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团给兰大的“文化大革命”定下调子：“江隆基的阴魂不散”，“要肃清江隆基的流毒”。李贵子们坚决照办，雷厉风行，使出浑身解数大打出手，而且打击面更宽，手段更残忍。凡是反对过工作组的，凡是与江隆基有过接触的，甚或没有接触只是说过江隆基几句好话的，统统被打成“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都要“肃清流毒”。像前文提到的高步文这样的学生和吴小美这样的老师，被逼住喝问：“江隆基自绝于人民，你哭了没有？”说哭了你老实交代为什么要哭？什么感情？说没哭就说“你是孝子贤孙”不可能不哭为什么不哭？两个自杀的学生都在化学系。江亦曼班上有个从陕西农村考来的学生叫王益民，家庭是地主成分，各方面都很优秀，就因为在日记里写了像他这样出身的能被全国最好的化学系录取，感激江校长之类的话，就被打成“江隆基的孝子贤孙”加“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多次批斗、毒打，终因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江亦曼的堂姐江开晔，与同班同学张超仁在“六七事件”中挺身而出，与李贵子进行辩论，江隆基死后二人均被被当作“孝子贤孙”残酷迫害，张超仁含冤卧轨自尽；下落不明的一个学生正是江隆基关照过的左宗杞的女儿陈绪明，与江亦曼同是校排球队队员；神秘失踪的两个教师是中文系仅有的两个教授，一是闻一多的助手、楚辞专家、系主任舒连景，一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李松涛。对于江亦曼，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父亲活着时被批斗、刷大字报，死后进行残酷的体罚和折磨，勒令她每天蹲在沟里挖七八个小时的防空洞，中间不许休息；抬土筐时给她搭配身强力壮的男生，故意给她重头，压得喘不上气来；强迫她不停地参加“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要她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后来在所谓“吐故纳新”的整党运动中差点被“吐”掉党籍。
在研究有关江隆基的资料，聆听一些老人娓娓讲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街道办事处主任，数量当以万千计；然而当时“打倒”当时就有组织、有计划地顶着逆风恶浪起来为之“翻案”的，除江隆基外，就我们有限的见识，实在说不上还有几多？
在江隆基身上，我们读懂了何谓“民心”。
与其说“阴魂不散”，不如说“灵魂不灭”。
与全国“文革风暴”的逐步升级有所不同，兰大的升级版始终围绕着江隆基推进。从前文所列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即使在工作团和李贵子的高压之下，坚决主张“打倒”江隆基的是绝对的少数。6月25日他含冤蒙难，出现过几天短暂的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有一种力量便在这几天的沉默中悄然爆发了——策划为江隆基翻案。
邱贤道是兰州大学的一个人物。他是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小鬼”，文化不高却有一副侠胆忠肠，脾气暴躁却敢仗义执言，挨江隆基的批评最多却忠心不二；他在得知江隆基的死讯后没有去现场而是直奔木工房，自作主张打了口薄棺材；他第一个跳出来指住工作团长的鼻子大骂：“江校长是被你们整死的。江校长是个好校长，好领导。江校长的冤案一定得翻过来，一年翻不过来两年三年，十年也得翻过来，到时看你怎样给兰大交代？怎样向人家的老婆孩子交代？”团长也拍了桌子，“放老实点，你不要拿死人压活人！”邱贤道毫不示弱，以牙还牙，“老子就拿江隆基压你这个大活人！砍头只当风吹帽，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老子伸直脖子等着，来呀，害怕了不是，亏你还是个军人！”堂堂省军区的政委拿一个处级待遇的老红军没办法，只有组织进行残酷的批斗。然而当邱贤道摇晃着高帽子回家的路上却心生一计，这些高帽子要保存下来，将来做证据。晚上，他叫来几个“铁杆保皇派”的干部和学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决定由中文系五年级负责整理材料，将省委、工作团和李贵子们强加给江隆基的“罪状”一一列出，一一用事实批驳倒。他说自己不是舞文弄墨的料子，只能做后勤保障。他说他负责找个空房子，把能搜集到的高帽子都秘密藏起来，将来做暴行的物证。大家都赞赏他的想法，之后分头串联，分头行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翻案行列。江隆基的死影响太大，工作团感觉不妙，开始关心自己的出路；李贵子们忙于“打出甘肃，打向全国”，对此竟毫无觉察。7月27日工作团宣布撤离，把兰大的“文革”重担交给李贵子；李张狂了几天，于8月20日狼狈逃窜。此时全国进入“夺权”“武斗”的高潮，而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却在“一边倒”地替江隆基翻案，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组织，一个叫“江隆基专案调查团”的群众组织公开成立了。
经过近两个月的周密调查和核实取证，一份四万多字的《江隆基问题调查报告》写出来了，加上大量的附件，约有二三十万字。“报告”从省委对江隆基的定案、处理过程、所谓的“反党言行”、“文革”中的有关问题、有关历史问题等等，逐一做了调查、核实，做了充分的说理和分析，结论是：强烈要求为江隆基的冤案平反！本书作者曾看到过这个“调查报告”的印刷本，厚厚一本，怎么看都像是对古典文献的批注、考证和辨析，不愧是中文系师生的手笔！“报告”写出来了，但印刷成了问题，当权者不批印刷经费，发誓要做后勤保障的邱贤道也没办法。他们就带着稿子赶到西安，找到当时还是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其时刘正在接受西安造反派的揪斗，自身难保，支吾敷衍，不肯批。来者不甘就此罢休，软缠硬磨，刘更明白江隆基遭难的深层次原因，动了恻隐之心，便批给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胡照刘的意见批出三万元，他们拿到甘肃日报社印了三万册，广为散发。
