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在位不满四年，其实就干了“濮议”一件事。他胜利了，为自己争取到了称生身父母为“亲”的权利，但建在父王陵寝上的庙宇刚刚完工，他就病倒了。弥留之际，他急召太子颍王赵顼。太子赶到时，他已不能言语，只是一个劲地流泪。他才三十五岁，他不想死，他舍不下皇位，但正如宰相韩琦在召太子时所说，他就是活过来，也只能当太上皇了。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他死了，二十岁的赵顼登基，是为神宗。
四年时间不到，宋朝连死了两个皇帝（仁宗、英宗），财力已经经不起国丧了，赏赐只好从简。不过，许多朝臣更关心的不是帝国的财政，而是权力的再分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等已是两朝顾命大臣，三朝元老，也应该让别人干干了，有的人已经等得着急了。
欧阳修离朝前的推荐
自成立书局后，司马光就一头扎在崇文院里编书。另外，他已奉命当本年科考的主考官。一当考官，就得被封闭在礼部的考试院里，不得与外界接触。让他失望的英宗走了，新登基的神宗是个什么样？他不了解，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此时，考试院外一场以扳倒韩琦、欧阳修为目的的倒阁大戏开锣了。
第一个遭到弹劾的是欧阳修。英宗的遗体停在福临殿，群臣丧服吊唁。监察御史刘庠发现，欧阳修的丧服下露出紫衣一角，于是弹劾其犯了“大不敬”罪。在封建社会，“大不敬”属十恶不赦之列，若罪名成立，是要杀头的。欧阳修衣着上的不谨慎，足见其有点飘了。神宗网开一面，未予深究，但御史们岂肯就此罢休？在“濮议”中，欧阳修首倡“降而不绝”论，把台谏派得罪光了，加上他心直口快，往往面折人短，因之积怨甚多。御史中丞彭思永还差一步就可进入执政之列，早就想轰走欧阳修取而代之。“大不敬”罪名没安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欧阳修妻子的从弟名叫薛良孺，因犯举官不实（推荐干部弄虚作假）而受停职处分，神宗即位，照例大赦，薛良孺可被赦免而复官。欧阳修说，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而原谅他，一句话让他复官无望，因此恨得咬牙切齿。他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关系暧昧。吴氏乃盐铁副使吴充（司马光的“同年”，后为宰相）之女，嫁给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集贤校理刘瑾因仕途不顺也恨欧阳修，便将薛良孺的谣言到处散布。彭思永听到后告诉了属下蒋之奇。蒋之奇在“濮议”中支持欧阳修，由欧阳修推荐当了御史，见欧阳修在台谏派中如众矢之的，便想与之划清界限，于是弹劾欧阳修“帷幕不谨”，并要求公布于众。一时间，朝堂沸沸扬扬，昨日还是文坛领袖，今日变为“禽兽不如”。欧阳修无端被扣上屎盆子，急忙上章自辩，要求朝廷核实。如是真，自当伏诛；如是假，当黜御史。一查，蒋之奇供出消息来源是自己的长官彭思永，但彭思永死活不交代所从何来，说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如果要求每件事都有根据，那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如此几个回合下来，还僵在那儿，神宗只好将彭思永、蒋之奇贬外。贬谪令下，侍御史知杂事苏寀、御史吴申等人为他俩大鸣不平，说从此将堵塞言路，且将欧阳修在“濮议”中“首倡邪说”之事重新倒腾出来，闹得欧阳修无法在朝廷立足，主动要求外放，被贬知亳州（今安徽同名市）。六十岁的他连上六章要求退休，未获准。
这场闹剧似乎是彭思永导演的，其实不然，真正的导演是神宗。新继位的他不满韩琦、欧阳修等大臣专权，私下有所流露。嗅觉灵敏的御史们于是抓紧跳出来表演，以邀宠升官。蒋之奇被贬后，神宗对新任副相吴奎说：“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此事因吴奎说“赏罚难两行”而作罢，但明显看出神宗是支持御史的。
在攻走欧阳修的闹剧中，司马光不是“演员”，甚至连“观众”也没能当上。在他作为主考官录取的三百零五名进士名单（其中有王安石之子王雱）上奏后，才知道欧阳修已被贬走了。他未曾想到的是，这个在“濮议”中被他戴上“巧饰邪说”帽子的近视眼老头，在离开朝廷前，向神宗慎重推荐了他：
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自仁宗至和（1054—1055）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未有定议。最后光敷陈激切，感动上听。仁宗豁然开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英宗）选自宗藩，入为皇子……今以圣继圣，遂传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无所知者。今虽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忝在政府，详知其事，不敢不奏。
