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凄惨的还是小儿子小弟。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一岁，腿病越来越重，行走相当吃力，由朱大妈带到炊事员住的小平房里照料。江隆基去世后自然没了工资，宋超的工资也停发，银行存款被冻结，每月只给几个孩子各发十五元的生活费。朱大妈的生活顿时没了着落，更谈不上给孩子看病。但这个心地善良的朱大妈毫无怨言，尽她最大的能力悉心照顾。她对江亦曼说：“告诉你妈妈，叫她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小弟一口吃的；有我在，就没人敢欺负小弟。”有一天，小弟不慎从床上摔下来，一条大腿骨折，江亦曼背着去医院，汗流满面地去了好几家医院，客气点的说看不好，没法看；有的一听是江隆基的儿子，不是摇头便是摆手，说白了，不敢看。从此，小弟再也无法站立。林彪的1号战备令发布后朱大妈也成了疏散的对象，被遣散回江苏丹阳县农村老家。她舍不下工作十多年的兰大更舍不下跟前随后绕膝长大的小弟，她要带走。宋超还在农场劳动改造，没法照顾，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去农村了，家里空无一人，只好同意小弟暂时跟朱大妈去江苏农村。江亦曼一路背着小弟送朱大妈回老家。辗转到了丹阳火车站，朱大妈的儿子推个独轮车来接。独轮车上一边坐着朱大妈一边坐着小弟，由一个身材单薄面孔清瘦的中年男子推着，江亦曼紧随其后跟着。一路吱吱扭扭，坑坑洼洼，走了十多里泥土小路才到家。眼前的现实给江亦曼上了深刻的一课，号称江南水乡的农民之家竟是这样贫穷。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房，吃的是泡米饭和咸菜，没一星油水。和衣睡了一夜，阴冷的寒风吹进茅草房，全身冻僵。即将分离时她看着小弟默默无语又依依不舍的眼神，心如刀绞，但又不能哭在当面，便跑出去躲在干枯的田地里痛哭了一场。回到身边后又不停地安慰弟弟，“姐姐会经常给你写信，经常来看你……”但当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亲弟弟。一年之后，这个出生在燕南园高级干部之家的小生命在贫病交加中不幸死于朱大妈的怀抱，刚满十五岁。
宋超请假去丹阳料理完儿子的后事，回来后又一次趴在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一场，诉说着妻子儿女所蒙受的苦难。
盖棺不能定论，冤案得不到昭雪，最难承受的还是家属。
就在小弟客死他乡的第二年，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又两年，毛泽东再次起用邓小平。小平甫一复出，响亮地提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战略方针，国家机器开始正常运转，百姓生活稍见安宁，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逐步恢复工作。宋超先红古农场后到左宗棠创办的兰毛一厂劳动改造多年，也被摘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帽子，回到教育系统，担任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她感觉为至亲至爱的丈夫江隆基申冤昭雪的机会到了。她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又熟悉党政工作的程序，便开始为江隆基平反奔走呼号，孰料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几多周折几多艰辛！
1974年，眼看许多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经过缜密思考，宋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江隆基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情况，要求为其平反。这封信据悉被转到甘肃省委；当时甘肃省委也正在着手安排一批老同志。半年之后的1975年1月，省委做出《对江隆基审查结论的批复》，仍然坚持“文革”中的定性，认为“江隆基在工作中积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犯有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对其揭发批判是必要的，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是正确的”。“江隆基自杀是极其错误的，但可不视为叛党自杀，不开除党籍。”这一结论正式通知宋超，她坚决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她提出要与省委领导面谈，但被拒绝，说“给处分也不能用天平去称，要完全合适是不可能的”。并说“如果家属不签字，就不管了”。
