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8]，熙宁受券[9]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篱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陌彻铜驼花烂漫，堤连金谷草芊绵。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10]笔如椽。
从此诗看，“安乐窝”比独乐园大得老了。凤凰楼等景观都是原道德坊院子里所没有的，是新增的。诗中描写他在“安乐窝”的生活，宛若神仙。他“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不愿吟》），却有大官送园林，却有庄田收租金，而且不用受官职的羁绊，“谈麈轻摇杨柳边”。这等美好生活是司马光、富弼、王拱辰等人给的，他自然要与他们同坐一条板凳。反过来说，因为他反对变法，他们才愿意为他慷慨解囊。
司马光对邵雍如此慷慨，而自己的独乐园却“卑小”不堪，这是为什么？司马光之隐非邵雍之隐也。对邵雍慷慨是救人之急，成人之美，而独乐园“卑小”是在讲政治。邵雍不当官，因为当官对他来说是一种损失，隐是他的自觉行为。而司马光的隐是被“迫”的，是反变法失败后选择的抗议行为。独乐园只有修得“卑小”，让人看着可怜兮兮的，才能反衬出他内心的愤懑，才有抗议的象征意义。对此，他的得意门生刘安世可谓一语中的：“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间人，以救其弊也。”[11]
他曾在陋巷的临时住处挖“凉洞”，现在他又在独乐园一下挖了四个“凉洞”，并专门赋诗一首：
贫居苦湫隘，无术逃炎曦。穿地作幽室，颇与朱夏宜。宽者容一席，狭者分三支。芳草植中唐，嘉卉周四垂。讵堪接宾宴，适足供儿嬉……
（《传家集·卷四·酬永乐刘秘校（庚）四洞诗》）
他不仅掘地而居，而且深衣而行。深衣是按《礼记》式样做成的古装，宽身大袖，穿上后，发上插冠簪，头上缠幅巾，腰间扎上宽宽的布质缙带，便整个成了一个戏台上的古人。一日，司马光换上深衣，信步来到“安乐窝”拜访邵雍。临别时留下《独步至洛滨二首》[12]：
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
草软波清沙径微，手携筇竹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
三品官的待遇还在，一面是紫衣金带、纵马传呼的司马光；一面是深衣缙带、拄杖独步的司马光。两个司马光形成强烈的反差，外表的强烈反差反映了内心的极度矛盾。他曾问邵雍：先生穿深衣否？邵雍回答：某今世人，穿今世衣。这明显是在批评司马光迂腐，但司马光依然故我。正如其诗中所说：“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白鸥虽然没有忘记岸柳间有捕鸟的网（“机”），但仍然穿林而飞。司马光不就是诗中的白鸥吗？他这只白鸥，明知林中有“机”，仍然会穿林而飞。王安石，我不怕你！
《投壶新格》定胜负
在独乐园里，司马光写了很多反映园中生活的诗。《独乐园二首》[13]说：
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
客到暂冠带，客归还上关。朱门客如市，岂得似林间。
再如《次韵和宋复古春日五绝句》[14]的其中两首说：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独闭柴荆老春色，任他陌上暮尘红。
东城丝网蹴红毬，北里琼楼唱石州。堪笑迂儒竹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
独乐，独乐，他本想写出乐来，而吟出来的却是苦。元宵节，洛阳城里灯火辉煌，各种灯笼争奇斗艳，夫人张氏想上街观灯。司马光说，家里就有灯，何须上街看。张氏说，不光看灯，还有看人。司马光说，难道我是鬼吗？可见他的情绪坏到了何种程度。
唯有老朋友的到来才能给他带来欢乐。范镇来了，他乐了。
他俩是“同年”。司马光说：“吾与景仁（范镇字），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范镇也说司马光“于予莫逆之交也”。两人相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范镇退休后，司马光作《范景仁传》，盛赞其勇决（后来司马光去世，范镇如约作《司马文正公墓志铭》）。他曾经答应司马光，致仕后到洛阳休息，后因田产在许昌而未来。听说司马光做“地室”避暑，他在许昌修了一座可迎八面来风的高阁，邀司马光来住。对此，司马光不高兴了，在《和景仁卜居许下》[15]中写道：
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斑。拂衣已解虞卿[16]印，筑室何须谢傅山[17]。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他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厚薄间。
