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这边，他以师礼待之的晏殊，居然这么不理解他，责难他，抱怨他，还拒绝沟通，他有点想不通。他觉得，事关大是大非，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但道理一定得说明白，于是，立马就给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近四千字，这在古代真叫不短。非常精彩，剖心置腹，引古比今，颇见心地胸襟。限于篇幅，只能摘录如下。
天圣八年月日。具官范某，谨斋沐再拜，上书于资政侍郎阁下……
退而思之，则自疑而惊曰：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尤，能不自疑而惊乎！且当公之知，为公之悔，倘默默不辩，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如此，某何面目于门墙哉！请露肝膂之万一，皆质于前志，非敢左右其说，惟公之采择，庶几某进不为贤人之疑，退不为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若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钓，仲尼诛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疆邻，诸葛亮邀主于弊庐，陈汤矫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仗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宝”。是则教化之道无先于名，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
先王制礼之心，非万世利，则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何泥于古乎？某谓礼乐等数，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岂沿革可言哉！若谓某不知圣人之权，则孔子何以谓晋文公谲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守于河阳”，是讳其权而正其礼也，岂昧于权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效，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倘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而今而后未知所守矣！
惟公察某之辞，求某之志，谓尚可教，则愿不悔前日之事，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诚于当时，垂光于将来，报德之心，宜无穷已。倘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则愿昌言于朝，以绝其进。前奏既已免咎，此书尚可议责。使黜之辱之，不为贤人之累，则某退藏其身，省求其过。不敢以一朝之责，而忘平生之知，报德之心，亦无穷已。……干犯台严，不任战惧之至。不宜。某再拜。
晏侍郎啊晏侍郎！我范仲淹“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做得更好，肯定不枉你举荐一场；假如你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志于禄者满世界都有，你又何必举荐我呢？
真是一篇志于道者的天下檄文！
范仲淹初涉高层，即敢言无畏，自然绝非“好奇邀名”，乃道根深厚，有所凭恃，正如俗语所说“艺高人胆大”。早在应天书院时，他就写过《礼义为器赋》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赋》，值得研读。在《礼义为器赋》中有言：“礼义交举，圣贤是崇。”“为君之柄也，非礼何持？立人之道也，惟义是资。”“助政教而可大，贯古今而不坠。”“今国家稽古不忘，宣风遐被，其礼也同二仪之节，其义也正四方之志。覆万国而无疆，通大道之不器。”在《大礼与天地同节赋》中有言：“惟大礼之有节，同二仪而可详。其大也，通庶汇之伦理；其节也，著万化之纪纲。”“稽彼前经，察兹大礼，其始则生乎太一，其极则至乎无体。能长且久，定上下而不逾；原始要终，与刚柔而并启。观乎施为，人纪张，作国维。”“大哉！覆载之中，其礼周通。龙泳而鳞虫咸附，凤翔而羽族来同。制作从时，赋群形而有度；周旋在我，运四序而无穷。国家乐导至和，礼崇大节。统今古而咸备，与乾坤而并列。有以见圣人节，而天下宁知大礼之攸设。”是呀，范仲淹心中早明“前经”与“大礼”，守定了前贤之道，碰到什么问题看不清呢？看不清的倒是皇上娘儿俩，还有晏侍郎和诸多志于禄者了。
范仲淹等了好久，不见宫中有动静，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说话不占地方，伤感之余便打报告要求下放。嘿，这回反应倒快得出奇，诏下，贬范仲淹任河中府通判，时年四十一岁。通判是个副职，辅助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处置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按说这个职位比秘阁校理还实惠些，可见宋代朝廷对贬官还是比较宽大的，放在明清时代，你对皇上娘儿俩这样说话，不砍头也得进大牢。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这么卫道时，根本不考虑后果怎样：你把我贬官也好，还是杀头坐牢也好，那是你们的事。笔者相信，像范仲淹这种传统士君子人物，就是活在明清时代，也是方孝儒、杨深秀一类的刚烈志士。现在表面看来，人家会庆殿的祝寿活动照搞不误，刘太后也照样大权独揽，你“碰撞”一回有什么用？其实不然，事未成而精神不倒，才更可贵。这不，你刚把我贬下来，我又再把奏折送上去，我的碰撞这才刚刚开了头呢。就在河中府极短的贬官任上，范仲淹针砭时弊，至少连上了《奏论职田不可罢》《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论士人寄贯开封府》和《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等四道折子。听他说话口气，哪像个贬官？分明还是一副“帝王师”派头，不信看一下《奏论职田不可罢》。所谓职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养廉举措，按官职品级授予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其施行于西晋至明初﹐曾称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袭唐制复置职田﹐但只授予外任官。看来现在出了问题，所以范仲淹奏道：
真宗初赐职田，实遵古制，盖大赉于多士，俾无蠹于生民。无厌之徒，或冒典宪，由滥官之咎，非职田之过。若从而废罢，则吏困于廉；收而均给，则民受其弊。天下幕职、州县官、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籍职田济赡，其无职田处，持廉之人例皆贫窘。曩时士员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阙即日差除，复便请给。当时条例未密，士寡廉隅，虽无职田，自可优足。今物贵，与昔不同，替罢之后，守选待阙，动逾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详轸，不以一时之论，废经远之制，天下幸甚！
