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不怕。快走吧，哪天能见到你妈，把我的话转达给她，再加一句，我也没有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我最担心的是连累了你们母女……”
江亦曼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他慈爱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一个劲儿催促快走。
“好，我走。饭在锅里温着，爸你吃点吧……我走……我走……”
出楼道后她回身站定在一棵老槐树下，仰望自家的窗户，发现灯还亮着，发现爸爸的身影在厨房里闪了闪，才让一腔的泪水酣畅淋漓地涌了出来。
6月21日，第三次大会批斗后几个造反派押送江隆基回家。江发现门上贴着白纸黑字的对联，上联是“反党老手阴险毒辣”，下联是“本性不改妄想变天”，横批“兰大魔王”。造反派逼他大声念读，他凛然说：“不是我的意思，我不念！”于是一阵拳打脚踢。推搡进门后拧着胳膊摁住头还要他老老实实地念，他挣扎开手指他们说：“不许你们侮辱我！”“你们还是不是大学生？我六十多岁的人了，不说还是你们的校长，就算年龄，起码也是你们的父辈，你们这样糟蹋长辈，像话吗？”他顺手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宪法的单行本，那是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也有他江隆基的一票，最近他从书橱里找出来，反反复复在阅读。他高举宪法质问道，“你们看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不允许你们这样侮辱人！你们这是践踏宪法的举动！”几个造反派愣住了，一个拧着脖子说：“呵呵，什么宪法？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早过时啦。”另一个大概觉得这样说太没水平，拉了拉，几个人才哼着鼻子离去。
6月25日的第四次批斗大会，声势最大，除兰大师生外还有其他院校的，宣称是万人大会。但这天对江隆基额外开恩，不让他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亲自到会场。一早就有工人在楼下忙来忙去，忙的结果是在他楼下的老槐树上架了个大喇叭，正对着他家的窗户。然后进来两个人，推开窗户，交代说：“今天的大会你没必要去了，就在家听着，不许关窗。”再然后，他坐在书桌前，桌上一沓办公用纸，几天前写了个标题《我的检查》，再没动过，现在无心写，也不想写，又拿起那本封皮有点发黄的宪法单行本，翻着，翻着，总觉得里面能寻找到答案……
一曲雄壮的革命歌曲山呼海啸般冲进窗户，从大喇叭里能感到千军万马轰轰然赴汤蹈火的巨大声浪，稍稍平静下来，便有一个相对熟悉的声音；那声音用最稳健、最有节奏、最高强度的语调宣布：“现在——我来宣布中共甘肃省委1966年8月23日做出的、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没听错，是江隆基。决定说那个江隆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庇了一大批坏人”；“决定”说那个江隆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千方百计抵制运动，同省委工作团争夺领导权，支持右派，反对革命”；“决定”还说那个江隆基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线人物”；“决定”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决定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甘肃日报》上公布他的罪恶活动，系统地进行批判”。那个相对熟悉的声音还宣布由工作团团长代理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新任书记显然应声上台，他的声音也从窗户飘进来，他的话很简短很果断：新一届党委决定开除江隆基的党籍！
“开除党籍”？岂有此理！你找我谈过话吗？你开过支部大会讨论过表决过吗？你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了吗？都没有！没有就不是我。那说的是谁？是江隆基吗？没听错，是江隆基！是哪个江隆基啊？是我这个江隆基呢还是另外一个江隆基？在兰大，在甘肃，除了我叫江隆基外还有谁叫江隆基，你站出来啊……
