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1077）某夏日，司马光邀请朋友一起登崇德阁，别人都到了，邵雍却没来。他病了。司马光、张载、二程，连续两月，延医寻药，昼夜守候，可他的病情却日渐沉重。他笑着对司马光说：“某欲观化一巡，如何？”司马光安慰说：“先生未应至此。”邵雍说：“死生常事耳。”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众人商量，准备在北邙给他找一块墓地，他听到后对儿子邵伯温交代，要将他运回伊川与父母葬在一起。七月初四日，邵雍写下了告别诗：“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当夜五更，卒。
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司马光的悲痛难以言状。《通鉴》这部大书，其中也有邵雍的心血。司马光感到拿不准的史论，都会向邵雍请教。对曹操统一北方，司马光认为“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6]。曹操的地盘的确是一块一块从黄巾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手中夺来的，但邵雍持相反观点。在《通鉴》定稿时，这句话被删除了，也许是他被邵雍说服了。邵雍走了，司马光含泪写下了《邵尧夫先生哀辞二首》[7]，其二云：
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蹠实[8]，佩服敢书绅[9]！
邵雍走后，张载回到关中，不久也病逝，经常与司马光切磋的只剩下二程了。从感情上说，他与二程的关系不如和邵雍亲密，但从政治上说，二程与他的配合则超过了邵雍。程颢在朝中曾与司马光并肩战斗，而且二程的哲学可直接为反变法服务。二程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是一个天理”。什么是天理呢？“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存天理，灭人欲”是修养的日常功课和终极目的。“天地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10]司马光在《迂书》中说：“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士则》）。这与二程何其相似乃尔！在《通鉴》编到《唐纪》时，程颐给司马光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司马光回答：“然。”他的确如实记录了他们篡取皇位的经过，并且在李世民杀了建成、元吉，被立为太子后，来了一段“臣光曰”：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唐）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李建成）以庸劣居其右（上），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己，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
这段史论体现了司马光与二程的共同观点，那就是纲常道德决定论。一开头摆出一个矛盾：唐高祖李渊按立嫡以长的礼制，将庸劣的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而天下却是靠太宗李世民打下来的，如此“必不能容”，怎么办呢？有德就好办。如果李渊像周文王那样英明，李建成像泰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主动逃到吴地，让周文王之父季历继承王位）那样贤惠，李世民像子臧（曹国人要立他为君以取代无能的君主，他逃走了）那样有节操，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不能这样，太宗应该等李建成动手后再自卫，虽是不得已，恐怕已为过。结果太宗受群下鼓动，发动玄武门之变，“贻讥千古”。后来的中宗、明宗、肃宗、代宗都仿效他武装夺位，他难辞开先例之咎。
司马光想得太美了，想把历史上上述带有传说性质的道德楷模都“克隆”出来，“集中”起来，从而使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烟消云散。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他的“向使”（如果）也只能是“向使”，一个美丽的梦幻。
程颐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魏征事皇太子（建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对此，司马光不敢苟同。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我们先看一段关于曹操的得力谋士荀彧自杀的“臣光曰”[11]：
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如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
管仲是孔子高度肯定了的，司马光是管仲而非荀彧。他认为魏征的行为与管仲无异。程颐反驳说，魏征不可与管仲比。因为小白是长子，本当继位，公子纠与他争位是“以少犯长”，“义已不顺”。而李世民争位也是“以少犯长”。因此管仲改事齐桓是护礼，而魏征改事太宗是悖礼。司马光自号“迂叟”，对程颐这个比自己还要迂的人，只能和而不同了。
民间“真宰相”
熙宁十年（1077），司马光的“同年”吴充当了宰相。
吴充为相，缘于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被罢相。从熙宁八年（1075）二月复相到再次罢判江宁府，这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是王安石人生的“滑铁卢”。保守派的挤压，变法派的内讧，加上爱子王雱的早逝，已经把他身上的棱角基本磨平。“江有蛟龙山虎豹，清光虽在不堪行”（王安石诗《咏月》），促使他最后下决心离去的是神宗变法立场的退缩，以及在领土主权上对辽国的妥协。辽国乘宋廷内斗之机扬威边境，要求划定河东边界，意在鲸吞宋地，沈括找到了当年划界的原始文件，勘定了地界，驳得辽使哑口无言，但神宗却在保守派的压力下骨头软了。王安石说：“示弱太甚，招兵之道。”而原宰相韩琦上疏说，皆因变法惊动了辽国，废除新法，边境遂安。结果神宗屈从辽国，被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王安石发一声“才薄何能强致君”的长叹，然后“一马黄尘南陌路，眼中惟见北山云”（《人间》），回到金陵。他干脆将判江宁府的职务也辞了，只挂一个集贤观使的虚职，闲居半山园。对此，司马光是何心态？他在《涑水记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以为陈是为亡父求墓志）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预）求如椽（大笔），候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而心怜之。及（儿子）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官名）张安国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12]
两个马屁精的形象活龙活现，但此时说这些，揶揄中含有几分得意。不错，王安石再次罢相，洛阳的保守派出力大了。熙宁九年十月，彗星现。曹太后和高太后再次出来说，这是上天示警。无论王安石怎么说天变不足信，无足惧，神宗却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得失。在西京的富弼、吕公著立即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废除新法“如救焚溺，势不可缓”。就这样，彗星帮助保守派打倒了王安石。
吴充是司马光的“同年”，又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他反对变法但态度温和，神宗用他为相，有平衡各方的意图。三十七年前的康定元年（1040），他在宿州接待过赴苏州上任的司马光（见第四章），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唱和之诗，留下来的有十余首。当政不久，吴充便请神宗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大臣，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余人，都是保守派的中坚。而神宗对这份大名单，不可能照单全收，他不想“翻烧饼”，只是想搞点平衡来稳定政局。第一个被起用的是吕公著，令其知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