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进奏院？这得解释一下。用一句今天的话简单说，就是驻京办事处。汉朝初建时称邸，其职能是：各地官员到京师朝见皇帝或办理其他事务时的落脚地，也是本地进京官员的联络处；负责向朝廷报告本地情况，呈递本地表文，向本地及时报告朝廷及其他各地情况，传达朝廷诏令、文牒，办理本地向朝廷上供赋税事宜；凡本地不能擅自决定的大事，向朝廷请示裁夺。唐中期改称进奏院，一般由道（大小相当于今天的省）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唐中期以后，节度使独揽军权、财权，皇帝也忌惮三分，因此其“驻京办”极为显赫，大都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在一千一百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唐末，进奏院在首都长安多达五十多个。为了获取中央的情报，进奏院能得到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职能，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安全地赶路，到了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一时，各地“驻京办”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极有权势，竟有“驻京办”人员暗杀京官的案例。有鉴于此，宋时对进奏院的组织和职能加以改革，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由朝官兼领，隶属于给事中，掌传递公文。这样就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挟制朝廷的情况，使它成为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对州郡直接控制的机构。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政令。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经费不再依靠地方财政，由皇帝划拨，其中最大一块是镂刻雕版费。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发给地方官员，这也许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报纸吧。事实上，进奏院又成为地方官与京官以及京城名流的社交场所，他们在这里议论朝政，交换情报，联络感情，筹谋事体，休闲娱乐，尤其宋代自由浪漫，甚至可以把妓女接进来“卡拉OK”，歌舞侑酒，又成了一处京都游乐场。“苏、王案”就发生在这种地方，所以又称“进奏院狱”。
且说庆历四年（1044）仲冬的一天，一群名士京官以“祠神”为名，雅集于进奏院，为首者即诗名已著的苏舜钦。其中包括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四十余人。这一帮中青年官员聚会一处，定要玩个痛快，免不了召来美妓，一人身边陪上一位，吃酒行令，歌之舞之，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座中这位洛阳才子王益柔，才刚三十岁，酒色上头，已成醉仙，诗兴发处，随口就是一首《傲歌》，内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四下皆称气贯长虹得天成，转眼却变作非君非圣的“恶攻”罪状。再一个，他们并非“AA制”，所有花费出自“小金库”，那是“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消费的，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埋单的钱，那是依照惯例卖掉机关旧报纸等废纸的钱，要说是公款消费也沾边。不过，既然是“循前例”，以前都没有出过事儿，可见苏舜钦他们当时也没太在意。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却极为特别，既为自己惹出牢狱之祸，更为庆历新政引来灭顶之灾。
要说出事，也怨这伙不谙政局的轻佻文士。就说苏舜钦，你是范仲淹举荐的新派官员，你是新政大腕之一的杜衍的女婿，你是被人家夏竦们划入改革阵营的一分子，眼下时局如此复杂、险恶、云谲风诡……你怎么能一点儿不清醒呢？“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底事”，你瞧你们聚会的这些人，哪个不是他们真心看重的？有些就是他们直接荐举的呀，你王益柔不也是范仲淹点名上报的吗？可你们却一点儿管不住文人的臭毛病，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人家要打你们杀你们了，你们倒好，还给人家手里递鞭子递刀子！
这次，直接出面挥刀的不是夏竦，而是状元郎王拱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这样记载：消息传出，“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指杜衍，两个月前，杜衍刚被任命为宰相）。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世以为过薄”什么意思？舆论认为处理得过重了，有点刻薄。可不就是嘛，一个顶多值得城区纪检委处理的案子，却交给开封府，等于交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处理；顶多给苏舜钦、王益柔一个降级处分，其他人通报批评就行了，却把苏、王扔进监狱不说，四十多个人都从重处分，大部分还赶出京城，委实有点不能服众。显然，这个处理结果大有来头，那是仁宗皇帝说了话。据同上出处记载，宋仁宗就这个文人风月案，非常少见地特下专诏曰：
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宋仁宗这是在论“苏、王案”吗？开篇就是一个“不为朋党”！在你大宋圣朝，文人挟妓饮酒，宰辅家养乐班，这算个事吗？怎么如今立马就与“朋党”挂起钩来？明眼人看得出来，你宋仁宗真正要点的题是：“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这是在数落进奏院这些喝酒人吗？不是，分明是在敲打举荐这些人的人，是在说给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这些人听的，是在责怪自己一手鼓动起来的庆历新政。什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你宋仁宗干脆就像那些被整肃的贪官庸吏一样，直接骂“江东三虎”“山东四伥”好了！所以，“苏、王案”是个标志，不仅是将改革势力“吾一举网尽矣！”更主要的是，标志着皇帝的天生劣根性已然在宋仁宗身上复活，宁可断送庆历新政，也不能要所谓的“朋党”威胁。
