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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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闪电庆历(7)

什么是进奏院?这得解释一下。用一句今天的话简单说,就是驻京办事处。汉朝初建时称邸,其职能是:各地官员到京师朝见皇帝或办理其他事务时的落脚地,也是本地进京官员的联络处;负责向朝廷报告本地情况,呈递本地表文,向本地及时报告朝廷及其他各地情况,传达朝廷诏令、文牒,办理本地向朝廷上供赋税事宜;凡本地不能擅自决定的大事,向朝廷请示裁夺。唐中期改称进奏院,一般由道(大小相当于今天的省)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唐中期以后,节度使独揽军权、财权,皇帝也忌惮三分,因此其“驻京办”极为显赫,大都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在一千一百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唐末,进奏院在首都长安多达五十多个。为了获取中央的情报,进奏院能得到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职能,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安全地赶路,到了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一时,各地“驻京办”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极有权势,竟有“驻京办”人员暗杀京官的案例。有鉴于此,宋时对进奏院的组织和职能加以改革,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由朝官兼领,隶属于给事中,掌传递公文。这样就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挟制朝廷的情况,使它成为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对州郡直接控制的机构。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政令。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经费不再依靠地方财政,由皇帝划拨,其中最大一块是镂刻雕版费。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发给地方官员,这也许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报纸吧。事实上,进奏院又成为地方官与京官以及京城名流的社交场所,他们在这里议论朝政,交换情报,联络感情,筹谋事体,休闲娱乐,尤其宋代自由浪漫,甚至可以把妓女接进来“卡拉OK”,歌舞侑酒,又成了一处京都游乐场。“苏、王案”就发生在这种地方,所以又称“进奏院狱”。

且说庆历四年(1044)仲冬的一天,一群名士京官以“祠神”为名,雅集于进奏院,为首者即诗名已著的苏舜钦。其中包括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四十余人。这一帮中青年官员聚会一处,定要玩个痛快,免不了召来美妓,一人身边陪上一位,吃酒行令,歌之舞之,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座中这位洛阳才子王益柔,才刚三十岁,酒色上头,已成醉仙,诗兴发处,随口就是一首《傲歌》,内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四下皆称气贯长虹得天成,转眼却变作非君非圣的“恶攻”罪状。再一个,他们并非“AA制”,所有花费出自“小金库”,那是“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消费的,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埋单的钱,那是依照惯例卖掉机关旧报纸等废纸的钱,要说是公款消费也沾边。不过,既然是“循前例”,以前都没有出过事儿,可见苏舜钦他们当时也没太在意。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却极为特别,既为自己惹出牢狱之祸,更为庆历新政引来灭顶之灾。

要说出事,也怨这伙不谙政局的轻佻文士。就说苏舜钦,你是范仲淹举荐的新派官员,你是新政大腕之一的杜衍的女婿,你是被人家夏竦们划入改革阵营的一分子,眼下时局如此复杂、险恶、云谲风诡……你怎么能一点儿不清醒呢?“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底事”,你瞧你们聚会的这些人,哪个不是他们真心看重的?有些就是他们直接荐举的呀,你王益柔不也是范仲淹点名上报的吗?可你们却一点儿管不住文人的臭毛病,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人家要打你们杀你们了,你们倒好,还给人家手里递鞭子递刀子!

这次,直接出面挥刀的不是夏竦,而是状元郎王拱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这样记载:消息传出,“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指杜衍,两个月前,杜衍刚被任命为宰相)。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世以为过薄”什么意思?舆论认为处理得过重了,有点刻薄。可不就是嘛,一个顶多值得城区纪检委处理的案子,却交给开封府,等于交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处理;顶多给苏舜钦、王益柔一个降级处分,其他人通报批评就行了,却把苏、王扔进监狱不说,四十多个人都从重处分,大部分还赶出京城,委实有点不能服众。显然,这个处理结果大有来头,那是仁宗皇帝说了话。据同上出处记载,宋仁宗就这个文人风月案,非常少见地特下专诏曰:

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宋仁宗这是在论“苏、王案”吗?开篇就是一个“不为朋党”!在你大宋圣朝,文人挟妓饮酒,宰辅家养乐班,这算个事吗?怎么如今立马就与“朋党”挂起钩来?明眼人看得出来,你宋仁宗真正要点的题是:“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这是在数落进奏院这些喝酒人吗?不是,分明是在敲打举荐这些人的人,是在说给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这些人听的,是在责怪自己一手鼓动起来的庆历新政。什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你宋仁宗干脆就像那些被整肃的贪官庸吏一样,直接骂“江东三虎”“山东四伥”好了!所以,“苏、王案”是个标志,不仅是将改革势力“吾一举网尽矣!”更主要的是,标志着皇帝的天生劣根性已然在宋仁宗身上复活,宁可断送庆历新政,也不能要所谓的“朋党”威胁。

