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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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闪电庆历(1)

33.一位另类皇帝

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明亮而又短促,恰如庆历新政。

以笔者之见,中国真正的变法,始于北宋,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至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十二年间,先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这是真正的变法。笔者在此不惮语病之嫌,连用两个“真正的”,何解?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特别注意“泽不加于百姓者”这七个字!笔者以为,一切的改革变法,如果不能像孟子指出的那样,对天下老百姓有利,对他们的吃住穿用、教育医疗以及活养死葬有利,一句话,对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有利,反而只想着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甚至于要称霸世界,那就绝对不是真正的变法。正是从这一点说,北宋的两次变法虽然都以悲剧结束,但它们兼顾民利,泽被百姓,确乎是一种有别前代的真正的变法。纵观前史,一个朝代有两次重大变法,只有宋朝;而且就发生在不足半个世纪之内,绝对是世界纪录;一个帝王亲自主持或者策划两次变法,到目前为止,全球也只有中国皇帝宋仁宗赵祯一人而已。宋仁宗是一位不负人类历史的另类皇帝。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自视甚高,眼里没有平头百姓自不必说,便是历代帝王,可入其法眼者不过其三,一是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就是宋仁宗赵祯。他都钦佩宋仁宗什么呢?没细说。笔者来替他说,当然,价值观不同,笔者说的,老乾隆未必认同。

王安石在上引那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是这样夸顶头上司的: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这个评价有无言过其实的讨好嫌疑?有是有点,但大略符合事实,不能算作谄言。下面,笔者通过一些史载故事,诠注一下王安石老先生对宋仁宗的评语。

作为一个想有建树的皇帝,“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这种勤政劲头是必须的,是应该的,不算稀奇。笔者最看重的不是这个,早前说过,大宋朝之伟大,在于尊崇并重用知识分子,以为国策。而开国皇帝赵太祖之后,宋仁宗是力行此一国策最好的皇帝。他对文官、文士之尊崇,之重用,之体恤,之宽容,可以说是前不见古帝,后不见来帝,流传后世的佳话之多,也可谓空前绝后。下面试举几例。

“唐宋八大家”,一门占三席,这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没上吉尼斯纪录实在冤枉。然而,要不是宋仁宗,苏辙得早早掉脑袋,父兄得跟上受株连,“唐宋八大家”就成了没影的事。且说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俩一起参加“高考”。年轻气盛的苏辙一时犯倔,在试卷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这让阅卷官大惊失色,这不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吗?立马报告宋仁宗,要求严加治罪。你猜人家宋仁宗怎么着,极其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选拔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考生,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一句话成就了“一门三学士”和“唐宋八大家”。

或者说,苏辙太有才了,故仁宗爱才心切,网开一面,下不为例。那么再听一个故事。还是个四川读书人,普通得可以忽略其名,有一天他也犯傻,作了一首诗献给成都太守,内中有这样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有这样的意思:太守大人,你完全可以在大西南搞个独立王国呢。成都太守一看,吓得灵魂出窍,好你个大胆逆贼,你是想让我身败名裂、夷灭九族呀!当即把此人捆绑结实,派得力手下押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以明心迹。这要按封建律条,“谋大逆”是重罪中的重罪,其惨烈血腥之后果可想而知。你猜人家宋仁宗又怎么着,还是极其淡定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嗨,这是老秀才急于想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么能治罪呢?不如就给他个官做做吧。于是,这个书生反而因祸得福,平白搞了个司户参军当当。

还有个故事更富传奇而浪漫的色彩。中国谁不知道柳永?文学史上写青楼歌词的著名高手!可谁知道,这也是人家宋仁宗成全的。年轻的柳永赴京赶考,两次都名落孙山,不免郁闷之极,于是随手写下《鹤冲天》,以遣牢骚,其末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佳句啊佳句!一时广为流传。连宋仁宗都知道了,心里有点不悦,佳句固然是佳句,可一个年轻书生怎么会如此消极不争呢?所以,当柳永第三次应考时,虽然考官录取了他,但在仁宗这儿有点耽搁,他御笔一挥,从即将发放的金榜上划掉了柳永的名字,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处,也有仁宗不是,四川逆诗作者尚可给官,何必断送柳永前程?一句文人的牢骚嘛。好在这个柳永想得开,不让老子进朝堂,咱也自有去处,干脆一头扎进青楼柳巷,当个红灯区的“专业作家”,就写花词赚银子,而且大胆调侃说,咱这是“奉旨填词”,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么吆喝可有点大犯忌讳,假传圣旨是欺君大罪,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估摸这事儿宋仁宗不会听不到,可结果屁事没有,生生成就了一位文坛大词家。

一般说,谏官都是正直敢言的文官,级别未见其高而耿介大有传承。皇帝与谏官的关系如何,颇显君王成色。那么,且看仁宗成色如何。包拯做监察工作期间,遇到这样一件事。仁宗有个宠妃张贵妃,她的伯父名叫张尧佐,大沾其光,不仅出掌三司使(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还想着更大的权力。为此,众官合力弹劾之,并与仁宗在朝堂上争论不休。包拯更是态度激烈,滔滔不绝,坚持必须拿掉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据说唾沫星子直溅得仁宗一头一脸。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为难地提了个变通法,要不让他去外地当节度使?不料包黑子不依不饶,而且态度更加强硬。仁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即刻顶回:“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仁宗一时无语,拂袖回了后宫,倒把一肚子火气冲向张贵妃:“你就知道为你伯父要官,可你知道不,朕要面对的是包拯吗?”有人感慨了,说:纵然是一代明君李世民,明知魏征说得对,可那个吵吵劲儿,也真让人受不了他,差点让李皇帝宰了他。

