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就要离开待了十四年的京城了，他的心情袒露在《秋怀呈范景仁》[1]一诗中：
畴昔共登仕，尔来三十秋。常晞丝绳直，窃耻鸱夷柔。蹄涔学钜海，蚁垤依崇丘。行之不自疑，亲寡憎怨稠。于今不亟去，沦胥恐同流。努力买良田，远追沮溺游。
诗中讽刺牛脚印中的一泡水（蹄涔）竟然冒充大海（钜海），蚁垤也自以为是高山（崇丘）。“蹄涔”、“蚁垤”何指，不言自明。他不愿同流合污，决定到乡下多买良田，去追随春秋隐士长沮与桀溺。
他真的要隐了吗？牢骚话，不可当真。“蹄涔”、“蚁垤”让他耿耿于怀，无可奈何，又欲罢不能。
他指责王安石变法是兴利敛财，是“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载之经典，你还有何话可说？不料王安石却抬出了周公。你不是言必称孔子吗？孔子所祖述的圣人是谁呀？是制礼作乐的周公。我变法的依据就是《周礼》。置条例司，是依据《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是“修泉府之法”；青苗收息，是“周公遗法”；免役、均输等法，也都“出于周官”。“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你说他是“操管、商之术”，他居然敢于承认，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你用“天下汹汹”来警告他，他却处之泰然，作《众人》诗曰：“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公开说：“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在学术论战上，司马光没有占到便宜。
此番出京，他不是去隐，而是暂时从朝廷撤退，到地方去继续与王安石较量。
连放三通“起身炮”
司马光在向神宗告别时，两人的对话相当别扭：
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以闻。”
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
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
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职外事。”
上曰：“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
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
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长编·卷二百十五·熙宁三年九月癸丑》）
告别谈话后，司马光并未立即赴任，在京师连上了三个劄子。
十一月初二日，他上了第一个劄子——《乞免永兴路苗役钱劄子》。苗役钱是青苗钱和免役钱的合称。青苗法前已述，免役法王安石叫助役，曾布改称免役。免役是相对差役而言。关于差役从“里正衙前”到“乡户衙前”的转变及其之害，司马光在治平四年（1067）所上的《论衙前劄子》中已分析得淋漓尽致（见第十九章），认为最大的弊端是不平等：“盖由衙前以该差遣，不以家业所直（值）为准。若使直千贯者应副十分重难，直百贯者应副一分重难，则自然均平。”免役法农民按田亩数出免役钱，解决平均负担问题；官府另外雇人服役，解决衙役专业化的问题。可以说，这正好回答了司马光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个“答案”完全超出了出题者司马光的想象力。他的《论衙前劄子》，企图在维护差役不变的前提下，比较已有的办法，从而找出一个平均负担的办法来，而不走出差役的圈子，就只能是缘木求鱼。王安石改差役而免役，是一种制度创新，是司马光从未见过的“幽灵”。免役法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小地主，最大的受害者是大地主。实行差役时，乡村五等户中，原则上由上三等户服衙前役，其实真正服役的根本没有一等户，因为他们大都有官员背景，服役的是没有背景的二、三等户，即中小地主。而免役法按田亩收免役钱，出钱最多的是一等户，官员的庄田也要出钱。他们嗷嗷叫，司马光冲在前面放“大炮”。现在，他又在《乞免永兴路苗役钱劄子》中说，“人户均定免役钱，随二税（夏秋）送纳，乃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并令均出”（实际不出），“若果行此法，其危害必又甚于青苗钱。何则？上等人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时休息，今岁岁出钱，是常无休息之期也（逻辑不通）。下等人户及单丁、女户等从来无役，今尽使之出钱，是孤贫鳏寡之人俱不免役也”。陕西自绥州之战以来，已有不少供应前方的摊派，加上遭受旱灾，许多人流离失所，如推行免役法，百姓“横出数倍之税，民安有不困蹙者哉？”因此，他请求朝廷批准在永兴一路不实行青苗法和免役法。
紧接着，司马光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劄子》和《乞留诸州屯兵劄子》。司马光一贯反对刺义勇，不刺义勇，毗邻边境的内地由谁来保卫呢？《乞留诸州屯兵劄子》要求在其总管的十州各留禁军一指挥（一指挥编制五百人），永兴军为关中根本，应留两指挥。如朝廷派不出来，应从现屯陕西腹地就粮的部队中拨出，并且不准调往前线。这明显有悖宋代的祖宗成法，即藩镇不可请兵权。