“江案团”将那些奇形怪状的高帽子收集起来，铁的木的纸的大的小的足有四五百，他们开始一边散发“调查报告”，一边举办“兰州大学七十天白色恐怖罪行展览”。其时已开始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先兰州，后西安，继而办进北京。所到之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征服了北大兰大两校校友，征服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抗大、延大的老同志，就连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江案团”成了名副其实的“翻案团”，展出的“高帽子”触目惊心。几个学生到北大去散发“调查报告”，校门口传达室一位老头正在端着碗吃午饭，听说是兰大的，便问：“江校长调你们兰大有些年头啦，几位认识吗？他没事吧？”几位学生如实以告：“江隆基死了。”“啊——”老头大惊，一怔愣，手里的大碗落地摔碎，面条撒了一地，“真的？真的死啦？……他怎么会死啊？他可是个大好人啊……”
然而传到“中央文革”那里，就和老百姓的看法不一样了，事情的进展也很不妙了。继6月3日撤销了北大陆平的职务之后，6月16日南京大学揪出匡亚明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6月18日西安交大揪出彭康召开一万五千人大会进行批斗，之后彭康悬梁自尽了；6月25日兰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职务并开除党籍后江也被推上了不归路。这样，康生6月初定调的四个对象都被“打倒”了，可谓“兵贵神速”！可谓“战果辉煌”！实权在握的康生欣喜不已，踌躇满志，感觉非常之好！现在怎么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底下搞起“翻案”办起“高帽子展览”来了？兰大的学生敢这样干，那西安交大的、南京大学的甚至北大的也如法炮制起来呢？这还了得？康生气得暴跳如雷，大发雷霆，下了一道命令，以“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形象”为由，将“翻案团”赶出北京，遣散了。
遣散还不是最终目的。“理论家”得向公众有个“理论”的说法。7月17日、8月11日，康生两次接见红卫兵时都讲到江隆基，内容大同小异，又臭又长。7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派群众组织头目时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重点。”“翻的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怎么样？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和各方面都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于右任，陕西的共产党员拥护于右任。不只江隆基，还有一批人了，如王照北等。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汪锋算不算，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去的。送到德国的，不止这两个，记得还有秦凤川，现在内蒙古。那时，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共产党员送日本，杨虎城送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是加入党或团，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去的，就不那么妙了，是各方面都吊点线了。军阀军队、杂牌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在德国有个反帝大同盟，是中国留学生。开始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似还有什么矛盾。我在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什么会。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清楚他到哪里。解放以后，他在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好似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不能否定。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才撤掉的。陈云就死保马寅初，说是权威。”8月11日在专门接见甘肃造反派头目时再次铁板钉钉，“兰大为江隆基翻案是不对的。江隆基当然可以反……从历史上看，从五七年反右斗争看，反对他是对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严重灾难”微观到江隆基一家，就不是“严重”而是“惨重”了。江氏家族四条生命命丧“文革”，当年的“白杨沟四进士”殒落过半。三弟江肇基（丹枫）解放后是略阳县中学的校长，就因为曾是《大公报》的“热血记者”并随远征军赴缅甸参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写下了《日本帝国的覆灭——记日本投降始末》《缅战回忆录》等著作，即使浑身长满嘴也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继二哥江隆基之后也含冤自尽；四弟江弘基的儿子已在汉中参加工作，二伯三伯惨死的消息使他本来就遭到难以承受之重，又闻父亲也被关进“牛棚”，担心父亲也走上不归路，打算回家照看父亲，在列车穿越秦岭隧道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精神完全崩溃，终于纵身一跃跳进了万丈深渊。
至于江隆基一家，更是人亡家破，四分五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江隆基一家活着的七口人无一幸免，全部被遣散。宋超被下放到兰州郊区永登县红古农场；江亦曼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农宣队；小召只有十六岁，身体瘦弱单薄，刚刚动过阑尾手术，被分配到河西走廊的临泽县农村插队；小女燕妮不满十五岁，与孙子江志学一起被分配到河西走廊金塔县的农建师；侄女江开晔被分配到安西农场；孙女涓涓被分配到陇东高原的崇信县农场。宋超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不得回家，安顿五个妹妹、侄子、侄女的责任全部落在即将大学毕业的江亦曼肩上。她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衣服被褥翻腾出来，平均分配，还是不够，难以抵御河西走廊的风雪严寒。无法可想时她想到了中学时代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妈妈的学生，名叫王丽，在西安上大学，向她发出求助信。王丽是个军干女儿，为人正直豪爽，讲义气，很快寄来一大包旧军装、旧毛衣、旧军被，帮她解决了缺衣少被的困难。“患难逢知己”，江亦曼始终记着她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