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按礼仪守丧是很折磨人的。司马光“执丧累年，毁瘠如礼”。庆历四年（1044）春天，他为双亲守孝已满四十八个月，可以出远门了。恩师庞籍时知延州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他决定去延安拜访。
延安访庞叔
从夏县去延安，要先到蒲中（今山西永济）过黄河进入陕西，然后向北而行。在北行的路上，司马光沿途碰到南来北往的“保捷”军士兵。“保捷”是将“弓手”刺字后新编成的禁军，无论是开往前线的还是撤回后方的，一个个都面有忧色。司马光一直反对征发“弓手”，父亲又因此抑郁而死，现在看到这一张张忧郁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路上有一座相思亭，建在一架山梁下，两条河流在此汇合。司马光驻足亭上，感物伤情，仿《诗经》“东山采薇之义”，一连赋诗五首：
岭上双流水，犹知会合时。行人过于此，那得不相思？
偃蹇登修阪，高侵云日间。几人征戎客，跋马望家山。
塞下春寒在，东风雪满须。河阳机上妇，知我苦辛无？
柳似妖饶舞，花如烂漫妆。那堪陇头水，呜咽断人肠。
空外游丝转，飘扬似妾心。别来今几日，仿佛近雕阴。
（《传家集·卷七》）
借男女相思来反映民间疾苦，表现反战主题，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这五首诗也许算不上是上品，却是司马光真情实感的流露。
司马光来到延安，庞籍大喜。他对司马光爱之如子，希望他在延安多住些日子，多走走看看。
此时，宋夏战事进入对峙状态，宋方占据了主动。庆历二年（1042）泾原方向定川寨大败后，范仲淹上疏，自请与韩琦一起去收拾残局，仍兼原职，且让鄜延路庞籍兼领环庆，如此则四路连为一体，仁宗于是任命韩、范、庞三人同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统帅四路。人用对了，边防形势大为改观。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按范仲淹的计划，三五年间，即可平定西夏之乱。元昊意识到以西夏之国力无法与宋朝长期作战，便通过辽国传话给宋廷，希望和谈，未料宋仁宗比元昊还急，马上密诏在延安的庞籍派人招纳元昊。
庞籍带着司马光游览了延安城，告诉他，原先丢失的堡寨已全部收复，但对和谈之事守口如瓶。因公务繁忙，他安排幕僚何涉全程陪同司马光。何涉是四川南充人，博闻强记，谋略过人，先后为范仲淹和庞籍所赏识，成为他们知延州时的得力助手。他与司马光十分投机，一来二去，向司马光透露了庞籍的苦恼：和谈。
和谈，休战，好啊！何必为此而苦恼？司马光是反战的，对恩师的苦恼不甚理解。何涉问道：“君实可知范（仲淹）经略在延安险些被冤杀？”（见上章）司马光说，略知一二。何涉告诉他，延州是宋夏外交的窗口，来往文书都由延州转呈，双方使节都要在延安停留，等待指示，所以延州统帅同时肩负着外交使命。现在庞大人知延州，时刻都如临深渊。不仅要对付敌方，更害怕朝廷内的陷阱。何涉又给他讲了富弼出使辽国的故事：
在元昊进攻宋朝连连得手后，辽国趁火打劫，扬言出兵收复关南（指涿县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为周世宗柴荣收复）。仁宗吓破了胆，指示，只要不割土地，其他都可同意。满朝官员谁也不敢去谈判，宰相吕夷简与知制诰富弼有隙，想整垮富弼却抓不到辫子，便派他去谈判，在谈判中，富弼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辽国索要关南地的无理要求，迫使辽国退而求其次，提出两个条件：一、嫁公主给辽皇为妃；二、增加“岁币”。仁宗全部答应了，让富弼持国书再使辽国。富弼走到河北乐寿（今献县），突然想到宰相吕夷简所写的国书没让他看，万一与皇上说的不一样，岂不坏了大事！打开一看，果不其然，不得不返回再换国书。富弼经艰苦谈判，最后和亲之议作罢，谈成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原来每年给三十万，现在增加二十万，共五十万。那这种送钱的方式叫啥呢？双方在草拟条约时发生争论，富弼说应叫“增”，辽国说应叫“纳”，富弼宁死不从。好，不跟你吵了，由你们朝廷决断。结果呢？富弼的岳丈、枢密使晏殊竟然屈从了辽国，正式《誓书》中写成了“纳”。当年澶渊之盟，岁出银帛三十万，好歹还把辽国坚持要用的“输”、“贡”、“献”等字换成为“助”字，现在人家要“纳”你就“纳”，等于承认辽是宗主国了。辽国为此勒碑纪功。吕夷简想害富弼没害成，但富弼以这次谈判为耻。
讲完以上故事，何涉说，外交甚至比打仗更充满风险。此前，庞经略按照仁宗的密旨，派扣押在延州的西夏官员李文贵回去传话，只要元昊去掉僭号，一切好谈。可元昊却摆开架子说：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不削帝号就没法谈，庞籍不敢做主。仁宗下诏让庞籍复书元昊，不设先决条件即可开谈。于是，元昊派使者贺从勗到延州上书，书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称儿而不称臣。“兀卒”即单于、可汗，汉译“青天子”。庞籍说，名位未正，不敢上报。可仁宗派人到延州，让庞籍允许贺从勗来京师。此举遭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的一致反对，仁宗一概置若罔闻。倒是辽国不干了，原先他支持元昊，只是想把他当一颗与宋朝博弈的棋子，而非让他坐大，在得到新增二十万岁币的渔翁之利后，见元昊又取得定川寨大捷，现在宋仁宗居然无条件与之和谈，等于让他与我大辽平起平坐了。所以，辽国急派使者要求宋朝“请勿纳元昊”。仁宗一下没了主意，礼部郎中吴育分析辽国意图后，建议回书说：“已诏元昊，如能投谢辕门，即听内附；犹若坚拒，当为讨之。”保证把元昊称臣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庞籍这才放西夏使者贺从勗去京师……