还有一个从谏如流的故事。夏竦去世后,宋仁宗想给他个体面的谥号“文正”,不管怎么说,此人长期以来为朕分忧,两度担任枢密使,西北有事时,又出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虽说军功不著,也有一番苦劳不是?另外,文才不错,著作等身,留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等。再者说了,人都死了,虚赐一个像样点的谥号也不算多大个事。但是,负责考核的官员刘原父挺较真,说:“皇上,这不行。定谥号,这可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你先入为主这是侵权;再说了,我们认真调研过了,夏竦还真有点不够格。”这时,司马光也上书道不然:“文正”这个谥号呀,门槛太高,夏竦真不合适……面对这么一个意料之外的局面,仁宗皇帝也只好哈哈一笑,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想想也是,只有范仲淹这样的千古名臣才配谥“文正”呢!这事记在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

宋仁宗不但喜欢谏臣,不记恨谏臣,还能保护谏臣。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载有一个生动故事。某日退朝后,仁宗回到寝宫,直嚷头痒难受。内侍传来专门梳头的女官,忙为仁宗服务。女官看到皇上怀里还抱着文书,就问什么公事这样急。仁宗说:“最近老天下雨不止,频示异象,朝中谏官认为是宫中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裁减嫔妃侍女。”女官恃宠惯了,不屑地说:“这些个宰相、御史,自家多养着歌姬舞女,即使普通官员,只要混得可以,也大多如此。皇上身边才几个人呀,他们反倒大喊什么‘阴气太盛’,也太过分了吧。”仁宗听了没吭气。女官又问:“皇上,你真听他们这个建议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说得对,哪能不执行!”这女官就假装赌气地说:“皇上一定要办的话,就先把奴家裁掉吧。”仁宗当即站起身,让掌管后宫名册的内侍过来,立马将梳头女官以下共三十人裁掉,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事后,皇后始终不敢动问原因,直到饭后喝茶,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梳头女官是你平日最为恩幸的人,为何第一个就把她裁减出宫?”仁宗说:“她居然要朕不接受谏官的建议,能把她留在左右吗?”

除了珍爱文臣、文士,笔者以为宋仁宗另类于寻常帝王之处,还在于他富于人性、人情味儿,时时可以显示出自己是个活生生的凡人。

有一次,宋仁宗在宫中散步,时不时地老回头看,随从们均不解其意。回到寝宫,仁宗急对嫔妃喊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皇后觉得奇怪,问仁宗,你在哪里不能喝呀,怎么会渴成这样?仁宗说,朕回头看了好几回,他们确实没准备水壶,如果朕要水喝,回头肯定有人要被处罚的!何必为这种小事害他们呢?

还有一次,时值初秋,一位官员献上时鲜蛤蜊。仁宗问:“你从哪里弄来的?”那位官员说:“是臣从远道买来的。”仁宗又问:“要多少钱?”那位官员说:“每枚一千钱,共二十八枚。”仁宗说:“朕平常是怎么告诫你们的?一定要节俭。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两万八千钱,朕不吃!”

有天深夜,仁宗处理政务,又累又饿,忽然很想吃一碗“羊肉热汤”,但他硬是忍着没有说出来。第二天说闲话告知了皇后,皇后一听就心疼地说:“陛下日夜操劳,龙体最贵重,一碗羊肉汤算什么呀,一句话的事!”仁宗对皇后说:“咦,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你想呀,朕一索取,他们肯定当成惯例,夜夜给你进羊肉汤,你吃不下不说,御厨夜夜宰杀,一年要杀生几何?于心何忍?朕倒宁愿忍一时之饿。”

皇帝乃九五之尊,乾纲独断,为所欲为,做甚也是没商量。你听说过皇上与臣下像老朋友似的讨论女色问题吗?宋仁宗确有其事。谏官王素正派无私,有天单独见驾,就劝年轻的仁宗千万不要贪恋女色,贻误国事。仁宗回答说:“你不说朕还忘了,近日,你猜王德用[52]怎么着,还真给朕送来几个美女,如今就在宫中,挺可人的。你说怎么办?”

王素想了想说:“看来臣今日进谏,正在时机,陛下务必不能留下她们!”

仁宗听了,面有难色,思忖良久,还是下了决心,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务要回报朕。”

王素倒有点不忍,说:“陛下,你做得对,可也不必如此匆忙,女子既然进了宫,暂留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呀。”

仁宗忽然湿了眼圈,说:“朕虽为帝王,可也和寻常百姓一样有感情,将她们留久了,难免日久生情,再打发哪里就忍心啊!”

这就是宋仁宗,一个理解士君子情结和人性美的绝无仅有的封建帝王。那么,由他来提议并支持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他的独特个性使然。当然,客观形势所逼也是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宋仁宗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五岁封庆国公,九岁立为太子,十三岁承继大统,二十岁亲政,面前是一个边患多发、国库空虚的烂摊子。更有内乱频发:沂州(今山东临沂)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起事。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人马所到州县,本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合之,略无战守功业。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皇权危机,形势之严峻,恰如当时名臣宋祁所言。《宋史·宋祁传》中记载,宋祁看到陕西用兵,调费日蹙,遂上疏言事曰:

兵以食为本,食以货为资,圣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无三岁之粟,南方冶铜匮而不发。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殚、用之无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