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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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三次碰撞(2)

范仲淹这边,他以师礼待之的晏殊,居然这么不理解他,责难他,抱怨他,还拒绝沟通,他有点想不通。他觉得,事关大是大非,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但道理一定得说明白,于是,立马就给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近四千字,这在古代真叫不短。非常精彩,剖心置腹,引古比今,颇见心地胸襟。限于篇幅,只能摘录如下。

天圣八年月日。具官范某,谨斋沐再拜,上书于资政侍郎阁下……

退而思之,则自疑而惊曰: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尤,能不自疑而惊乎!且当公之知,为公之悔,倘默默不辩,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如此,某何面目于门墙哉!请露肝膂之万一,皆质于前志,非敢左右其说,惟公之采择,庶几某进不为贤人之疑,退不为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若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钓,仲尼诛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疆邻,诸葛亮邀主于弊庐,陈汤矫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仗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宝”。是则教化之道无先于名,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

先王制礼之心,非万世利,则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何泥于古乎?某谓礼乐等数,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岂沿革可言哉!若谓某不知圣人之权,则孔子何以谓晋文公谲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守于河阳”,是讳其权而正其礼也,岂昧于权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效,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倘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而今而后未知所守矣!

惟公察某之辞,求某之志,谓尚可教,则愿不悔前日之事,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诚于当时,垂光于将来,报德之心,宜无穷已。倘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则愿昌言于朝,以绝其进。前奏既已免咎,此书尚可议责。使黜之辱之,不为贤人之累,则某退藏其身,省求其过。不敢以一朝之责,而忘平生之知,报德之心,亦无穷已。……干犯台严,不任战惧之至。不宜。某再拜。

晏侍郎啊晏侍郎!我范仲淹“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做得更好,肯定不枉你举荐一场;假如你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志于禄者满世界都有,你又何必举荐我呢?

真是一篇志于道者的天下檄文!

范仲淹初涉高层,即敢言无畏,自然绝非“好奇邀名”,乃道根深厚,有所凭恃,正如俗语所说“艺高人胆大”。早在应天书院时,他就写过《礼义为器赋》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赋》,值得研读。在《礼义为器赋》中有言:“礼义交举,圣贤是崇。”“为君之柄也,非礼何持?立人之道也,惟义是资。”“助政教而可大,贯古今而不坠。”“今国家稽古不忘,宣风遐被,其礼也同二仪之节,其义也正四方之志。覆万国而无疆,通大道之不器。”在《大礼与天地同节赋》中有言:“惟大礼之有节,同二仪而可详。其大也,通庶汇之伦理;其节也,著万化之纪纲。”“稽彼前经,察兹大礼,其始则生乎太一,其极则至乎无体。能长且久,定上下而不逾;原始要终,与刚柔而并启。观乎施为,人纪张,作国维。”“大哉!覆载之中,其礼周通。龙泳而鳞虫咸附,凤翔而羽族来同。制作从时,赋群形而有度;周旋在我,运四序而无穷。国家乐导至和,礼崇大节。统今古而咸备,与乾坤而并列。有以见圣人节,而天下宁知大礼之攸设。”是呀,范仲淹心中早明“前经”与“大礼”,守定了前贤之道,碰到什么问题看不清呢?看不清的倒是皇上娘儿俩,还有晏侍郎和诸多志于禄者了。

范仲淹等了好久,不见宫中有动静,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说话不占地方,伤感之余便打报告要求下放。嘿,这回反应倒快得出奇,诏下,贬范仲淹任河中府通判,时年四十一岁。通判是个副职,辅助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处置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按说这个职位比秘阁校理还实惠些,可见宋代朝廷对贬官还是比较宽大的,放在明清时代,你对皇上娘儿俩这样说话,不砍头也得进大牢。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这么卫道时,根本不考虑后果怎样:你把我贬官也好,还是杀头坐牢也好,那是你们的事。笔者相信,像范仲淹这种传统士君子人物,就是活在明清时代,也是方孝儒、杨深秀一类的刚烈志士。现在表面看来,人家会庆殿的祝寿活动照搞不误,刘太后也照样大权独揽,你“碰撞”一回有什么用?其实不然,事未成而精神不倒,才更可贵。这不,你刚把我贬下来,我又再把奏折送上去,我的碰撞这才刚刚开了头呢。就在河中府极短的贬官任上,范仲淹针砭时弊,至少连上了《奏论职田不可罢》《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论士人寄贯开封府》和《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等四道折子。听他说话口气,哪像个贬官?分明还是一副“帝王师”派头,不信看一下《奏论职田不可罢》。所谓职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养廉举措,按官职品级授予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其施行于西晋至明初﹐曾称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袭唐制复置职田﹐但只授予外任官。看来现在出了问题,所以范仲淹奏道:

真宗初赐职田,实遵古制,盖大赉于多士,俾无蠹于生民。无厌之徒,或冒典宪,由滥官之咎,非职田之过。若从而废罢,则吏困于廉;收而均给,则民受其弊。天下幕职、州县官、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籍职田济赡,其无职田处,持廉之人例皆贫窘。曩时士员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阙即日差除,复便请给。当时条例未密,士寡廉隅,虽无职田,自可优足。今物贵,与昔不同,替罢之后,守选待阙,动逾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详轸,不以一时之论,废经远之制,天下幸甚!

