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熙丰时期宋朝的政治首都在开封，而文化学术首都在洛阳。此论或许有失偏颇，但保守派的理论大营在洛阳是确定无疑的。元丰三年（1080），枢密使文彦博改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保守派的三个宰相级大佬，除韩琦已逝世外，富弼和文彦博都到了洛阳。他俩不满足于个人之间的零星来往，于是想结社。宋代从范仲淹被朋党中伤后，士大夫对朋党避之唯恐不及，怎敢结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聚餐会就是“保护伞”。
耆英会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九位年高望重者结社交游，有《九老图》传世。元丰五年（1082）一月，文彦博附庸《九老图》风雅，发起成立洛阳耆英会。与会者年龄均在七十以上，而不满六十四岁的司马光也被列入。司马光自称晚辈，不敢造次，但文彦博的一番话让他不再推辞。
文彦博说，当年白居易的九老会中，也有一个年龄不到七十的狄兼谟。接着讲了一个故事：他任北京（大名）留守时，派人到辽国公干，回来说，辽帝大宴群臣，有杂剧助兴。其中有一小品：一衣冠之士，见到财物就抢去往怀里揣，有人从后面用棍子打他，他大呼曰：司马端明耶？挥棍者是司马光，抢财者喻指王安石。宋朝的变法反变法，在辽国俳优那里演绎成强盗与捕盗。文彦博说，你的清名在夷狄如此，耆英会怎么能少了你呢？司马光于是半推半就入了会。既然是一个组织，就得有规矩，众人推举司马光起草会规。于是有了《洛阳耆英会序》。《序》说，耆英会的入会资格是“士大夫老而贤者”，然后按“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原则，列出了十二名会员的官职、姓名和年龄：
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军节度使致仕·韩国公富弼，字彦国，年七十九。
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字宽夫，年七十七……（为节省篇幅，略去中间九人）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字君实，年六十四。
除了《序》还有《会约》[1]：
“序齿不序官。”
“为具务简素（即餐具务必简单朴素）；朝夕食各不过五味（每顿五个菜）；菜果脯醢之类（酱菜、冷盘）共不过二十器；酒巡无算（敬酒多少遍不限制），深浅自酌，饮之必尽，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下酒菜没了，可添菜羹）。”
“招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一张通知单，客人在名下注明可否，不单独发请柬）
“会日，早赴不待速。”（按时到，不要让人催）
“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认为这个《会约》体现了宴会文明，值得借鉴。但执行规定是可以花样翻新的。耆英会中富弼最年长，第一次聚餐在他的富郑公园举行。此园是洛阳数一数二的名园，豪华气派自不待言，加上文彦博利用职权，把河南府的官妓带来助兴，《会约》所规定的简朴于是荡然无存。
第一次聚会后，远在大名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写信来要求入会，说自己是洛阳人，七十一岁了，不可落下。于是，耆英会增加了一个在外会员，变成了十三人。富弼开头后，然后按年龄顺序轮流做东。据目睹者邵伯温（邵雍子）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还在资胜院建一大厦，曰“耆英堂”，请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郑奂给每名会员逐一画像，且每人赋诗一首，一并挂在其中。
《会约》很低调，而活动很张扬。还没有轮到司马光做东，他夫人张氏逝世了。
预作《遗表》
那是在耆英会成立当月的三十日。耆英会宴会上的欢歌笑语，在独乐园却变成了哀歌泪雨。与司马光一起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夫人说走就走了，享年六十岁。张氏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诰命清河郡君。司马光含泪写下悼文《叙清河郡君》[2]：
君性和柔敦实，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尝见其有忿懥之色、矫妄之言。人虽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终不与之辨曲直，己亦不复贮于怀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莫不悦而安之。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无妒忌心。尝夜濯足，婢误以汤沃之，烂其一足，君批其颊数下而止。病足月余方愈。故其没也，自族姻至于厮养，无亲疏大小，哭之极哀，久而不衰，咸出于恻怛，非外饰也。内外无一人私议其短者，兹岂声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谨于财，不妄用，自奉甚约。及余用之，以赒亲戚之急，亦未尝吝也。始余为学官，笥中衣无几，一夕盗入室尽卷以去，时天向寒，衾无纩絮，客至无衫以见之，余不能不叹嗟。君笑曰：“但愿身安，财须复有。”余贤其言，为之释然。
