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底，司马光去了一趟他初仕的华州。当年在华州当幕职官，那是他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见第三章），如今物是人非，昔日的欢乐再也找不回来了。离开时，他写下了《重过华下》[1]一诗：
昔辞莲幕去，三十四炎凉。旧物三峰雪，新悲一镊霜。云低秦野阔，木落渭川长。欲问当时事，无人独叹伤。
也许因看到邵雍要被强制搬家，他也不便在西京留台的“衙门”里久住了。按宋朝规矩，除了知州、知县能住在州衙、县衙的后院外，其他官员包括宰相都是要自己买房或租房住的。大约在熙宁五年（1072），他在洛阳一条陋巷里买了一个小院，作为临时住处。因房子过于低矮，房顶隔热性能太差，他请人在房间内掘出一个地室，称之为“凉洞”，读书写作于其间。此时，他似乎还在观望，等待朝廷发生变化，但他等来的消息，是变法的步伐加快了，尤其是水利法的推行，“四方争言农田水利”，新修的水利设施让南方三十六点一万余顷农田得灌溉之利，北方在河上修闸，引水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增田一万顷，而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收粮食数百万石。熙宁元年（1068），他与王安石在御前论理财。他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而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不加赋而财用足”，现在似乎该王安石得意了。在变法派一路高歌的形势下，他看来得定居洛阳了，于是决定建造私邸。按照洛阳的风气，园林式府邸或别墅才符合他的身份。
独乐园的来历
“天下名园重洛阳”。唐代曾经是洛阳园林的鼎盛期，而五代的战火将其大多化为灰烬，宋兴百年后，洛阳园林迎来了一个超越唐代的新高峰。许多达官贵人在洛阳建园，作为居住和休养之所。在司马光到西京留台时，洛阳有大小园林一千余座。有个叫周叙的南方人，专门跑到洛阳来看园林，看了一年多，“甲第名园，百未游其十数”。最著名的有富郑公园，主人为宰相富弼；苗帅园，主人为太祖朝宰相王溥；赵韩王园，主人为宋初宰相赵普；文潞公园，主人为枢密使文彦博；吕文穆园，主人为真宗朝宰相吕蒙正；环溪园、湖园，主人为宣徽使王拱辰……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著《洛阳名园记》，记了十九座名园，包括邵雍园（即“安乐窝”，至今作为地名犹存）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他对独乐园的评价是“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多大呢？二十亩。独乐园中有七景，“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斋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接竹杪，落蔷蔓草为之尔。温公（司马光）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羡者，不在园耳。”
独乐园是司马光亲自选址、设计建造的。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一直按他《独乐园记》所说的“尊贤坊北”寻找，但解放后经数十年考证，没有找到尊贤坊。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块嵌于司马村小学墙壁上的石碑才揭开了谜底。独乐园位于洛阳东南偃师县诸葛乡（原属洛阳县）司马村西，明代为纪念司马光而建的文庙如今尚存。笔者动笔前曾去此地寻访，看了相关文物。司马村无一家姓司马，原名常安村、古建村，宋末以来为纪念司马光，先后更名为司马庄、温公里、司马街，直至今之司马村。司马光的《独乐园记》[2]解释了园名的来历：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一种小鸟）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3]。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司马光自称）之所乐也。
熙宁四年（1071），迂叟始家洛。六年（1073）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其为中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惟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
在《独乐园记》中，他虽以鹪鹩巢林、鼹鼠饮河为喻，但让人读出的不是超然，而是牢骚，是抗议。朝廷中变法派的节节胜利，让他笼罩在被“世之所弃”的失望情绪之中，但作为保守派的旗手，他相信“必也有人肯同此乐”，聚集在他的旗下。不过这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从这个意义上说，独乐园就是“等待园”。园中七“景”，均为其亲自命名，并各题一首以“吾爱”开头的诗，七个“吾爱”，七个偶像[4]。
读书堂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一说董仲舒，我们马上就会想起以春秋断案，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把他作为偶像，志在像他那样，让百家“消伏”。在他看来，最该“消伏”的自然是王安石的新学。
钓鱼庵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三公岂非贵？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5]，斗禄穷百态。
严子陵是东汉的著名隐士，光武帝刘秀发迹前即与其相知，但刘秀三召始出来，又很快归隐富春江，今杭州的富阳市、桐庐县尚存其遗迹。司马光修钓鱼庵，意在以严子陵自况，以表示绝不与当权的王安石合作。
采药圃
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
韩伯休是汉代高士，隐姓埋名，采药山中，卖药长安，三十余年一直一口价，在被一女子认出后，便藏匿深山，不知所终。司马光修采药圃，当然不只是要效韩伯休采药，而是强调“深畏名为累”。
见山台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王命，牺牛惮金鞍。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司马光采陶渊明诗意而建见山台，但他成不了陶渊明，进不了真正的“桃花源”，因为“爱君心岂忘”，一有机会，他就会结束隐居，冲上政坛。
弄水轩
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
仿杜牧结亭水上而筑屋溪上，“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而他头上还戴着乌纱帽，这种痛苦是情感矛盾中的痛苦。
种竹斋
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
竹，在文士眼里是气节和高雅的象征。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之子，即使临时租房暂住，也要栽竹，人问其故，他指着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司马光以竹自励，认为竹比石季伦的“珊瑚满金谷”不知强多少。石季伦即西晋大富豪石崇，金谷园是他在洛阳的豪宅。时以珊瑚为宝，他家的珊瑚胜过皇室。
浇花亭
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
白乐天即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纵情诗酒，司马光欲为白居易第二，但复制不了白居易的潇洒了。
紫衣金带与深衣缙带
对洛阳名园，当时流传着两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因王拱辰的园林的主楼高三层，最上一层朝元阁可俯瞰洛城，故曰“钻天”；司马光在读书堂掘地室，故曰“入地”。有一天邵雍去拜访富弼，富弼问市井有何新闻，邵雍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居者。”富弼会意，哈哈大笑。
司马光《酬终南阎谏议（询）见寄》[6]诗中有“微禄供多病”之句，有人便臆断独乐园“卑小”是因为经济拮据，谬矣。他虽在西京，但仍是在职官员，三品官的俸禄其实一分不少。上章说到邵雍的“安乐窝”要被“拍卖”，不久，司马光牵头集资，给买了下来。这座有三十多间房屋的园林，位于黄金地段，价格不菲，加上一并买下了对面的房屋和园子，“安乐窝”扩成一座大庄园。为保障其生活，同时买下了洛水之南延秋庄的庄田供其收租。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司马光等出资人一致要登记在邵雍名下，可邵雍说，名利不可兼得，我本不求名，但既已为世所知，岂敢再求利？最后房契上填的是司马光，园契上填的是富弼，田契上填的是王拱辰，但“产权证”全部交给邵雍保管。邵雍对此感激不已，写下了《天津（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