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也许真有点自不量力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官僚与地主合为一体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宋朝建国百年时，形成了数十个能够影响朝廷政治的世家大族，包括诗书家族、军功家族、外戚家族、潜邸家族，还有先朝遗族。诗书家族靠科举起家，然后子孙世代入仕为官，其中以真定韩氏（从韩亿发端）、莱州吕氏（从吕蒙正发端）两家最为显赫。北方士子，不出于韩门，即出于吕门。这些世家大族又以婚姻、同僚等各种纽带编织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请看宰相韩琦的孙媳妇文氏的来历：她是文彦博（先后任宰相、枢密使）的孙女，是吕公弼（枢密副使）的外孙，吕夷简（宰相）的曾外孙，是鲁宗道（参知政事）的外曾孙。娶一个孙媳妇，就与文、吕、鲁三大家族绑在一起了，再加上韩家原有的关系，这一家究竟连着多少家？恐怕得专门研究。在这种既得利益的蛛网内，即使有一两个赞成变法的，也会被作为叛徒网死。吕公弼的从孙吕嘉问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气得他大骂其为贼子，要把他开除出吕家。
对反变法的实质，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曾经为高利贷辩护，但枢密使文彦博的回答比他更为直率。稍后的熙宁四年（1071），他与神宗有如下对话：
文彦博曰：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司马光是士大夫中的一员，同样享受着高官的特权。比如，在其故乡夏县鸣条岗司马氏墓地，建有一座余庆禅院（现存，属重建），这座家庙就是公款所建。英宗时，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的司马光上疏说，臣等因要侍候皇上，没法每年都回乡祭祖，忠孝难以两全，乞朝廷为臣等祖茔建家庙，让僧人为臣等守护先陵，代为尽孝。英宗于是下令修了这座家庙，后神宗命名为余庆禅院。建了庙，就得有和尚，有寺产，颁发度牒，划拨田产，都是公家来办，司马光不用出一分钱。司马光家的田产有多少？作者没有找到数据。其田产由叔父管理，差役是摊不到他们头上的。不过，司马家不是那种广置田庄，大放高利贷的人。一直到他后来当了宰相，他家所在的坡底村也没有变成司马庄。在宋代高官中，司马光无疑是生活简朴的典范，但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简朴者往往毫不逊于奢侈者，甚至更锱铢必较。
按照司马光的政治观和学术观，“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高下、贵贱、富贫，这些都是礼之所分，分之所名，天经地义。因此，地主向农民放高利贷是合“礼”的，兼并是合“礼”的，农民无偿服役也是合“礼”的，而只有合“礼”才能长久。程颢说，当代（北宋）学人中，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学术“不杂”。“不杂”就是纯。而在王安石眼里，纯儒就是俗儒。他在《兼并》一诗中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司马光带着纯儒的理想，带着对王安石的满腹块垒，赴西安上任。
五个月的知府
司马光是十一月四日到西安的。十天后，他写下了《知永兴军谢上表》。表中说三秦大地“廪食一空，家乏盖藏之粟；襁负相属，道有流离之人。老弱怀沟壑之忧，奸猾蓄萑蒲（草寇）之志”。因此，正确的施政方针是：“正宜安静，不可动摇。譬诸烹鱼，勿烦扰则免于糜烂；如彼种木，任生殖则自然蕃滋。”同日，他抽闲游览了长安见山楼，随口吟道：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传家集·卷九·登长安见山楼》）
他满腹惆怅，看不到前途。他想安静为政，可上面却让他一刻也不得安静。在他府衙的办公桌上，摆着接连收到的四份文件。第一份是陕西都转运司转发的陕西宣抚使司的文件，命令陕西各州、军加紧制造干粮、皱饭，以供调发；第二份是制造的标准，一斗（宋制一斗约六千七百毫升）稻谷变造干粮五斤，并酌给柴钱，即官给原粮和柴钱，老百姓加工；第三份是中书省奉圣旨行文要求，今后调发义勇赴边要自带一个月的口粮（七点五斗），将来从二税中扣除，如本人无粮，由官府预支；第四份是宣抚司依朝旨规定，今后义勇轮番戍守，令附带干粮一秤（宋制一秤等于十五斤，一斤约五百三十三克）。
胡来！司马光一边翻文件一边批驳：一个人带一个月的口粮，一秤干粮，加上武器、衣物，挑得动吗？制造干粮、皱饭，骚扰百姓！官仓粮食不多，造了干粮，明年春荒拿什么救济……
“公文都下发了吗？”司马光问衙吏，衙吏点头。司马光命令，“立即知会所属各州，停止制造干粮、皱饭！”见下属面有难色，他一拍桌子，厉声说：“按本官说的办。违令之责我一人担。”