一个月后的二月二十九日，司马光葬夫人于夏县鸣条岗祖茔，然后回到洛阳。他很难从悲痛中走出来，直到初夏才出游一次。本为散心而去，归来却愁上加愁，在房梁上写下《初夏独游南园二首》[3]：
取醉非无酒，忘忧亦有花。暂来疑是客，归去不成家。
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那堪衰病意，更作独游人。
在他最悲痛的时候，有来吊孝者给他带来好消息。神宗给宰相看拟任官员名单：在御史中丞名牌下贴着司马光姓名，翰林学士下贴着苏轼姓名。神宗指示说：“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4]然而，正式任命的敕书却没有等来，据说宰相王珪欲马上任命，而被另一宰相蔡确拖黄了。不久，又传来了神宗因军事惨败而临朝大哭的消息。去年，即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梁太后囚禁了国主秉常，神宗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对西夏的五路进攻，企图一举收复真宗朝失陷的灵州，结果西夏决黄河水淹宋军，宋军惨败；今年，神宗听从给事中徐禧的建议，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今米脂县西），以困西夏。永乐城十四天仓促筑成，且城中无水源，而徐禧是个马谡式的人物，结果被夏军破城擒杀。两次战役，宋损失军民约六十万人。
是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次惨败？在洛阳的保守派大营里，众口一词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早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就已罢相，距今五六年了，怎能扯到他头上？他们的逻辑是，灵州、永乐之役是因熙河之役引起，而经略熙河是王安石支持的。熙河即河、湟地区，今之甘肃临洮、兰州市至青海乐都、西宁及其以南沿洮河地区。这一带居住以吐蕃为主的少数民族，原是宋朝的羁縻州郡，被西夏征服后成其战略后方。熙宁初，王韶在实地调查后提出了先复河、湟，再图西夏的战略。王安石支持王韶，认为欲图西夏，必先复河、湟，断其右臂。熙宁五年（1072）十月，河、湟地区收复，宋设熙河路管辖。从此对西夏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宋朝对西夏的战略态势从被动变为主动。灵州、永乐城之败，原因很多，但根子还是在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成法。王安石变法，神宗将此划为禁区，故原封未动。灵州之役，五路进军，其中两路的统帅是宦官；永乐之役的统帅是文官徐禧。司马光是坚定的反战派，但他在《涑水记闻·卷十四》中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这两次战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下面是他笔下的徐禧：
……丁亥，虏骑至城下，（徐）禧命鄜延总管曲珍领城中兵阵于崖下水际，禧、（李）舜举（宦官）、（李）稷（转运使）植黄旗（神宗所赐）坐于城上临视之。虏自未明引骑过阵前，至食时未绝。裨将高永能曰：“吾众寡不敌，宜及其未成阵冲击之，庶几可破。”不从。虏与官军夹水而阵，前后无际，将士皆有惧色……俄而，虏鸣笳于阵，虏骑争渡水犯官军。先是，选军中勇士良马，谓之“选锋”，使居阵前。战未几，选锋先败，退走，蹂践后阵。虏骑乘之，官军大溃，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崖峻径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八千余匹，虏遂围之。时楼堞皆未备，水寨为虏所据，城中乏水，至绞马粪、食死人脑。被困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请帅众突围南走，犹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败军，又欲弃城邪？”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禧、舜举、稷皆没，命官死者三百余人，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
徐禧在鄜延，乘势使气，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虏，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级。”诸将有献策者，禧辄大笑曰：“妄语可斩。”虏阵未成，高永能请击之，禧曰：“王者之师，岂可以狙诈取胜邪？”由是遂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