛亮与魏延并无私怨，他的忠诚勤谨、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赏罚公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他也比较注意选贤任能，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严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时，不知不觉地比较偏爱那些稳重温驯、谨言慎行的人；而对那种颇有才干而锋芒毕露的人，对那种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对那种好提意见时有牢骚的人，总是不那么喜欢，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魏延就是如此。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也是诸葛亮不及刘备之处。
其次，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问题上，诸葛亮虽然"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却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着二人由日常意气之争发展到尖锐对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废"，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锋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身边办事，对二人倚重的程度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临终之时，如果把魏、杨二人叫到一起，晓之以大义，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涣然冰释，至少也可以暂时缓和一下。遗憾的是，诸葛亮仅仅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找来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为第一号大将，这样做显然是不大妥当的。魏、杨矛盾的激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今天，我们越是敬佩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就越是为他没有处理好魏延问题而惋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延的悲剧多少反映了蜀汉政权人才不盛，难乎为继的悲剧。
三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以大开大阖的气魄，雄健恣肆的笔力，立主脑，理线索，"据正史，采小说"，刻意经营，从容布局，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表现出极高的才能。
但是，在塑造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却陷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中。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必须真实地再现历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隐其过失；另一方面，作为诸葛亮的热烈崇拜者，他又实在不愿意表现诸葛亮在处理魏延问题时的失误。通观全书，我们时时可以感觉到罗贯中左右为难的心理。
在《演义》中，对魏延的描写大部分符合史实，而且比史书记载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书中有关魏延的许多情节，或者是历史上的魏延实有的，或者是魏延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作者一一写来，把魏延的形象塑造得比较丰满。如书中对魏延加入刘备集团的经过的描写，就是史书上所没有的；罗贯中通过魏延襄阳斥蔡张、长沙救黄忠这两个虚构的情节，较好地表现了魏延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性格。又如书中叙述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曹)操令来日进兵，出斜谷界口，再复中原。忽当道一军摆开，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恶言大骂。操令庞德战之。......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操带伤，又折却门牙两个......(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魏延严词拒绝曹操的诱降，表现了他对刘备集团的忠诚；一箭射伤曹操，这个功劳更是非同小可，刘备集团还没有其他人直接杀伤过曹操呢！其实，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也不见于史书，但它却有助于表现魏延的英勇善战。
再如，当诸葛亮病危时，司马懿命夏侯霸去探虚实，诸葛亮命魏延退敌，书中写道：
魏延遂上马，引兵出寨时，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奋赶二十余里方回。(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这说明，即使在这样危急的时刻，魏延压根也没有想到背叛蜀汉，投降曹魏。
类似的情节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些描写，充分表现了罗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可是，且慢！这样写下去，读者岂不是会觉得魏延最后被杀太可惜了吗？岂不是会认为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够妥当吗？罗贯中对诸葛亮实在太热爱了，他一心要把诸葛亮塑造为十全十美的完人，决不愿意让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损害。于是乎，他煞费苦心地虚构了许多情节，以便说明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具有先见之明。然而，这些情节往往不合情理，非但不能给诸葛亮增添光彩，反而有损于他的形象。试看：
当魏延救了黄忠，献出长沙以后，"玄德敬之"，诸葛亮却"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刘备急忙劝阻道："诛降杀顺，大不义也。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何故杀之？"诸葛亮便说出了他的理由：
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诸葛亮这段话影响很大，其实却是似是而非之谈。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兵微将寡，又没有地盘的刘备，要想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延揽天下英雄，包括欢迎从对手营垒投顺过来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为"不忠不义"，岂不是闭塞贤路，自陷孤立？按照诸葛亮的这个逻辑，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却背弃刘璋，千方百计地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其"不忠不义"之"罪"比魏延大得多，岂不更该杀头？但法正却被刘备倚为谋主，后又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这该如何解释？此外，老将严颜不仅自己投降了张飞，还招降沿途关隘四十五处，比魏延献一个长沙厉害得多；张翼在雒城绑缚刘，迎降刘备，比魏延杀韩玄做得更绝；益州将领归降刘备者还有不少。请问，他们该不该全部斩首？诸葛亮对这些人一概欢迎，为什么对魏延却要特别苛刻呢？至于所谓"反骨"云云，更是荒诞不经之言。通观《演义》，诸葛亮并无相面之术，为何一见魏延便可断其忠奸？而且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时，并未免胄，诸葛亮怎么能从他那戴着铁盔的头上一眼就看出"脑后有反骨"？离开了细节的真实，这句话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尽管魏延并无二心，诸葛亮却一直想除掉他。当诸葛亮在上方谷埋下地雷，布下干柴时，命魏延将司马懿父子诱入谷中，又叫马岱垒断谷口，企图将他们全部烧死。由于天降大雨，司马懿父子得以逃出，魏延也幸而不死。这时，诸葛亮却翻脸不认账，反而责怪马岱把魏延堵在谷中，要将马岱斩首(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这些情节，把诸葛亮写成了心术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败笔。
最后，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情沉重时，祈祷北斗以求延年益寿。这本来就是徒劳无益的事，罗贯中却把它写得煞有介事，使不忍心看到诸葛亮去世的读者产生几分希望。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哪知魏延却入帐报告军情，因"脚步走急，将主灯扑灭"(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这样一来，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过，不要说"姜维大怒......欲斩魏延"，就连热爱诸葛亮的某些幼稚的读者也不禁会将满腔愤怒倾泻到魏延头上，认为魏延确实该死。罗贯中写到这里，可能自认为是得意之笔；然而，今天的许多读者却反而会替魏延抱屈。
由此看来，在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时，罗贯中摇摆于两条原则之间：一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条则是"为贤者讳"的儒家行事原则。遵循前者，他的笔通常是婉曲自然，游刃有余的；而囿于后者，他的笔有时又运转不灵，力不从心，苦心虚构的某些情节并不具备浪漫主义想象的美感，反倒是违背现实主义的败笔。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罗贯中创作思想中的矛盾。
总之，我认为，罗贯中在塑造魏延形象时，其创作意图是游移不定的，倾向性也是不够鲜明的。他似乎是在按照两条平行线来描写人物：一条是用大量情节表现魏延的智勇功勋，另一条则企图证明魏延确实背叛了蜀汉和这背叛的必然性。罗贯中无法使二者水乳交融，因此，他笔下的魏延形象，尽管在某些方面是丰满的，但其性格却显得不够统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对诸葛亮形象的某种绝对化。
诚然，罗贯中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从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处理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失误也是处处回护，苦心文饰，这样就使他在某些地方离开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不能像塑造曹操、关羽、张飞等形象时那样，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的创作自由，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其结果，欲益反损，产生了一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从这一创作上的成败得失中，我们不是可以领悟到某些艺术的辩证法吗？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