假如是一个志于禄的贬官，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前途未卜，委屈而消沉，管你什么“廉者复浊”“民受其弊”，职田你爱废不废吧。这就衬出范仲淹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我当秘阁校理时志于道，现在做贬官同样志于道，那种事儿我要管，这种事儿我也照样要管。你皇上听不听我的？你要不听，得，“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他在《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中说得更冲：“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蠲除积负，以彰圣治！”简直是不容反驳，照办没商量。想一想此时的范仲淹，已过不惑，而且官场百态也看了十多年了，现下又是一个贬官之身，居然还不谙利害，不接受教训，用现在官场的评语，还这么“不成熟”，这是一副什么肝胆啊！据说临出京时，秘阁同事们送他到城外，举酒饯别，看他跟没事人似的，都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坦然受之，一笑作别。
《山西通志》载有范仲淹三首诗——《尧庙》《绛州园池》《晋祠泉》，是他当时游记感怀之作，颇见志趣心胸，后面当有专章述及。
22.废后风波
就历代封建王朝论，大宋最“仁”；就历代帝王论，宋仁宗最“仁”。《大学》讲：“为人君，止于仁。”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一个君王懂得仁义，讲点良心，虽然没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比一个“功劳盖世”的暴君强多了。
宋仁宗没有忘记为他说话的范仲淹，所以刘太后刚一死，自己刚一掌了实权，就把范仲淹召还朝中，知道他直言无私，便委以左司谏之职。《周礼》谓：地官所属有官谏，设中士二人及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道德教导，发现民间堪任国事的人才，并考核乡里治绩。至唐，置左、右补阙，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北宋端拱元年（988）改左、右司谏，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争，小事论奏。后来宋神宗时改制，升从四品，可见之前顶多是个从五品或五品官，也是品级不高而地位重要。不料，这个新任右司谏范仲淹上台不久，即跟宋仁宗着实“碰撞”一了回。
先是，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老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心急如焚，奏请仁宗派人救灾。深宫皇帝正忙着别的，对民间疾苦不以为然，不予理会。这下，范司谏立马上得朝堂，面折廷争，疾颜厉色地质问宋仁宗：如果你宫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现在江淮和京东各路民不聊生，皇上怎么能不闻不问呢！宋仁宗吃惊之余，悚然醒悟，就委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即深入灾区，每到一处先开仓放赈，救民水火，实地考察清楚以后，请求免去庐州、舒州等地的折役茶和江东的丁口盐税，回程时有心将灾民充饥救命的乌昧草带回汴梁城，让宋仁宗和宫中人等看看老百姓怎么活。宋仁宗颇为震动。
上面说了，宋仁宗正在宫中忙着别的，忙什么呢？看似一桩内宫争斗，实则一场政治风波。
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有来历，她是后周名将郭崇的孙女。郭崇归顺大宋以后，赵太祖赵匡胤对他非常信任并加以重用。刘太后专权时，做主把郭崇的孙女选为皇后。那时仁宗不敢违背，只好从命，但他不喜欢这个郭皇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她是刘太后给他指派的，用现在的离婚理由讲就是二人之间没感情。但皇上是不可以离婚的，废后那是一件相当严肃重大的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冷落你，跟我喜欢的嫔妃在一起。当时，宋仁宗宠爱两个美人，尚美人和杨美人。你想三角恋情能不出事吗？有一天，三个女人刚凑在一起就发作起来，尚美人嘴快，就挖苦郭皇后一顿。郭皇后仗着刘太后之宠，加之个性也硬，强势得很，哪能忍得，上去就要掴耳光。宋仁宗当然不能让爱妃吃亏，上前拦挡时，便着实代吃了这一巴掌。郭皇后跟当下的时髦女郎一样，留着老长的染色指甲，顺势就在皇上的脸脖子处划出两道血口子。皇上的脸面是别人划的吗？当下龙颜大怒，再想到刘太后对自己的长期控制，不由得就发了狠，决定废掉郭皇后。
废后，古来就是朝廷大事。贵为皇上，也不敢轻易造次，他得与各方面商议商议才行。假如宋仁宗与一个志于道的大臣商议，比如范仲淹，就会得到劝解、宽慰，晓之以大礼，动之以亲情，就像后来奏章所写：“后者，所以掌阴教而母万国，不宜以过失轻废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谕后失，置之别馆，择嫔妃老者劝道之，俟其悔而复宫。”这样的话，就会把一场宫中风波平息。谁知宋仁宗却找了个他认为最“忠”的吕夷简。此人后来长期与范仲淹不和，生出许多事情，所以得在这里介绍一番。
吕夷简比范仲淹大十一岁，字坦夫，祖籍莱州，祖父时移居今安徽凤台。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乃真宗时名相。吕夷简本人仕途坦荡，真宗朝中进士后，很快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时便当上了宰相。仁宗亲政后，他提出八条规劝：正朝纲、塞邪经、禁货贿、辨佞壬、绝女祸、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皆为当时要务。仁宗虚心接受，对人夸他说：“难得忧国忘身像夷简那样的人啊！”《宋史》也评价说：“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皇上喜欢这种人，认为这才是忠臣，死后御题“怀忠之碑”四字以赐之。但在朝野士君子们眼中，于他则另有评价，代表说法如欧阳修言：吕夷简为政，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宋史》也有酷评说：“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什么叫“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不就是脑瓜子灵活，屈伸自如，工于权术吗？吕夷简的这一面，正是志于禄者的典型特征。所以，宋仁宗现在要与他商议大事，他能不给“屈伸舒卷”一回吗？仁宗问了：我想废掉郭皇后，你看怎么样？吕夷简答了：要说这是内宫之事，微臣不该多嘴，不过这郭皇后也太不像话，连皇上您都敢打，这也太……吕夷简来个“引而不发，跃如也”，其实他早就记恨郭皇后了，有一段大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