面对宋仁宗的“变心”，韩琦挺身而出。同上出处记载：“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皇上你不是对写反诗的书生都大度宽容，却独独为此“一醉饱之过”而想痛下杀手，奇怪得很哪！这里说“痛下杀手”，确实事出有因，原先状元郎们“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是韩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你们这帮小人儒想干什么，以为我韩琦看不出来吗？国家忧患大事有多少啊，你们“置此不言”，却咬住一个王益柔，想要扼杀新政，什么东西！据说韩琦一下给揭穿老底，连宋仁宗也“悔见于色”，“上悟，稍宽之”，这才没让王益柔掉脑袋，连同苏舜钦一起削职为民。宋仁宗真要杀了王益柔，那可成了败坏“祖宗家法”第一人，历史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评价他了。请注意，宋仁宗这会儿的“悔”，可不是对他背叛新政的悔，只是给韩琦一个面子，不开杀戒罢了，而摒弃庆历新政及其改革团队的私心，已然铁定了。证据就是，改革派再有进奏之言，他不仅听不进去，干脆就起了反感。厉行新政期间，尹洙身在西北前线，自觉不在局中，说话公允平静，或能入得仁宗之耳，就上奏曰：
臣闻知贤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终，于治国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次为谏官，臣知数子之贤且久，一旦乐其见用，又庆陛下得贤而任之，所虑者任之而不能终尔。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岂有任之而不能终哉？盖闻唐魏玄成既薨，文皇亲为撰碑文以赐之，后有言其阿党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与魏玄成者，间言一入，则存殁之恩不终，臣未尝不感愤叹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论，则知之任之为易，终之实难，可不虑哉！……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终之之甚难，则天下幸甚！
……夫今世所谓朋党，甚易辨也。陛下试以意所进用者姓名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称誉，必有对者曰：“此至公之论”；异日其人或以事见疏，又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营救，必有对者曰：“此朋党之言”。昔之见用，此一臣也；今之见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称誉与营救一也。然或谓之公论，或谓之朋党，是则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为陛下建忠谋，岂复顾朋党之责？但惧名以朋党，则所陈之言不蒙见采，此又臣之深虑也。惟圣明裁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宋仁宗看没看尹洙此疏不知道，没理这个茬儿是真的。大宋的文人也真敢说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朋党”“朋党”地说个不停，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而于事则早已无补了。庆历五年（1045）春，宋仁宗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缘边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罢杜衍宰相，出知兖州；罢韩琦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十一月，再罢范仲淹四路帅职，以给事中知邓州。至此，庆历新政的领袖与骨干人物，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出京，宋仁宗自己御定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自己再另行颁诏，基本上一一予以废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精英欧阳修还是有话要说，他倔犟地上奏曰：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
忌“朋党”，忌皇权旁落，欧阳修算是一语点中宋仁宗的软肋与死穴，这也是所有皇帝的软肋与死穴。你还“臣请详言之”，还要说什么呢？告诉你欧阳修，朕是宁逐“朋党”，不要忠臣；宁保皇权，不要新政！你也离朕再远点吧！八月，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庆历新政，难道不是一道明亮而短暂的闪电吗？
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在亲手断送了庆历新政之后十二三年的嘉祐年间，他已然年过知天命，忽又来了变法热情，而且像当初看重范仲淹一样，看中了江西才子王安石。本章开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其心胸与气概，真与当年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皇祐元年（1049），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知杭州。此时王安石年方二十九岁，正在鄞县做知县，为拜见这位庆历改革元老，他先有《上范资政先状》，后有《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会面中都谈了些什么呢？关于他们这位仁宗皇帝，估计范仲淹满腹块垒，却什么也没有说，就像四年前被罢去参知政事前后一样，缄口不言新政事。
确实，这一点相当反常，笔者发现，从富弼、石介“谋逆案”，到苏舜钦、王益柔“进奏院案”，如此的险风恶浪，举国大事，范仲淹却一直保持沉默，于此两案略无奏议，既不表态，也不辩解，似乎事不关己，这与他一向遇事敢言敢当的硬朗作风大异其趣。难道就因为他范仲淹不在案发时空之中吗？且听下节试解。
37.叹其不争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范仲淹研究会范氏宗亲网发布了《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与前述两案最为相关的年份是庆历四年和五年，即公元一〇四四年和一〇四五年，也即范仲淹五十六岁和五十七岁这两年。其年谱内容如下：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应韩琦奏请，罢修水洛城，刘沪、董士廉依郑戬命继修完工。渭州知州尹洙怒欲斩之，狄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
二月，范仲淹上言为刘、董二将辩解。是月，上从范仲淹之言，诏州县皆立学。
四月，仁宗与执政论朋党事。宋夏议和达成协议，元昊削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对于崇政殿，上“和、守、战、备”四策。
六月，辅臣列奏，答手诏问五条。与韩琦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