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刚回到牡丹江炮团，栾股长远远看见就下楼来，从我手中抢过行李，抱怨道："你不知道我们团要散了吗？回来干什么？"我无言以对，就自嘲了一句："回来和炮兵团共存亡！"栾股长哼了一声，就去忙其他事了。因为团政治处早有了文书，我就继续当我的新闻报道员，在宣传股办公。原来一个人的宿舍，现在也和文书共用了。
老主任转业走了，新主任才由二营的教导员提上来，"三把火"一把没烧，就遇上了"整编"这茬。他定下每周一开政治处的"交接班会"，我在电话里每个人都通知到，又去每个股长家挨个通知了，可第一次开会，连我在内却只到了五位。主任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办公室要么就没一个人，要么就来得很齐。来了就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一些传言，每听到一个传言就会让人升起一些希望，或者让人意志消沉下去。听说我们这个师只留一个团，划给牡丹江军分区，其余的部队一部分到延边的守备B师，一部分到北安的守备D师。就有人争论是去延边好还是去北安好，或者是留在牡丹江好，大家充分民主，讨论热烈。一会儿又有人说："我们这个师要把全部的重武器移交给预备役部队，集体转改武警。"一想起穿上武警服的神气样，有人就开始高兴了。但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驳："这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听说武警都要裁，还用解放军改？我们师的去向是集团军地炮旅和军直单位。"一听说是要去军直单位，有人插话问道："那不是去了春城？"那反驳的人当然就一脸的不屑，肯定地说："是啊，这下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穷山沟跳到大城市了！"一般来说，我都含笑听他们议论，很少发言。月亮走，我也走；让我到哪我到哪，让我复员我复员。
这时，师机要科直接给我送来了一封军内机要通信。我怎么会有机要通信？拆开一看，大吃一惊，是集团军军长给我写的亲笔信，信上说："小波同志，你的事我从北京回来后听说了，对一些问题，部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和规则，你受了委屈。这样也好，你多在基层吃透情况，了解部队，磨炼自己，你会更成熟的。这次你们师整编，我相信会有好的部队领导发现你的；如果你去的部队不理想，不能发挥你的作用，你可以直接给我来信。祝你早日成才！"我看完信好久了，手还在抖个不停，还没从激动劲儿中缓过来。栾股长看了后，也很感慨："早就听说军长交过一些士兵朋友，没想到他还会亲自给一个兵写信。"
好了，只要有军长这一席话，我受再大的委屈也值了。
说来好快，不几天，整编教育就开始了。集团军专门来了工作组，由副军长带队，浩浩荡荡开到我们团。动员大会上，团长深情的讲话被掌声一次次打断，他说："我们这个团从成立以来，就在集团军的序列里和友邻部队一起生活、训练，现在国防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这个团整编、撤销，我代表全团官兵，向军首长表个态：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服从上级指挥，为国家和军队站好最后一班岗！"说着，说着，突然，他泪光一闪，说， "但是，当着军首长和全团官兵，我想要说句心里话，作为一团之长，我更愿意带领全团将士奔赴前线，就是全部战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还会有我们的番号......"这时，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台下的人全都眼睛红红，心里发酸，有的兵甚至失声痛哭了。
一旁的副军长对会场的气氛陡转成这样，明显有些不满，忙拿过话筒，眼睛朝下扫了几下，神情威严地说："守备A师在集团军序列里的这些年，为集团军的全面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牢牢守卫着祖国的北疆。正是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有了牡丹江的稳定和发展。但现在形势和任务变了，需要我们这个师整编，怎么办？两个字：服从！还不够，再加两个字：坚决服从！军队是什么？是坚决服从党和国家意志的武装集团。国家一声令下，需要我们拿枪就拿枪，需要我们脱军装就脱军装！"他的声音放慢了，"更何况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同志还不脱军装，只是换一个部队嘛！我劝我们的同志不要轻易掉眼泪，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我这里换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整编时。
说不定你要去的新部队比这里条件好一百倍，到时候感谢我还来不及呢！"台下哄然一笑，沉闷、伤感少了不少，气氛活跃了些。副军长这时的话又有些沉重了："说到感情，守备A师这些年早就和集团军融为一体，此时也无异于是亲身骨肉的分离。再说一个秘密吧，我就是这个团组建时最早的一批兵，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可是，我们要坚决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和国家对外政策的需要，你们作出的牺牲、奉献，共和国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里，我代表集团军首长，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敬礼！"他站了起来，举起了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手，向全体的官兵庄重肃穆地敬了一个军礼。没有命令，台下的官兵全都不约而同站起来，一起向这位集团军的首长，不，这位炮兵团的老兵，敬礼！从将军到士兵，人人脸上淌着热泪，心在刹那间沟通、交融，掌声从每个人的手上响起，排山倒海，久久不息。
团长的讲话稿是栾股长昨夜熬了通宵写的，是我一页页抄出来的，我也想听听团长的讲话与讲稿比，用了多少，发挥了多少。说来惭愧，当了几年兵，还没听过团长一次讲话。没想到团长根本就没按稿子讲，更没有想到还会听到副军长那一番让人热血沸腾的讲话。这一刻，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被深深震撼了，对军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什么是军人？那就是和平时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战争来临时，用胸膛去抵御侵略者的子弹，用身体筑成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支持我们民族永远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这一刻，什么提不提干， 什么多两颗星少两根杠都统统见鬼去吧，我融入了一种骄傲、自豪的氛围中，为我这身军装，为我也是一个兵！