面对宋仁宗的“变心”,韩琦挺身而出。同上出处记载:“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皇上你不是对写反诗的书生都大度宽容,却独独为此“一醉饱之过”而想痛下杀手,奇怪得很哪!这里说“痛下杀手”,确实事出有因,原先状元郎们“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是韩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你们这帮小人儒想干什么,以为我韩琦看不出来吗?国家忧患大事有多少啊,你们“置此不言”,却咬住一个王益柔,想要扼杀新政,什么东西!据说韩琦一下给揭穿老底,连宋仁宗也“悔见于色”,“上悟,稍宽之”,这才没让王益柔掉脑袋,连同苏舜钦一起削职为民。宋仁宗真要杀了王益柔,那可成了败坏“祖宗家法”第一人,历史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评价他了。请注意,宋仁宗这会儿的“悔”,可不是对他背叛新政的悔,只是给韩琦一个面子,不开杀戒罢了,而摒弃庆历新政及其改革团队的私心,已然铁定了。证据就是,改革派再有进奏之言,他不仅听不进去,干脆就起了反感。厉行新政期间,尹洙身在西北前线,自觉不在局中,说话公允平静,或能入得仁宗之耳,就上奏曰:

臣闻知贤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终,于治国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次为谏官,臣知数子之贤且久,一旦乐其见用,又庆陛下得贤而任之,所虑者任之而不能终尔。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岂有任之而不能终哉?盖闻唐魏玄成既薨,文皇亲为撰碑文以赐之,后有言其阿党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与魏玄成者,间言一入,则存殁之恩不终,臣未尝不感愤叹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论,则知之任之为易,终之实难,可不虑哉!……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终之之甚难,则天下幸甚!

……夫今世所谓朋党,甚易辨也。陛下试以意所进用者姓名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称誉,必有对者曰:“此至公之论”;异日其人或以事见疏,又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营救,必有对者曰:“此朋党之言”。昔之见用,此一臣也;今之见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称誉与营救一也。然或谓之公论,或谓之朋党,是则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为陛下建忠谋,岂复顾朋党之责?但惧名以朋党,则所陈之言不蒙见采,此又臣之深虑也。惟圣明裁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宋仁宗看没看尹洙此疏不知道,没理这个茬儿是真的。大宋的文人也真敢说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朋党”“朋党”地说个不停,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而于事则早已无补了。庆历五年(1045)春,宋仁宗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缘边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罢杜衍宰相,出知兖州;罢韩琦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十一月,再罢范仲淹四路帅职,以给事中知邓州。至此,庆历新政的领袖与骨干人物,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出京,宋仁宗自己御定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自己再另行颁诏,基本上一一予以废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精英欧阳修还是有话要说,他倔犟地上奏曰: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

忌“朋党”,忌皇权旁落,欧阳修算是一语点中宋仁宗的软肋与死穴,这也是所有皇帝的软肋与死穴。你还“臣请详言之”,还要说什么呢?告诉你欧阳修,朕是宁逐“朋党”,不要忠臣;宁保皇权,不要新政!你也离朕再远点吧!八月,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庆历新政,难道不是一道明亮而短暂的闪电吗?

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在亲手断送了庆历新政之后十二三年的嘉祐年间,他已然年过知天命,忽又来了变法热情,而且像当初看重范仲淹一样,看中了江西才子王安石。本章开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其心胸与气概,真与当年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皇祐元年(1049),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知杭州。此时王安石年方二十九岁,正在鄞县做知县,为拜见这位庆历改革元老,他先有《上范资政先状》,后有《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会面中都谈了些什么呢?关于他们这位仁宗皇帝,估计范仲淹满腹块垒,却什么也没有说,就像四年前被罢去参知政事前后一样,缄口不言新政事。

确实,这一点相当反常,笔者发现,从富弼、石介“谋逆案”,到苏舜钦、王益柔“进奏院案”,如此的险风恶浪,举国大事,范仲淹却一直保持沉默,于此两案略无奏议,既不表态,也不辩解,似乎事不关己,这与他一向遇事敢言敢当的硬朗作风大异其趣。难道就因为他范仲淹不在案发时空之中吗?且听下节试解。

37.叹其不争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范仲淹研究会范氏宗亲网发布了《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与前述两案最为相关的年份是庆历四年和五年,即公元一〇四四年和一〇四五年,也即范仲淹五十六岁和五十七岁这两年。其年谱内容如下: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应韩琦奏请,罢修水洛城,刘沪、董士廉依郑戬命继修完工。渭州知州尹洙怒欲斩之,狄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

二月,范仲淹上言为刘、董二将辩解。是月,上从范仲淹之言,诏州县皆立学。

四月,仁宗与执政论朋党事。宋夏议和达成协议,元昊削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对于崇政殿,上“和、守、战、备”四策。

六月,辅臣列奏,答手诏问五条。与韩琦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