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向韩琦发难的是御史中丞王陶。他原是东宫属官太子詹事，所谓从龙之人，彭思永攻欧阳修两败俱伤后，他接替了彭的职务。因他也曾上疏要求仁宗早立储君，所以司马光对他印象不错，以为是敢言之士。
四月初五，朝廷下了一道诏令，召陕西宣抚使、判渭州郭逵签书枢密院事。王陶上疏说：“韩琦引（郭）逵（到）二府，至用太祖出师故事（太祖用武将为帅）劫制人主，琦必有奸言惑乱圣聪，愿罢逵为渭州。”[5]
王陶捅的是宋朝的一根敏感神经，即武将任职枢密院的问题。为防止重演五代武人专政的悲剧，宋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一般不用武臣，偶尔文武杂用，也会引起轩然大波。后人评论宋代“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北宋在仁宗后，差强人意可称名将的只有两人，一个狄青，一个郭逵。两人都是士兵出身，都是范仲淹培养提拔起来的。这里不说他们的功劳，只说狄青当枢密使后，一直就是文臣的“箭靶子”，最后被贬到外地后还隔三岔五地派宦官去“问安”，活活把他吓死了。郭逵实际在英宗时就已经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在文臣的汹汹议论中，英宗没敢让他到职，令其以本职为陕西宣抚使、判渭州。现在神宗召他回朝，王陶便借此危言耸听，攻击韩琦。王陶的这一“箭”射得很有力量，但未能中的。神宗说，郭逵是先帝所用，如果罢他的官，等于是说先帝用错了人。
第一“箭”没射准，王陶又从故纸堆里找到了武器。翻阅《皇祐编敕》，见上面规定常朝日，宰相应轮流一员押班，而韩琦等从不押班。于是以御史台的名义给中书省发函，在引述以上规定后，问后来是否又有新的规定。这明显是无事生非。宰相常朝日押班其实只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实行过，因为难以坚持，便废而不行，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北宋皇帝与宰执研究国务是在垂拱殿（内朝），而每日例行的百官朝会（常朝）是在文德殿（外朝），所谓宰相押班即外朝押班。因皇上要在内朝与执政大臣议事，所以每日的文德殿常朝不一定能见到皇上，只有五天一次在垂拱殿举行的“百官大起居”，皇上才不会缺席。如果要宰相每日到外朝押班，就会影响在内朝议事。王陶见中书省未予答复，于初八日上疏弹劾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班，“至谓（韩）琦跋扈，引霍光、梁冀专恣事为喻”。霍光、梁冀是汉代能操废立之柄的权臣，王陶把韩琦与他俩相提并论，意图不言自明。神宗将王陶的弹状给韩琦看，韩琦说，王陶说我跋扈，陛下派一个小宦官来，就可将我绑去。神宗听了未免心动。尽管韩琦、曾公亮已上表谢罪，但王陶仍然接二连三地弹劾。本来有不少人对韩琦的专权不满，但王陶的无限上纲反而引起人们对韩琦的同情。特别是王陶能有今天，多亏了韩琦的推荐。神宗在颍王邸为太子时，英宗让韩琦推荐太子詹事（太子府总管），韩琦推荐了他。文彦博提醒韩琦，此人浮躁，须防其见利忘义。韩琦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悔之莫及。神宗看形势不利，便想“暂停”。
司马光本与这场大戏无关，神宗的“暂停”却把他卷了进来。为宽慰韩琦，神宗决定将司马光的职务与王陶对调，就是让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王陶任翰林学士。这很对司马光的胃口，在进宫谢恩时，他对神宗说：“自顷宰相权重，今（王）陶以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宰相押班然后就职。”意思是，王陶因为弹劾宰相而被罢官，以后御史中丞就没法干了，等宰相押班后我再上任。他显然是站在王陶一边了，目的是抑制宰相的权力。神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遭到中书省的强硬抵制。
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的告敕发出来了，而王陶任翰林学士的告敕被压了下来。因韩琦告假，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见神宗，坚决要求将王陶外放，神宗不准，不得已而求其次，拟任其为群牧使。这也是个肥缺，神宗同意了。可吴奎、赵概刚回中书省，神宗就变卦了，派人送来批示，仍要授王陶翰林学士。吴奎一看火了，马上上疏说，当年唐德宗疑大臣，信群小，被称为昏君。“今（王）陶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向来相承，非由二臣所废。今若又行内批，除陶翰林学士，则是因其过恶，更获美迁，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奏折递上去后，吴奎称病不出，请求免职。