随副军长来的还有军政治部组织处的杨干事，在军里我帮他值过班，还帮他搬过家，他也了解我的情况。我在营区里见到他，敬个礼向他问好。他很惊喜，拉着手就询问我的去向。我说："原来延边的守备B师说过调我，没有去成，现在部队一整编就更不知道了。"他马上就说："守备部队有什么意思，还是留在野战军吧！"他转身对陪同的团长说："小波这个兵不错，团里不是有兵去军地炮旅吗？走的时候直接拨过去吧！"集团军的大干事都发了话，团长是连连答应。此话传出去见风就长，一会儿工夫就传遍了政治处。由于大家对自己的去向还心中无数，干事、股长们就都向我表示祝贺，说："小波，你这小子是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我只是笑笑了之，经过一些事后，人变得成熟起来，什么事只要没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刻，变数都很大。
整编教育结束后，我们师就从集团军序列中划出来，移交给了黑龙江省军区。在省军区的管辖下，有步骤地整编，该走的走，该留的留。移交完的第二天，省军区就来了一个副司令员（集团军都叫军长，军区、分区都叫司令员，地方一般就简称司令），再最后检阅一下这支马上就要解散的部队，炮团也最后搞了一次"分列式"表演来迎接这位将军。"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军营的大小角落，大家都打足精神，挺起胸膛，再最后展示一番炮兵团的风采。
继上个星期天师副食库被盗后，昨天，师医院再次被人偷走上千元钱，另一个团的一台彩电也不知去向。每次，我在电话里抄到师里的情况通报后，心里就沉甸甸不是滋味。是不是快散了，人们都会撕去脸上的伪装，把一些最肮脏，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暴露出来，采取愤慨、不满或者其他的方式发泄？团里怕出事，晚上一律派了双岗，并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军官外出凭政治处发的证件，士兵出门要到司令部开外出证。
恰在这时，军区的《前进报》又把我在集团军时写的那封《请发给我们士兵证》的"读者来信"给登了出来，偏偏稿子后的落款又是我最初写的炮团对外的代号。看到报纸上的白纸黑字，我心里那个后悔劲没法提了，这才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下去给政治处取报纸时，在大道上就见到了团长和军务股梁参谋在那里说着什么，我正要缩头快速走过去，梁参谋眼尖，一下看见我，就把我给叫住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小波，你怎么好给上面写信？我们部队都快黄了，还让上回报纸？"此时的我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解释不清，只好红着脸低头由他训。旁边的团长脸色也很不好看，却很有涵养地挥挥手让他停下来。他们走了后，我独自愣了半天。
师里的张钢干事很急地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在军里时，就知道他已调去地炮旅，他找我有什么事？我在雨中发狠蹬车一个多小时，赶到了师部。他看我帽子和外面的衣服已经淋湿了，忙拿来毛巾让我擦擦。
等我气喘平顺了，他一脸笑容："师里快要散了，你怎么打算？我已经去地炮旅报了到，那边还没报道员，我请示旅政委后，准备调你过去，你愿意吗？"他还说那边的条件很好，过去后他带着我干，出成绩会很快，不用两年就可以提干。他还怕我不答应，就说他当年办新闻培训班只出了我一个优秀学员，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
如果能去，我当然求之不得，我现在就如丧家之犬，只要有地方肯收留我，只要能让我继续搞新闻，我就感激不尽，我有得挑吗？再说，我还真怕分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大家不了解我的特长。我马上就表态愿意去，还说集团军组织处杨干事也说让我去地炮旅。他一听是大喜过望，就准备到军务科开我的调令，说调令拿到后，明天就可以和他一起走。
过了一会儿，他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劈头就问："你最近写了什么？军务科不仅不给开调令，还说不给处分就已经很便宜你了，想先走，门都没有！"我默默地在桌上找到那份《前进报》递给他。他抽着烟，皱着眉头看完，说："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写这样的稿？唉，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了。"当时《解放军报》登出来时，师军务科就肯定看过，只不过那稿上落款写的是集团军的代号，与师里没多大关系。现在人刚回到了师里，又用团里的代号在《前进报》上发，这不是有意发泄对师里不满是什么？这样的人是不是该收拾？他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初一同寄出的稿，只是因为不同的编辑阴差阳错造成的不同结果罢了。如果颠倒一下，军报稿上的地址登的是我们团，《前进报》上登的又是集团军的，一切还会这样吗？算了，我懒得去想，也懒得向人解释什么。
从师部回来后已经晚上八点了，我就和几个老乡爬墙出去，找了一个地方喝酒。一晚上，我除了傻笑，就是使劲喝，最后被老乡抬了回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抬着我翻过那道墙，并避开了警卫排的巡逻的。警卫排有时就埋伏在围墙下，见到跳墙的，来一个抓一个）。回到政治处宿舍，我就吐了一地，把已睡了的文书也给熏跑了。早上四点，头疼欲裂的我醒了后，两眼瞪得大大的，再也睡不着了。想起枫和她说过的话，我毕竟不成熟，身上又有文人的一些臭脾气，才会做出当初既盲目又冲动的选择；要不然，我现在应该还在春城的集团军教导队，意气风发地等着提干、授衔，哪会遭现在这样的罪？而现在，我只能默默咀嚼这盲目和冲动带来的苦果了。
我爬起来，拿起政治处的电话使劲摇，师里的总机很不耐烦，说："你有病啊，早上四点要接什么春城？"我是好话说尽，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终于到了集团军医院，接电话的护士说枫还没从北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