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苦寒行》的“中朝故人岂念我”之句，司马光是把京城的故人比作“华林苑”的花朵，而把自己当作了边地老杏。以“同年”好友为例，范镇时任知谏院，已名震京师；石扬休也已从知县调回京城任度支判官。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他不随庞籍离京，又将如何？接替他任同知太常礼院的吴充可作参照。张贵妃死后，他因为反对给其享受越礼之哀荣，被贬知高邮军（今江苏同名市）。司马光若仍在礼院，下场肯定比他还惨。
因此，司马光理解恩师的苦心，也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道理，但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他的付出是中年丧子，就两个孩子，全没了！
就是在并州，其子司马童、司马唐相继夭折。夭折的原因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当与边地的恶劣气候和艰苦条件有关。失去孩子，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生活也乱套了。下班后，司马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坐到深夜。夫人张氏也变得木讷了。晚上，侍女给她端洗脚水。按老习惯，先倒开水，再添冷水，将水温调好后，再让放脚。这天不知为什么，刚倒进开水，张氏的脚就放了进去，被烫得大声尖叫。侍女正要解释，一记耳光就打了过来。须知，张氏是个对下人特别爱护的人，别说从没打过下人，甚至连一句狠话也不说的，今天这是怎么啦？一切都变得紊乱不堪。侍女吓得跪在地下，流泪求饶，张氏也泪水涟涟，最后原谅了她，还向她道了歉。她满脚燎泡，治了一个多月才好。丧子对司马光的打击终身无法抹去，二十年后梦见稚子，写下了读之令人心酸的诗篇：
穷泉纤骨已成尘，幽草闲花二十春。昔日相逢犹是梦，今宵梦里更非真。
（《传家集·卷八·梦稚子》）
也许是过分的悲痛引起了内分泌紊乱，司马光夫妇当时才三十六七的年龄，却再也没法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氏急了，去找庞夫人。两人商量，决定给司马光纳妾，并报告庞籍。庞籍沉思良久，说，若明说纳妾，他将死拒，得另想办法。商量的结果：找一个初通文墨的十六至十八岁的女子，先以侍女身份服侍他，待他们产生感情，就顺水推舟了。于是依计而行。买来的女子先放在庞籍家调教，然后由张氏领回家中。这天是个假日，张氏如此这般给她交代一番，便与庞夫人一起郊游去了。“侍女”端着茶走进了司马光的书房，司马光见到这么个打扮入时的美人儿，先是一怔，接着厉声问道：“夫人不在，汝来何干？”“侍女”答：“奉夫人之命，来侍候老爷。”司马光说：“我勿须侍候，赶紧出去！”后来她又按张氏授意来到书房，拿一本书走近司马光身旁，问：“老爷！此是何书？”司马光接过书，以书遮面，说“尚书”。张氏想尽了办法，司马光油盐不进，无奈，只好打发她走了。在宋代，官员纳妾是司空见惯的事。司马光恪守一夫一妻制，实属难得。那“无后”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司马光说服兄长司马旦，将其一子司马康过继为养子。
庞籍多次当着僚属盛赞司马光贤。对这个品德高尚的人，他更要刻意培养，决定让他参与军事。
屈野河败绩之羞
沧溟浴日照春台，组练光中玉帐开。汾水腾凌金鼓震，西山宛转旆旌回。逍遥静散晴空雨，叱咤横飞迥野雷。坐镇四夷真汉相，武侯空复道英才。
（《传家集·卷七·从始平公城西大阅》）
朝阳从幽远的天空升起，照亮大地，阳光下，军士的甲胄闪闪发光，统帅升帐，开始检阅。震天的金鼓声把汾河之水也腾起波浪，队伍随着旌旗在西山宛转出没。隐蔽起来如晴天之雨，无影无踪；喊杀之声如虎啸雷鸣，足以让天际的积雪飞扬。坐镇的统帅真乃丞相，诸葛亮也别再称英才了。
这是司马光第一次接触军队。外行看热闹，阅兵让他兴奋不已。到了秋天，边境摩擦不断，宋军分成小股轮番巡逻逐敌。“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圁水（今陕北秃尾河），纵骑猎鸣沙。”战场的气氛感染了他，激起他的爱国情怀，写出了在他的诗作中难得一见的有唐之遗风的诗句：
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
（《传家集·卷七·塞上四首》）
西夏不平，终是宋朝的耻辱。他惭愧自己不能像汉代的定远侯班超，投笔从戎，建功边疆。那好，庞籍给了他立功的机会。陕北的麟州（今神木县北）、府州（今府谷）和丰州（今府谷西北）与并州隔黄河相望，是并州的重要屏障，属河东经略安抚司管辖。庆历初，元昊攻麟、府未下，但将丰州夷为平地。嘉祐元年（1056），议复丰州，庞籍派司马光去现地考察。站在丰州故址四望，数十里杳无人烟，只见滚滚沙尘，累累白骨，唯有白榆、红柳在风中顽强挣扎，显示着这方土地还有生机。面对这一片凄凉，司马光忍不住大声质问：丰州至此，谁之罪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丰州是不现实的。因此，司马光建议选择可耕之地、险要之处，构筑堡垒，任能员为将，招募人民，发展农耕，待达到一定规模时，再复建丰州。此议为庞籍采纳，也算他为边防建设立了一功。
