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书传到洛阳，知河南府贾昌衡在福先寺上东院设宴欢送吕公著。宴会上喜气洋洋，大家祝贺他终于结束了近六年的赋闲，而司马光却唱开了反调：此时出山，难有作为。吕公著说，圣命难违，相比闲卧，多少能对圣上有所裨益。司马光说，宁可闲卧，也不可与小人同流，损了名节。吕公著不高兴了，说，一味闲卧，于世何补？两人各执己见，你来我往，争得宴会煞是无趣。程颢站起来，即席赋诗一首：“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程颢是赞成吕公著的，而且希望司马光也被起用。此诗一出，争论停息，大家都反变法，何必呢？
吕公著到河阳上任后，司马光和范镇一起前去拜访，住在州衙后院。在欢迎宴会上，吕公著口占一联：“玉堂金马，三朝侍从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图书之奥。”在司马光和范镇离开后，吕公著把后院命名为“礼贤院”。他们谈了什么？史无记载，但从司马光随后写给吴充的长信——《与吴丞相充书》[13]来看，这次聚会似乎让司马光看到了废除新法的希望。
给吴充的信写于四月，司马光首先表示自己无意出山，接着笔锋一转，批判新法：“自行新法已来，中外恟恟。人无愚智咸知其非，州县之吏困于烦苛，……闾阎之民迫于诛敛，人无贫富咸失作业，愁怨流移，转死沟壑，聚为盗贼。日夜引领，冀朝廷之觉悟，弊法之变更，凡几年于兹矣。”官员“以夜继昼，弃置实务，崇饰空文，以刻意为能，以欺诬为才”。百姓“人无贫富，咸失作业，……聚为盗贼”。“今府库之实，耗费殆竭，仓廪之储，仅支数月，民间赀产，朝不谋夕，而用度日广，掊敛日急，河北、京东、淮南蜂起之盗，攻剽城邑，杀掠官吏，官军已不能制矣。”他希望吴充为相要学周公，“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之祚”；而不可学西晋的王衍（夷甫），“不思经国，专欲自全”，“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经八王之乱，西晋灭，王衍降后赵石勒，石勒要杀他又不想背杀名，令士兵夜半推倒石墙将其压死）。“今若法弊而不更”，不仅不能安居庙堂，恐怕弃官归隐也无“高枕之地”。“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厉害，以寤人主之心”，而要“寤人主之心”，必须“先开言路”。而要“开言路”，“在于辅佐之臣，朝夕启沃，唯以亲忠直、纳谏争、广聪明、去壅蔽为先务”。如此则“谠言日进，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难去哉！”最后，他强调时不我待，勉励吴充要坚持原则，“苟志无所屈，道无所失，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
看了这封信，我们就会明白，司马光为什么会被保守派称为“民间真宰相”了。他讲得头头是道，对吴充寄予厚望，不过又是一个幻想。王珪与吴充同为宰相，他们可以站在一条战壕里反对王安石，而斗走王安石后，就开始争权夺利了。王珪不仅对吴充处处掣肘，而且坐视变法派对吴充的攻击。其次子吴安持涉及相州的一桩案子，变法派的参知政事蔡确将其逮捕审讯；知谏院张璪说吴充曾给征安南的统帅郭逵写信，要他不执行朝廷的命令，于是被立案侦查。吴充气病交加，生了瘤子，苦撑三年后，罢相归第，于元丰三年（1080）病故，享年六十岁。
司马光频繁地与保守派官员诗书来往，议论时政，终于被变法派抓到了辫子。
罚铜二十斤
苏轼豪放、诙谐，与司马光的一本正经形成鲜明对比。司马家一仆人向来称司马光为“君实秀才”，有天突然改口称“君实相公”，问其原因，答曰：“苏学士所教也。”所以司马光对人说，我家仆人被苏轼教坏了。他是性情中人，加上名气太大，司马光总担心他会惹祸。
果然，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惹上了大祸。其所作诗词，墨迹未干就被人传抄，书商抢着印行，还有人刻石立碑，知湖州时间不长，就出版了三本诗集。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抓住诗集中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弹劾他讥讽朝政，诋毁圣上。“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反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不术”，被指为讽刺对官吏进行法律考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良田”，被指为反水利法，等等。苏轼因此被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因太后为之说情，苏轼被免予流放，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一个无俸禄被编管的闲官。十年前的熙宁二年（1069），保守派指斥李定不奔母丧，毁了他的前程，而且树立孝子典型朱寿昌来羞辱他，苏轼作文赋诗，活跃异常（见第二十六章），现在李定终于报了一箭之仇。与李定等人欲将苏轼置之死地相反，湖州的绅商们请来和尚、道士，为他做了三个月的免灾道场。
乌台诗案与司马光毫无干系，但作为保守派的旗手，苏轼受到委屈，他自然要慰勉一番。元丰三年春，在苏轼被贬黄州之前，他托范镇给苏轼捎去《独乐园记》和《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14]，诗曰：
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出牧为龚黄，廷议乃陵黯。万钟何所加，甔石何所减。用此始优游，当官免阿谀。向时守高密，民安吏手敛。乘闲为小台，节物得周览。容膝常有余，纵目皆不掩。山川远布张，花卉近缀点。筵宾殽核旅，燕居兵卫俨。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犹惨惨。
他赞扬了苏轼有抓老虎胡子的大无畏精神，兼具循吏和诤臣的高贵品质，以及有无往而不乐的豁达，而鄙薄当朝变法派人物愚蠢。苏轼受到司马光褒扬和鼓励，立即回赠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15]：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全才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声名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苏轼情之所发，一下竟忘了自己的处境，在颂扬司马光的同时，批评他不该当哑巴。两首诗反变法的主旨毫不隐饰。御史舒亶提出，与苏轼诗词唱和，诋毁朝政的人也要追究。于是乎，一下牵出了司马光、范镇、孙觉、李常、刘攽等二十二人，“皆特责”，每人罚铜二十斤。对此，苏轼感到芒刺在背，写信向司马光道歉：“轼以愚暗获罪，咎由自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细故所能尘垢，然轼思之，不翅芒背耳。”有意思的是，四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黄州贬所移汝州，路过金陵，与王安石同游紫金山，诗文往来，相聚甚欢，并准备买田金陵（实买田江北仪征），作定居计，虽未果，但两人的恩怨已解。在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上，苏轼与司马光的区别是明显的。
大概在被罚铜后，司马光真的“绝口不复谈政事”了。不过，在徜徉山水、编书讲学时，他手中仍然高擎着反变法的大纛。他在《涑水记闻》中涉及王安石的记录共八十二条（其中《日记》三十二条），全部都是负面的，消息来源无一不是反变法人士。在司马光的襄助和推介下，程颐讲学的规模越来越大，以“三纲五常”的理论来与新法抗衡，本是宋学中一个小流派的道学（亦称理学、伊川学、程学）开始渐成气候。
[1]《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申》。
[2]《涑水记闻·卷十六》。
[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326页。
[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334页。
[5]吕本中《师友杂志》。
[6]《邵氏闻见后录·卷九》。
[7]《传家集·卷一五》。
[8]邵说司马光是脚踏实地之人。
[9]写在绅带上，即永远铭记。
[10]均见《二程遗书》。
[11]《通鉴·卷六十六·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十月》。
[12]《宋人轶事汇编·卷十》第484页。
[13]《传家集·卷六十一》。
[14]《传家集·卷五》。
[15]［清］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