诗后注：“景仁顷见许居洛，今而背之，故诗中颇致其怨。”也许为了谢食言之罪，在司马光的独乐园建成后，范镇从许昌来访。他给司马光带来了三件礼物：一根邛杖，一块貂皮褥子，一床麻布衾（被子）。貂褥、布衾，奢简迥异，司马光似乎更爱布衾。时范纯仁（范仲淹子）有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一笔不苟地将此铭写在范镇送的布衾头上。叙过别情，范镇突然拿出自著《乐谱》八篇来，说，某此来，还欲了断我俩关于大乐的公案。
大乐即雅乐，朝廷大典用的音乐。按照孔子的观点，国家大事，莫重于礼乐。他听了周公所制的韶乐之后，美得“三月不知肉味”。可因春秋时已“礼崩乐坏”，到后来连乐谱也找不到了。宋初所用的雅乐是周世宗柴荣留下的“王朴乐”。太祖赵匡胤嫌其声高，让和岘校正后，以“和岘乐”为雅乐。仁宗即位，太常寺上奏说乐器使用太久，音失其准，于是请音乐家李照重铸编钟，再校音律，而“李照乐”一出来就遭到质疑，又重回“王朴乐”。仁宗本人就是音乐家，令朝臣讨论。司马光时知太常礼院，讨论礼乐乃本职所系，而本无干系的范镇也参加进来。百家争鸣，一锤定音，争论尚未结束，仁宗自己谱出了《黄钟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声》，颁太常寺练习，不过他还算谦虚，未做定论，让继续讨论。老实说，在找不到原乐谱的情况下，这种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自命不凡的进士们虽未必懂音乐，但谁也不会服谁。司马光和范镇从一开始就掐开了架，争论的来往书信达数万字，最后仍各持己见，无奈，约定以下围棋决胜负。范镇棋艺高出一筹，胜，但司马光不服。范镇这次带着《乐谱》来，是想要司马光输得口服心服。于是，当年的争论又延续到独乐园中，还是谁也不服谁。范镇提议再次下棋分胜负，司马光不干，提出以投壶决胜负。
投壶是一种古礼，本是军中游戏，就是把箭投进酒壶中，按箭投中的部位和难度，各有专业术语和分值（筹），累计得分多者为胜。比如，“初箭”指第一支箭就投中，“贯耳”指箭穿壶环，“骁箭”指箭被弹回但被接在手上再投命中，“龙首”指箭投中后箭竿靠外箭头正对自己，还有“倚竿”、“龙尾”、“狼壶”、“带剑”之类。司马光在独乐园中未免寂寞，玩起了投壶游戏。玩着玩着，觉得原有的规则大有问题。问题在哪？鼓励侥幸，而轻视守常。因为正常投中只计一分，而特殊情况最高竟计一百二十分。所以，他编了一部《投壶新格》（格即规则），“以精密者为右（即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侥幸者无所措手足。”其针对性显而易见，王安石破格提拔年轻人，保守派目之为“用机侥幸者”。《新格》规定，壶之口径为三寸，耳径一寸，高一尺，壶中装小豆；箭长二尺四寸，每人十二支；投掷距离两箭半（六尺）。原来“贯耳”与投进壶口一样计一分，改为计十分，理由是壶耳比壶口小，投中更难；原来“横壶”（箭横躺在壶口上）计四十分，改为计一分，如被后面的箭碰落，计零分，理由是“横壶”属侥幸；原来“倒中”（即箭尾入壶）计一百二十分，改为计零分，且罚掉前面的全部得分，理由是：“颠倒反复，属大恶”，罚光其全部得分，“所以明逆顺之道”。这就是司马光，游戏规则也要讲礼治。
比赛按《新格》进行。一个五十四岁、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一本正经地投壶，让人产生时光倒流之感。比赛毫无悬念，因规则是司马光定的，赛场设在他家里。司马光获胜后，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高声连呼：“大乐还魂矣！”但范镇不服，两人争论至死。其倔强性格因此表现得活龙活现，又让人顿生几分悲情：儒家教育硬是将古代知识分子的眼睛“移”到了后脑勺上。考定雅乐也好，投壶也好，无不为了复古。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写道：“公卿高士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之去也。”深刻。
[1]《传家集·卷九》。
[2]［清］龚崧林：《洛阳县志·卷十四》。
[3]引自《庄子·逍遥游》。
[4]《传家集·卷三·独乐园七咏》。
[5]夸毗子：折腰献媚之人。
[6]《传家集·卷九》。
[7]《伊川击壤集·卷十三》。
[8]虽无偿但属租赁。
[9]券：房契、地契。
[10]尧夫：邵雍字。
[11]转引自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203—204页。
[12]《传家集·卷十》。
[13]《传家集·卷十一》。
[14]同上。
[15]《传家集·卷十》。
[16]虞卿：赵国宰相。
[17]谢傅山：东晋宰相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