麟、府二州孤悬河外，人员、物资全靠河东补给，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麟州境内之屈野河（今窟野河）以西有百里沃野，适合农耕，本是宋故有之地，但因仁宗对西夏一味妥协，害怕边境生事，严令不准宋方军民越过屈野河，该地便被西夏逐步蚕食，以至其公开宣称宋夏以屈野河为界。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块土地就将彻底丢失。庞籍请示朝廷后，一面实行经济制裁，关闭和市（边贸），同时派司马光去麟州考察，希望拿出一个解决办法。嘉祐二年（1057）四月，司马光到麟州后，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和勾管麟府军马司（分区司令）郭恩等人向他汇报说，屈野河以西目前处于拉锯状态，我军去巡逻，夏军就抵抗，抵抗不住便撤退，我军一撤回，他便卷土重来。他们认为，夏人之所以敢于蚕食这块土地，因我在河西无常驻兵力，无常驻兵力又因无立足之点，因此要巩固这一地区，最好的办法是筑堡。去年已筑一堡，效果很好，一是情报灵通了，敌军动向可随时报回；二是有堡寨为依托，敌人不敢轻易进攻；三是保护了周围的农耕，可就地解决粮草。那为什么不继续呢？因为今年敌骑遍于河西，经略司指示先停下来。现在，敌骑已经全部撤走，正是恢复建堡寨的大好机会。司马光一听有理，便给庞籍打报告，请求立即在河西再筑两座堡寨。
不过，能提建议、当参谋是一回事，能否把建议落实是另一回事。司马光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到屈野河以西去实地侦察，这份建议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河西敌骑真的全部撤走了吗？事后证明，敌骑并未全部撤走，而是隐蔽起来了。五月，庞籍收到司马光的报告，上报朝廷，未等批复就命令麟州筑堡。筑堡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在接替范仲淹知延州时，他就用这个办法收复了全部失地。但这一回，他犯经验主义错误了。麟州非延州，此时非彼时。延州的部队是经范仲淹改编成的训战合一的“将”，将领都是由范仲淹考核选拔的能战之将，行动中将领说了算，且有便宜之权；而麟州的部队未经改革，勾管军马司、知州、走马承受（监军宦官）等各带一部分，多头指挥，一盘散沙，又互相牵制。麟州接筑堡令后，勾管军马司郭恩、走马承受黄道元、知州武戡等率领一千余人，带着建筑工具和酒食出发，准备去施工。越过屈野河，走到沙黍浪，发现夏军并未撤走，就在十五里范围内。郭恩和武戡觉得应该先撤回去再说，而走马承受黄道元不干，威胁要以违抗军令论处，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次日凌晨，部队到达忽里堆，陷入敌围，战斗结果，郭恩、黄道元被俘，武戡率小部逃脱。
败讯传到并州时，司马光已接到调令，回朝任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低级官员管理部门）。朝廷派侍御史张伯玉前来查处屈野河案。在御史到来之前，庞籍催司马光快走，并把所有与他有关的文件、信件全部藏匿起来，叮嘱说：“此事与你无关。我是统帅，一切由我承担。”这让司马光想起了已逝的父亲，在知凤翔府时，有案件被刑部驳回，下属吓得寝食不安，父亲说，“我是知府，一切由我承担”。恩师越是爱护自己，司马光心里越是难受。他生平第一次违抗恩师了，说：“问题出在我的那份报告，御史不来我不走。”庞籍发火了：“你犟什么？人家是冲我来的，你搭进去，能救了我吗？”无论庞籍怎么劝，他还是等来了张伯玉，主动向他说明真相，愿意承担首要责任，但诚如庞籍所料，张伯玉对他这只“小虾”毫无兴趣，麟州的事与你并州通判何干？他急于成名，而要成名就要抓庞籍这条“大鱼”，于是猛追其擅自发兵的责任。最后，庞籍被革去节度使，改知青州（今山东同名市）；知麟州武戡以临阵脱逃罪被削职为民；麟州通判夏倚被降为边地税务官。
相关官员都受到处罚，唯司马光例外。这时，他已回到京师，总觉得人们在用异样的眼神看他，在无声指责他卖友自脱。他宁愿受处罚，也不愿被人误解，接连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认为忽里堆之败，是由于郭恩轻敌冒进和宦官黄道元强行干军所致，若朝廷认为修堡有错，那自己是首谋，应该从重治罪。两状均无批复，司马光只好在上朝时向朝臣们逐个解释，“言之切至，口几流血”[14]。最后，他直接跑到中书省和枢密院找执政大臣，要求对自己重则处斩、中则流放、轻则发配边地州县任职，但答复是：御史并未给你定罪，何言降谪？老友石扬休劝他说，再如此下去，恐有沽名之嫌矣。他这才沉默了，但一想到这件事，吃饭时他会扔掉筷子离席，晚上无法入睡，猛拍床板，如疯了一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如今虽强颜出入，但见人不敢抬头，深感上累知己，下累朋友。“终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贮瓦石在于胸中，无时可吐。”[15]
[1]《涑水记闻·卷四》。
[2]《涑水记闻·卷八·第二三一条》。
[3]《传家集·卷五》。
[4]头发冻卷，似乎胡子要冻断、指头要冻掉。
[5]毛笔被冻住，写不了字。
[6]酒也被冻住，酒壶被冻裂，宋无高度酒。
[7]石蜡点不然，尽冒烟。
[8]鳦鸟：燕子。
[9]契阔：聚散。
[10]《传家集·卷七·晋阳三月未有春色》。
[11]《传家集·卷七·和道矩送客汾西村舍杏花盛开置酒其下》。
[12]《传家集·卷七》。
[13]《传家集·卷七》。
[14]《与夏秘丞（倚）书》。
[15]《与夏秘丞（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