（清·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卷四》）
欧阳公，长者风。不知是否因为他的推荐，反正司马光很快被提升为翰林学士。
宋朝的翰林学士由皇帝直接指挥，故被称为“内制”（知制诰属中书省，称“外制”），“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1]，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是正副宰相、枢密使副使的后备人选。据宋人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的统计，北宋自太祖至神宗，共任命翰林学士一百零八人，做到宰相的有二十一人，二者之比，真宗朝，十五比四；仁宗朝，五十二比九。如果加上参知政事（副相）和枢密使副使等执政大臣，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逼鸭子上架的翰林学士
然而，司马光却诚惶诚恐了。闰三月二十九日，他上《辞翰林学士第一状》[2]。状中首先表明了自己做官的信条：“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这句话，五年前他在《辞知制诰状》中用过，当时连上九章坚辞，最后仁宗同意了。在追述此事后，他说：“今翰林学士比于知制诰，职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称，闻命震骇，无地自处……臣虽顽鄙，粗能自知，非分之荣，必不敢受。”
第一状上去没反应，于是又上第二状[3]，神宗认为他不过是按例自谦，仍没反应。其实，司马光并非全是自谦，还真有点没底。石扬休和范镇是他的“同年”好友。石扬休任知制诰，起草的制辞多遭人诟病，被认为不称职；范镇任翰林学士，因在起草诏书时将韩琦喻为周公，被贬出朝廷。朝廷的制、诰、诏、令，虽然都是用“四六句”写的官样文章，但一个典故、一句经义、一个字运用不当，都非同小可。至于那些涉及官员褒贬的敕令，起草者再谨慎，也难免会得罪人。翰林学士有封还词头的权力，以司马光的性格，将会有多少词头被他封还？所以，他又接着上了《辞免翰林学士上殿劄子》[4]。所谓上殿劄子，就是请求上殿向皇帝当面陈述。劄子中，他认为自己“若使之解经述史，或粗有所长，至于代言视草，最其所短”。陛下如准臣辞免，就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长”。
神宗传他上殿。坐在龙椅上的神宗英姿焕发，他的年龄正好与司马光高中进士时的年龄相等，虚岁二十。“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眼下的神宗如此年轻，司马光作为侍讲和《通志》（《资治通鉴》）的总撰，深感有责任将他培养成有德的明君。神宗仔细瞅着司马光，见他才四十出头，却已须发皆白，未免唏嘘。对司马光的忠诚和学识，他是了解的，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就是想把他放在身边，以资顾问。
神宗首先开口：“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尚何辞？”你既有学问，又有文采，还有什么推辞的理由？
司马光回答：“臣不能为四六。”
宋朝的制诏要用“四六句”写，而汉朝是不用的，神宗说：“如两汉制诏可也。”
司马光说：“本朝事不可。”
神宗反问道：“卿能举进士高第（第六名），而不能为四六，何也？”
司马光一时无言以对，扭头开溜。神宗笑了，派宦官追到门口，强迫他接受告敕，司马光却拜而不受，神宗见状，高声说：“司马光还不回来谢恩！”他不得不回来，照样拜而不受，神宗命令宦官，“塞到他怀里去”。这样，他这个翰林学士不当也得当了。
被迫当了个不想当的美官，司马光心里怎么也美不起来。而一个昔日同僚的遭遇，又揭开了十年前的旧伤疤。此人是夏倚。当时，司马光追随恩师庞籍任并州通判，夏倚是麟州通判。屈野河之败，夏倚被贬到远地当税务官，司马光因有庞籍庇护不降反升（见第九章）。夏倚苦苦熬了十年，当到屯田员外郎，由欧阳修推荐召试馆职，而御史却说他“素无学术”，且重翻屈野河的旧账，硬把这事搅黄了，被放到江南西路任转运判官。这对夏倚不公，司马光却帮不上忙。他离京时没与司马光告别，当年的同级，现在一个已穿紫袍，一个还穿绿袍，唉！
此时，司马光想的与神宗想的完全不一样。如前所说，神宗是“倒阁”大戏的导演，欧阳修被贬只是个序幕，重头戏还在后头，就是免掉宰相韩琦。韩琦因担任英宗的山陵使，暂时得放一放。现在，陵寝已经规划妥当，该向他动手了。神宗提拔司马光当翰林学士，放在身边，是要他为“倒阁”大戏服务。
一个没读剧本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