接下来的声音杂乱混响，如同排山倒海，声浪滔天，震耳欲聋，一声接一声的都是“坚决拥护……”“……伟大胜利！”“彻底打倒……”“批倒批臭……”“誓死捍卫……”“……进行到底！”这种疯狂的叫嚣使江隆基想起了在德国留学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煽动排犹太狂潮的演说，想起东京银座大示威中日本军警的疯狂叫嚣，想起他带领一千多名抗大学员从太行山根据地返回延安时经历的那场暴风雪，弥天呼啸的暴风雪夺去了一个叫王新耀的性命，他还是个孩子，一心想着到延安去见毛主席……孩子？是孩子！你江隆基的孩子在哪里？怎么身边不见一个？在，都在，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全家福”上：有自己和妻子宋超，有他俩的四个孩子，还有前妻为他生的一男一女及孙子孙女，更重要的是父亲江廷瑜头戴小帽双手搭膝坐在自己和妻子中间，面带微笑，飘一把半尺长的美髯。老父亲两年前高寿辞世，自己竟因出差在即未能前去尽孝，只打发女儿亦曼回老家吊唁……
大喇叭不响了。风不吹树不摇鸟不叫了。周围静下来了。什么都不是了。含辛茹苦养育我兄弟四个的老父亲啊，儿子来陪伴你……
时钟停摆。异常宁静。画面定格。
定格的画面——
文件柜上挂一串钥匙。
书桌一沓办公纸上写着“我的检查”，了无下文。
那本单行本宪法扔在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像电影里的平行蒙太奇——
当天下午，宋超刚刚下班，就有兰大来人站门口等着，说是工作团的，要接她回兰大一趟。她也不敢多问，就跟随上了车。今天几号？6月25号。啊，真快！从5月26日离家，整整一个月没回家了，没见过隆基和孩子们了。不管怎么说，能回家见见亲人就好，蒙难之人，最想的是骨肉之亲啊！她想最坏的结果是陪斗。大会小会她已经被斗过多少次了，能和心爱的丈夫站在一起接受批斗，何尝不是“同甘苦共患难”！
她被直接带到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被指定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旧沙发上。副校长林迪生满面忧伤地坐在旁边，抬头看她一眼，垂下头，再也没有抬起来。她问：“林校长你怎么样？”林迪生还是不抬头，“挨斗呗，还能怎样？……你喝点水。”这说法让她更坚信接她来是和林迪生一起陪斗的。匆忙出门，还真的想喝口水，她端起玻璃杯咂了一口。这时工作团团长、副团长一行三人相继进门，五十多岁的团长坐在她对面，看了一眼她手中的玻璃杯，干0咳了两声，然后一字一板地说：“你是宋超吧，好，好，你喝水……给你谈件事……上午的大会我们并没让江隆基参加，让他就在家里听听，可是他……我们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可是他……下午那个保姆来做饭，开门一看，吓坏了，到处喊人，我们才知道江隆基……死了，肯定是自杀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向省委和中央作了汇报。作为家属，你也是老同志了，应该懂得怎样正确对待……”
其实，宋超只听见了一句：“江隆基死了！”只此一句就犹如一百个响雷轰顶，两耳轰鸣头晕目旋，于一片混沌中跌倒在地，一只玻璃杯被磕碎，划破了手，流出了血……她浑然不觉。她没有哭。她奋力抬起头，直勾勾盯住那个人，盯住他严肃冷酷的脸，盯住他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的嘴。好像他打了个手势又叫进几个人，吩咐了几句什么，那几个人就架她出门，说不上是护送还是押送。临出门，她清晰地听见了林迪生的一句话：“宋超，你要带好几个孩子，他们都还小！”
宋超不知道是怎样跨进家门的。孩子们都由工作团派车从各自的学校接了回来，都在家。慌作一团。乱作一团。哭作一团。江隆基仰躺在客厅地上，蒙着夫妻床上那条许久没有洗过的床单，双脚露在外面，连袜子也没穿，脚踝上暴露出醒目的肿块……从哪个角度看，他都睡得很不安宁。他有严重的失眠症，是不是刚刚服了安眠药？宋超瘫坐在沙发上，怔怔地望着丈夫，不知该干什么。她没有掀起床单，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他太累了；蒙头睡觉，有永远美好的回忆和追求；她也没有哭，从太行山根据地走出来经过战争洗礼的她懂得什么是坚强。倒是小曼和小召一人抱一只爸爸的脚，哭得死去活来。宋超欠了欠身，站不起来，便对孩子说：“小曼，小召，不哭，咱不哭，你俩都大了，应该明白，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妈起不了身，你俩去衣柜里找双袜子，给你爸穿上吧。”俩孩子翻腾了一阵，找来一双新袜子，但脚肿得很大，穿不进去。宋超只得挣扎起身，帮女儿一起给她们的好爸爸穿上了袜子……
这天晚上，宋超和几个孩子依偎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同样彻夜未眠的还有邱贤道。