这一回，他顶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宋神宗。对西夏的战事，是神宗亲自掌握的。王安石变法，在富国强兵的关系和次序上与神宗分歧较大。他主张先理财，未理财而举事则事不济，“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但神宗一心想着雪数十年退让妥协之耻，复汉唐故地，主张“先措置得兵，乃及农”，把军事摆在优先地位。宋军在绥德获胜后，熙宁三年（1070）四月西夏举国出动转而进攻庆州，宋军败绩。八月，神宗令韩绛为陕西、河东经略使，准备在陕北向西夏进攻。司马光接到这许多文件，其源盖出于此。
转眼就到熙宁四年（1071）的春节。春节前，王安石由副相升为宰相，在中书省的墙壁上，他题诗曰：
夜开金钥诏词臣，对御抽毫草帝纶。须信朝家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诗中所说的三人，是指他以及与他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韩绛、副相王珪。他们是庆历二年（1042）的同榜进士，状元杨置早死，王珪、韩绛、王安石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名。
与王安石神采飞扬地在壁上题诗相反，在长安的司马光却愁眉不展。正月初一，他写下了《谏西征疏》[3]。疏中再次描述了陕西的灾情，反对向西夏开战。这篇奏疏如石沉大海，另一件挠头事又来了。去年十一月初七日，枢密院指示，奉圣旨，要求陕西、河东宣抚司督促腹地各州、县加固城壁（墙），修筑楼橹（望楼），准备作战器械。一防西夏军队突入内地，二防盗寇（农民起义）。各州、军拖拖拉拉，动作迟缓，现在上头又催促来了。怎么办？在所属各州请示时，司马光的答复是：不办！他上《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4]，指出所属各州城墙大多很薄，根本没法在上面修望楼，要修必须加厚城墙，而各州全无劳役厢军，禁军均为路过，而且官府又拿不出钱来买建材，如此势必兴劳役、刮百姓，陕西遭灾，百姓再经不起劳役和搜刮了。这一状他上准了，神宗下旨“依奏”。
不用加修城墙了，可添屯的禁军又要来了。正月初七日，宣抚司通知，将于永兴军、邠州（今彬县）、河中府粮草易得处，添屯兵马，由本司所委都钤辖和知府、知州共同负责训练，调动权在宣抚司，各地不得差遣。其中，永兴军新添禁军十四指挥共五千余人，都钤辖为庄宅使（中级武官）赵瑜。初八日，司马光上《乞不添屯军马》[5]，理由是永兴军的粮食维持现有军队、官吏只够十三个半月至十七个半月，还要救济灾民，不是粮草易得处。建议朝廷先摸清各州粮草的底数，有多少粮草就派多少军队，实在因前线需要，那就平均分散到各州去，不要集中在上述三个地方。从军事上讲，这是外行话。朝廷没有理睬，赵瑜照旧带着部队来了。按照上级要求，司马光应与赵瑜共同训练部队，他却上《奏罢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说自己一介书生，军旅之事，素所不知，且“每日自旦至暮，未尝暂闲”，没有时间去训练兵马，故派本路钤辖刘斌和路分都监李应之代替。
司马光是所谓“不任繁剧”的儒臣，把做经济工作、司法工作的官员视为“俗吏”。昔日任大理评事，他如坐针毡；任群牧判官，他假手同僚。如今知永兴军，他完全可以将行政工作交给通判，却一反常态，不嫌繁剧，也当开了“俗吏”。
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有不少毛病。陕西的常平使者为了多获利，竟然利用粮价差来盘剥百姓。因去年遭灾，陕西粮价飞涨，若为百姓着想，此时应给其贷粮，到时用新粮还本付息。可常平官却只贷钱而不贷粮，因而在还贷时必须还钱，而那时是收获季节，粮价比现在低出许多。司马光算了一笔账，现在贷款买陈米一斗，到时还款时要需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若还粟则需三斗。说是只收二分息，其实几乎达到一倍。司马光愤怒了，上《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6]，在指出上述问题后说，“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要求对四等以下户无息贷粮，不可折成钱，若不能无息，也只能按粮食数量收二分利息。紧接着，他又上《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暂缓）状》[7]。此奏乃针对司农寺的一个通知，要求陕西等地所欠青苗钱不许重叠倚阁，即只能暂缓一次。司马光认为陕西夏秋重复遭灾，如不许重叠倚阁，贫苦百姓将无以为生。
不等朝廷答复，司马光便给所属州、县下达指示，凡是去年夏秋两次遭灾地区，不执行司农寺通知。
这一下，他在长安的官当到了头。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改判西京御史台。
[1]《传家集·卷三》。
[2]［宋］钱世昭：《钱氏私志》。
[3]《传家集·卷四十五》。
[4]同上。
[5]《传家集·卷四十五》。
[6]《传家集·卷四十六》。
[7]《传家集·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