假如是一个志于禄的贬官,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前途未卜,委屈而消沉,管你什么“廉者复浊”“民受其弊”,职田你爱废不废吧。这就衬出范仲淹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我当秘阁校理时志于道,现在做贬官同样志于道,那种事儿我要管,这种事儿我也照样要管。你皇上听不听我的?你要不听,得,“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他在《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中说得更冲:“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蠲除积负,以彰圣治!”简直是不容反驳,照办没商量。想一想此时的范仲淹,已过不惑,而且官场百态也看了十多年了,现下又是一个贬官之身,居然还不谙利害,不接受教训,用现在官场的评语,还这么“不成熟”,这是一副什么肝胆啊!据说临出京时,秘阁同事们送他到城外,举酒饯别,看他跟没事人似的,都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坦然受之,一笑作别。

《山西通志》载有范仲淹三首诗——《尧庙》《绛州园池》《晋祠泉》,是他当时游记感怀之作,颇见志趣心胸,后面当有专章述及。

22.废后风波

就历代封建王朝论,大宋最“仁”;就历代帝王论,宋仁宗最“仁”。《大学》讲:“为人君,止于仁。”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一个君王懂得仁义,讲点良心,虽然没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比一个“功劳盖世”的暴君强多了。

宋仁宗没有忘记为他说话的范仲淹,所以刘太后刚一死,自己刚一掌了实权,就把范仲淹召还朝中,知道他直言无私,便委以左司谏之职。《周礼》谓:地官所属有官谏,设中士二人及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道德教导,发现民间堪任国事的人才,并考核乡里治绩。至唐,置左、右补阙,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北宋端拱元年(988)改左、右司谏,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争,小事论奏。后来宋神宗时改制,升从四品,可见之前顶多是个从五品或五品官,也是品级不高而地位重要。不料,这个新任右司谏范仲淹上台不久,即跟宋仁宗着实“碰撞”一了回。

先是,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老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心急如焚,奏请仁宗派人救灾。深宫皇帝正忙着别的,对民间疾苦不以为然,不予理会。这下,范司谏立马上得朝堂,面折廷争,疾颜厉色地质问宋仁宗:如果你宫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现在江淮和京东各路民不聊生,皇上怎么能不闻不问呢!宋仁宗吃惊之余,悚然醒悟,就委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即深入灾区,每到一处先开仓放赈,救民水火,实地考察清楚以后,请求免去庐州、舒州等地的折役茶和江东的丁口盐税,回程时有心将灾民充饥救命的乌昧草带回汴梁城,让宋仁宗和宫中人等看看老百姓怎么活。宋仁宗颇为震动。

上面说了,宋仁宗正在宫中忙着别的,忙什么呢?看似一桩内宫争斗,实则一场政治风波。

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有来历,她是后周名将郭崇的孙女。郭崇归顺大宋以后,赵太祖赵匡胤对他非常信任并加以重用。刘太后专权时,做主把郭崇的孙女选为皇后。那时仁宗不敢违背,只好从命,但他不喜欢这个郭皇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她是刘太后给他指派的,用现在的离婚理由讲就是二人之间没感情。但皇上是不可以离婚的,废后那是一件相当严肃重大的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冷落你,跟我喜欢的嫔妃在一起。当时,宋仁宗宠爱两个美人,尚美人和杨美人。你想三角恋情能不出事吗?有一天,三个女人刚凑在一起就发作起来,尚美人嘴快,就挖苦郭皇后一顿。郭皇后仗着刘太后之宠,加之个性也硬,强势得很,哪能忍得,上去就要掴耳光。宋仁宗当然不能让爱妃吃亏,上前拦挡时,便着实代吃了这一巴掌。郭皇后跟当下的时髦女郎一样,留着老长的染色指甲,顺势就在皇上的脸脖子处划出两道血口子。皇上的脸面是别人划的吗?当下龙颜大怒,再想到刘太后对自己的长期控制,不由得就发了狠,决定废掉郭皇后。

废后,古来就是朝廷大事。贵为皇上,也不敢轻易造次,他得与各方面商议商议才行。假如宋仁宗与一个志于道的大臣商议,比如范仲淹,就会得到劝解、宽慰,晓之以大礼,动之以亲情,就像后来奏章所写:“后者,所以掌阴教而母万国,不宜以过失轻废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谕后失,置之别馆,择嫔妃老者劝道之,俟其悔而复宫。”这样的话,就会把一场宫中风波平息。谁知宋仁宗却找了个他认为最“忠”的吕夷简。此人后来长期与范仲淹不和,生出许多事情,所以得在这里介绍一番。

吕夷简比范仲淹大十一岁,字坦夫,祖籍莱州,祖父时移居今安徽凤台。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乃真宗时名相。吕夷简本人仕途坦荡,真宗朝中进士后,很快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时便当上了宰相。仁宗亲政后,他提出八条规劝:正朝纲、塞邪经、禁货贿、辨佞壬、绝女祸、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皆为当时要务。仁宗虚心接受,对人夸他说:“难得忧国忘身像夷简那样的人啊!”《宋史》也评价说:“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皇上喜欢这种人,认为这才是忠臣,死后御题“怀忠之碑”四字以赐之。但在朝野士君子们眼中,于他则另有评价,代表说法如欧阳修言:吕夷简为政,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宋史》也有酷评说:“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什么叫“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不就是脑瓜子灵活,屈伸自如,工于权术吗?吕夷简的这一面,正是志于禄者的典型特征。所以,宋仁宗现在要与他商议大事,他能不给“屈伸舒卷”一回吗?仁宗问了:我想废掉郭皇后,你看怎么样?吕夷简答了:要说这是内宫之事,微臣不该多嘴,不过这郭皇后也太不像话,连皇上您都敢打,这也太……吕夷简来个“引而不发,跃如也”,其实他早就记恨郭皇后了,有一段大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