江隆基是中央和省委双重管理的干部，省里不管了，就得找中央。1975年夏秋之交，宋超向单位请了假，偕同女儿江亦曼到北京上访。先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几天，人多眼杂，担心有人告密，又搬到好友张养吾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张养吾和夫人黄志和早已听说了江隆基的不幸遭遇，劫后重逢，不禁抱头痛哭一场。张养吾因受彭德怀的牵连被开除党籍，降级使用，长期受迫害，“文革”中再次遭到残酷打击。在听了宋超准备上访的路径和内容后沉思良久，坦率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内部情况，还拿出他亲笔写给王震要求为自己的冤案平反的申诉信给她看，上有王震批复的四个大字：“耐心等待”！然后告诉宋超：“看来，现在还不到解决问题的时候。”
然后又与周培源取得了联系。听说经邓小平亲自提名，周培源已出任北京大学负责人，“文革”后期百废待兴，工作极为繁忙；又因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出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便在《文汇报》组织文章大加批判，并扬言要追查后台。因此当时周培源的压力很大。但当得知宋超为江隆基的事专程来京时，当晚特意从西郊家中赶到城里虎坊桥教育部招待所，见面竟以老迈之躯迎上去，紧紧握住宋超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宋超同志，我都知道了，你们受苦了……噩梦一样……他是个好校长，真正的教育家……我一生搞教育，和他在一起的几年心情最舒畅……”后来他将这种心情用文章作了正式的表述——
我和隆基同志是在1952年秋，院系调整中到北京大学工作时认识的。当时只身来到学校，我在他领导下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我们相处的时间虽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和他的作风，却给我以极大的影响，并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他是我良师益友，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愉快岁月，使我终身难忘。
隆基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办教育，四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教育了几代人，桃李满天下。隆基同志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将永远受到人民的缅怀。
当时康生头戴若干顶“伟大”的“桂冠”刚刚死去（按：198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去世时党中央给他作的悼词，开除其党籍，定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资料显示，仅在“文革”中，被康生直接点名诬陷迫害的干部就多达六百零三人；如果再加上延安整风、“反右”斗争中遭他诬陷迫害的，将是一个骇人的数字！），然而周培源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告诉宋超，他始终记不起是谁给他说过，康生在法国时就和江隆基有矛盾；又说，一次他见到王炳南，谈起康生接见红卫兵的那个讲话，王当即破口大骂康生，骂得很难听，说他给专案组（即江案团）写了证明江隆基党籍的材料；又说江隆基在北大时自己还不是党员，对党内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知道，后来听说北大也有一份江隆基的申辩书，想找来看看，但没找到。敞开胸怀谈到半夜，但对平反一事，周培源也认为不是时候。
之后又找到了江隆基在华北联大的老同事、在煤炭部工作的杨展。杨“文革”中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与邓小平有过多次接触，彼此比较熟悉。他热情地接待了宋超母女，还请她俩吃饺子，详细了解江隆基受迫害的情况。当他得知她想直接找周总理时，顿住沉思了一会儿才说：“总理现在病情严重，劝你不要因为个人的事去加重总理的病情。”宋超非常理解，说总理是累出的病，决不去打扰，但又商量说：“那就去找小平吧。听说总理委托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杨展这才讲起当前的形势，“你在北大、清华都有熟人吧，你最好去北大、清华看一看，那里大字报又开始铺天盖地，矛头明显是指小平，暗地里是要批周总理。你现在去找小平，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说不定还会惹出新的麻烦。”杨展非常理解宋超的心情，建议把申诉材料留给他，等时机成熟时由他转交上去。
看来直接找中央领导这条路走不通，也不现实，但千里迢迢所为何来，宋超母女还是不甘心，便亲自找组织部门。先到中组部的信访室。一位姓苏的同志听了申诉后表示同情，但又无可奈何，明确说了：“你来得不是时候，你没看见现在又在批右倾翻案风吗？不仅在教育战线上折腾，而且各条战线都在搞批判。这时候，谁还敢出面解决这些问题呀？你俩还是先回去吧。”又到中共中央接待室，这里一位女同志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完全是训斥的口气：“谁迫害江隆基啦？他那么高的干部，谁能迫害他？你还是党员干部哪，闹不好你也要陷进去！”高嗓门吼了几句，就将她打发了。
不识时务，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