三通“起身炮”，一炮没打响，他黯然离京了。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此前的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十九日，神宗曾在经筵上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每改一事，则举国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不便之处，究竟为什么？当时，司马光的回答有点隔靴搔痒。一年过去了，上述神宗之问的答案，越来越清楚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的这句谚语，保守派的士大夫们肯定是读过的，但他们反对变法，总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而对自身利益讳莫如深。这又是为什么？
要弄清变法反变法论争的实质，我们必须对宋代的经济社会结构有所了解。宋代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有田产者为主户，无田产者为客户（佃农）。主户按田产多寡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又称中户），一等户有田数十顷（一顷等于一百亩）至百顷以上，是大地主，二、三等户为中小地主；四、五等户又称下户，为自耕农，其中五等户是贫农。宋初废除了唐代的官给田制度，土地兼并主要通过买卖，不限兼并。《水浒传》中不时出现诸如宋家庄、祝家庄之类的庄名，所说之庄不是村庄之庄，而是庄园之庄，某庄即某地主之庄园，其田地称为庄田。庄非宋代才有，但在宋代才大量出现。宋初“隐士”种放的庄田，囊括陕西华山周围数百里。汜县的李诚庄方圆十余里，中贯河道，地极肥沃，有佃户百余家。庄主李诚只不过是汜县的一个酒务官。官员不可能都像李诚那样营造大庄园，但大庄园无不有官的背景。宗室、外戚、勋臣自不必说，中高级官员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大多投在田产上。在司马光离京时，官员工资津贴标准执行的是仁宗嘉祐年间公布的《禄令》：
一、俸钱：京朝官宰相、枢密使钱每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一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每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以下递减。
二、禄粟：宰相、枢密使每月一百石，权三司使七十石，以下递减。
三、职钱：六曹尚书、御史大夫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以下递减。
此外，还有“茶、酒、厨料（米、面）之给”和“薪、蒿、炭、盐诸物之给”，简单地说，高中级官员的一切生活所需，包括夏天驱蚊的蒿都给你发，而且用不完，仅酒每日就给一至五升，盐一年给二石，谁有这么大的胃口？
宋代高官除了上述固定收入，还有各种赏赐，如郊祭大赏，一次就相当于甚至超过一年的工资。这么多钱主要是买田，田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第一是地租剥削，客户租种其土地，所交租金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第二就是高利贷，贫苦农民每到青黄不接时或遇到特殊困难，不得已向地主举债，地主收取二至三倍的利息。到时不能还本付息，便用土地甚至儿女抵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脱农民的高利贷之苦，抑制大户兼并。青苗法断了大户放高利贷的财路，他能不反抗吗？
宋朝的官员可以随意购买土地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成为大小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宋代科举虽然不问门第，但经济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这是常识。的确有像宋庠（郊）、宋祁兄弟，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贫寒子弟考上进士的，但是进士绝大多数是地主家庭出身且相当一部分是官二代、官三代。与司马光同一届中第者，见于《宋史》的贫寒出身者不过石扬休一人。贫寒出身的官员，像范仲淹那样买田置义庄救济本族贫寒者如凤毛麟角，大多是一阔脸就变。宋庠、宋祁兄弟少年贫寒，两人同年登第，宋庠为状元，仁宗时为宰相，宋祁为翰林学士（后为副相）。某晚大雪，宋祁在官邸高照华灯，拥妓狂饮，兄长宋庠次日让亲信传口信批评说：“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燕，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你还记得碎咸菜就饭的日子吗？宋祁听后笑了，让来人传话回去：“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2]就像宋真宗那首《劝学诗》所说，读书科考不就是为了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吗？吕蒙正虽是“官三代”，但因父亲抛弃其母子，儿时苦不堪言，考中状元，当了宰相后变了，他爱吃鸡舌，吃了多少不知道，只知鸡毛埋出一座小山。其侄子吕夷简为相，家中有族人、奴仆共二千余人，宰相的俸禄固然很多，但怎么也养不活这么多人，得有庄田，得做生意。因此，士大夫为大地主说话其实是为自己说话。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根本不想有任何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