年轻的神宗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想不到事情会僵到如此地步。二十一日，正好司马光上殿言事，神宗与他谈起此事，问他对王陶是仍授翰林学士好，还是该授侍读为好？司马光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答应次日书面汇报。他想了一夜，觉得神宗登基才三个多月，朝廷应以安定为好。他本来是向着王陶的，但这个时候不做出让步，就难以安抚吴奎。二十二日，他上《乞王陶只除旧职劄子》[6]，指出：翰林学士与侍读是资质相等的职务，无论给王陶哪个职务，都属于提升，这样吴奎就肯定还会称病不出，王陶也不好意思接受。建议给王陶只授旧职（即任御史中丞前的职务：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这样吴奎有了面子，就会出来上班，而王陶也无话可说。否则，直性子的吴奎可能还会有过激行为，陛下只能将其免职外放。而其他人不知缘由，误以为陛下驱逐大臣，就会纷纷求去，这有损陛下的形象和朝廷的工作。
然而，司马光的心是白操了。
神宗在征求司马光意见的同时，把吴奎的奏章给王陶看了。王陶心领神会，立即弹劾吴奎目无君主，阿附宰相，以欺天下，一下给他列了六条罪状。御史吴申、吕景与之呼应，弹劾吴奎有五大罪。神宗让知制诰邵亢起草王陶任翰林学士的告敕，邵亢说：“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吴）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神宗听了这话，决定将吴奎贬逐出朝。但曾与王陶同为东宫属官的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持相反观点，说：如果宰相真的跋扈，按王法得杀头。王陶如说得对，宰相难逃其罪；要说错了，那就不是免除御史台职务的问题。现在让他当翰林学士，是升官。不如将此事公布于朝，让群臣讨论。
神宗明白，如在朝廷讨论，王陶多半占不到便宜，所以决定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来平息事态。二十三日，他批示中书省：王陶、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身为执政而弹劾御史中丞，把手诏当内批，说没有法律效力，扣押三天，罢知青州（今山东同名市）。
司马光一看，着急了，于二十四日上《留吴奎劄子》[7]，说，陛下因王陶而免了吴奎，处罚太重，造成满朝惊骇，应收回成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心。吴奎因违诏而受罚，又因率直而被留，必然感恩戴德，慑服陛下英德。
神宗驱逐吴奎，准备用三司使张方平接替，谁知在向他告知这一喜讯时，他拒绝接受，说：“韩琦告假，若罢吴奎，韩琦必定不出。韩琦对皇室有功，应手诏褒奖，使之善始善终。”现在，神宗又看了司马光的劄子，开始回心转意。当日，曾公亮入对，所言如司马光。于是，神宗于二十五日召见吴奎，给他官复原职，安慰说：“成王岂不疑周公邪？”如此这般，终于将执政大臣稳定下来。
再说王陶被贬知陈州后，仍然不断上疏弹劾宰执，中书省非常恼火，准备再予贬谪。司马光感到这样后果将会很严重，立即上《乞更不责降王陶劄子》[8]，指出，自仁宗以来，台谏官遭贬，很少因为犯颜直谏，而是因为得罪了宰执大臣，因而威福之柄下移，宰辅之权太重，今王陶已受贬谪，如果再贬，我怕从此人君之权益去，大臣之势遂成。皇帝最怕的就是这个，神宗虽然处罚了王陶，可心是向着他的。执政大臣还是不想放过王陶，司马光对他们说，皇上都屈己容人，独中书不能容吗？这才作罢。
闹腾至此，又回到宰相押班的问题上来。五月初四日，宰相韩琦、曾公亮请下太常礼院详议。司马光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讨论，上《乞罢详定宰臣押班劄子》，请神宗下诏，让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勿须下礼院详定。初六日，神宗下诏，自今往后，昼刻辰正（七至九时），垂拱殿奏事未毕，宰相可不赴文德殿押班，令御史台宣布散朝；未及辰正，按祥符敕令押班，永为定制。
这个规定等于是说宰相不必押班了。因为宰相在垂拱殿奏事，几乎没有不超过辰时的。司马光不觉深感失望。书生气十足的他此时还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倒阁”大戏的一部分，而他不知不觉地在剧中当了演员。五个月后的九月，英宗的梓宫放入永厚陵，韩琦的山陵使任务完成，神宗一下解除了韩琦、吴奎、郭逵、陈升之（旭）四名宰辅的职务。王陶虽然摸准了神宗的意图，但因急登重位而不讲策略，乱打一气，戏没演完就被赶下了舞台。
韩琦被解职了，一个重要人物就要出场了，他就是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
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从此，与王安石唱对台戏会成为他的全部余生。
[1]《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
[2]《传家集·卷三十七》。
[3]同上。
[4]同上。
[5]《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四月》。
[6]《传家集·卷三十七》。
[7]《传家集·卷三十八》。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