老实说，司马光还是第一次了解到朝廷竟如此复杂，才明白庞叔有如此之难。他在延州期间，元昊使者贺从勗在开封没谈成，仁宗派著作佐郎邵良佐代表朝廷经延安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宋岁赐西夏绢、银、茶共二十五点五万（匹、两、斤），元昊接受宋朝册封的夏国主称号，即放弃帝号而称臣（这一条元昊没有履行，只在对宋朝的外交文书中称夏国主，在内部仍称帝，使用自己的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虽然这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但毕竟可以让宋朝喘口气了。作为主和派，司马光是乐见其成的。
何涉见和议已成，要求回家乡任职以便孝敬双亲，被改任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市）通判。司马光与之相处了四五个月，难舍难分，写诗为之送行。
潇洒似神仙
送走何涉后不久，司马光丁忧期满，庆历四年（1044）深秋，被任命为签书武成军（今河南滑县东）判官公事。这时，“庆历新政”已无疾而终，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离开了朝廷。
“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一次重大改革实践。在庞籍在延安经营与西夏和谈时，仁宗将韩琦、范仲淹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不久又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当时，辽、夏夹攻，外患未已；士兵叛乱，内忧又起。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的虎翼军战士王伦聚集五十余人造反，杀了巡检使朱进，然后转战江淮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巡检、县尉不敢抵抗，反而将衣甲器械束手相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是天子之别都，王伦竟斩关入城，堂皇而出。此外，还有京西、陕西、江南、广西等地的造反队伍，从数十人到六七百人不等，规模虽不大，却可横行州府。朝廷担心国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于封城之内。仁宗所以急于求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仁宗想太平，当权的吕夷简、晏殊、夏竦这些人便用报喜不报忧的办法粉饰太平。在发现问题后，仁宗不得已起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希望他们拿出新政，以致太平。范仲淹、富弼针对“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十项新政，经仁宗批准后实行，是谓“庆历新政”。宋朝的干部升迁制度，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新政改磨勘制为按察制，以政绩选人；对“恩荫”授官的数量、范围、年龄做了限制，以杜绝高官子弟还在襁褓之中，就已当官的怪象；禁止权贵子弟充馆阁之臣，高等第进士亦须先任地方官，等等。这让那些习惯了苟安而尸位素餐的官员恨之入骨，但对新政又没法正面攻击，便使开了阴招。国子监直讲石介曾写《庆历圣德诗》，在赞美范、富等人的同时，不点名地斥责夏竦为大奸。范仲淹当时就对富弼说，事情要毁在这个书呆子手里。果然，夏竦让其女奴模仿石介笔迹，将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中之“行伊（尹）、周（公）之事”改为“行伊、霍（光）之事”（因霍光废立皇帝，一字之改，居心险恶），而且伪作了一篇废仁宗而另立新帝的诏书，说是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谣言散布开来，京师沸沸扬扬。仁宗虽然不信，但也不能不疑，范仲淹、富弼不能自安，自请外放了。于是，改革措施全部废止……
范仲淹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在西北战场上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儒将，元昊的多少阴谋诡计都被他识破了，却在官场遭人暗算。朝廷险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