他得知江校长的噩耗后没去4号楼，也没去办公室找工作团，而是直奔他管辖的木工房。门上挂着铁锁，拧了几把，硬是拧不开，他使足吃奶的力气踹了两脚，踹翻门冲了进去，翻寻厚点的大点的木板。“咣当咣当”声音很响，惊动了在宿舍打扑克的木工，赶来一看，惊讶地问：“邱处长，你这是干啥呀？”邱贤道没好气，指住说：“给老子挑！拣好的挑！”“挑出来做啥？”“做……做成棺材！”“啊！这可是公家的木板？给谁做棺材？”“少废话！他们几个呢？都给我叫来，今晚加班，不许睡觉！”小木工不敢再问，乖乖地叫来打扑克的牌友，挑木板，拉大锯，在邱贤道的指点下忙了一夜……
同样彻夜未眠的还有赵俪生。
当天晚上，赵俪生和王翼洲两位老教师被带进文科楼的一间教室里，由几名造反派监督，抄写批判江隆基的大字报。历史系是“学生领袖”李贵子的“根据地”，大字报特多。那些颠倒黑白、逻辑混乱、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要是课堂作业，他俩肯定不能给及格，但这时只能照抄，错别字都不给他改。更不敢议论。负责监督的正是抄赵俪生家、一口气将他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三百多张唱片掰了“烧饼”、还要踹他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位。白天的大会赵和王都参加了，结果都知道了，此时此地，你敢说什么？而且，每抄完一张，凡遇江隆基、赵俪生、王翼洲的名字，都要用红墨水打上叉，送你上“断头台”的那种。从晚饭后抄到天麻麻亮，总算抄完了。然后带他俩去张贴。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是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各系各单位都在抄，都在贴，好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黎明的曙光投射在凄凉惨白的大字报栏上，赵俪生感到寒气逼人。他爱读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那里面有许多人变鬼鬼变人的故事，他悄悄对王翼洲说：“感觉不对啊，这一片白，披麻戴孝的样子……”监督他俩的那个小将冲上来，“你俩交头接耳说的啥？”“没说啥，就说抄了一夜，有点困。”小将很“人道”地摆了摆手，“那你俩就滚回家睡一会儿，别睡过头，听广播来参加今天的大会！”
赵俪生回家刚刚眯瞪了一会儿，女儿赵绛慌慌张张冲进卧室，“爸，不好啦，江校长……江校长他……他死啦！”他忽地翻起身，怎么也不敢相信，追问了几遍，女儿说4号楼下围了许多人，不让进去，她亲眼看见把棺材抬进去了……
当天上午，刚正不阿、清廉一生的江隆基占了一次公家的便宜，不掏钱睡了一口仓促打成的薄棺材，走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宋超提出要送一程，不允许！问安葬在哪里？没有人告诉她！难道真成了“死无葬身之地”？太不人道了吧？隆基的前妻生有一个儿子，现在新疆；一个女儿，现在江西。将来他的儿子女儿回来问我，我总得告诉人家他们的父亲埋在什么地方吧？但是问谁谁摇头。几个月后，有人给空无一人的江隆基家里塞了张纸条，上写一句话：“江校长在桃树坪，有记号。”谁写的？不知道。记号是什么？不知道。桃树坪在哪里？宋超不是兰州人也不知道。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逢人便问：“桃树坪在哪里？桃树坪在哪里？”直到通知她下放红古农场时，通信员魏保禄来给她送几件衣服，才悄悄告诉她，条子是他写的，记号是他做的，给坟头上垒了几块大石头，怕坏人挖坟。这个忠厚老实、勤快本分的普通职工是个有心人，出殡那天，由于他是江隆基的“黑爪牙”不许去，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拉开距离悄悄跟在后面，之后他单独留下整理坟冢。附近有家工厂，一伙工人来看究竟，得知埋的是兰大校长江隆基后都很伤心，很惋惜，大家动手收拾得像了个坟墓的样子。其中一位还是女中学生的家长，叫他转告宋校长，由他为江校长守墓，决不许有人破坏。
江隆基的大女儿江开旸为前妻高氏所生，从小在四叔家长大，父亲到北大后才将她转到北京海淀区一所中学。高考成绩不理想，录取到江西地质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家保密矿工作，不幸又受工伤，落下终身疾病。得知父亲不幸遇难的噩耗后，她多次写信给继母恳求来兰州给父亲上支香磕个头，但宋超也不知道桃树坪在哪里。魏保禄告知确切地址后，宋超立即写信叫来江开旸，母女相互搀扶着步行十多里，在黄河岸边一个黄土高坡上找到了桃树坪，找到了江隆基的坟墓，趴在坟头上放声痛哭了一场。
山风吹拂，荒郊野外，杂草乱石在倾听，山岭沟壑在倾听，没有多余的眼睛没有告密的嘴巴，这里宽容一切涵盖一切湮灭一切萌发一切。市里没有你哭的地方，单位里没有你哭的地方，甚至家里也没有你哭的地方，而在这里你是自由的，大自然把痛哭的自由和发泄的权利恩赐给你，哭吧！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