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厌其烦地写一辆早已淘汰了的吉姆车，其意当然不在“车”，而是以小见大，从而折射出江隆基仁爱之心和道德力量的光辉。江隆基所处的时代距今已经相当遥远了，但他的名字在北大、兰大两校一代接一代地相传，即所谓“江隆基的阴魂不散”，到底是为什么？在种种答案中，我们认为恰恰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最为重要。他“胸怀磊落，表里如一，位高不骄其下，权重不谋其私，工作不移其勤，事业未改其忠，处难不虑其害”。“古人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他都具备了。”“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来自东西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的确，他的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不要说在今天，就是在风清气正的那个年代，也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能做到的。1963年11月他在北京做访问日本的准备，住的时间比较长，按当时的通讯条件以及他的资格，完全可以打电话与夫人联系的，但他坚持写信，半个月有两封。在11月10日的信中谈到做衣服的事，“衣服已经试过样子（指出国礼服），十六七号即可做好，皮短袄也已做了，因不是出国用，故由我自己付了款。只是买口袋布、衬布等需三尺二寸布票，不知家里有没有全国通用的布票，如果有就寄来，没有就算了，我在这里想法解决。”这段在今天看来有点犯傻甚至不可思议的话语透露出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的两点信息：其一，出国礼服按规定可以报销，那加做一件皮短袄呢？多大点事，放出国费用里不行吗？不行，江隆基认为不行，“不是出国用”，所以自己付款；其二，三尺二寸衬布也要凭布票买，而且要全国通用的，对江隆基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是绕不过去的坎，真可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放今天有谁相信？
江隆基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一校之长，又是一个八口之家的家长，工作再忙头绪再多，还得承担起家长的责任。每次出差北京，他都要把小儿子也带去治病，这次时间长，他托人联系了个有名的老中医，说孩子正在发育阶段，抓紧治疗，是可以治好的，便决定把孩子寄养在张养吾家里，由张夫人黄志和照料，每周带去看一次病，宋超每月寄生活费医疗费和粮票。张养吾不仅与江隆基是老乡关系，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同事，新中国成立之初江任西北教育部部长，张任西安教育局局长，后调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彭德怀的秘书，1950年随彭赴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秘书主任。张处顺境时江也在北京，两家关系也仅限于“礼尚往来”，从未请托张办过什么事；庐山会议后张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开除党籍，降级使用，工作岗位一变再变，在他处境最困难、思想最苦闷的时候，江隆基反倒与之过从甚密，联系密切，疏解他的情绪，关心他的生活，盼望他的问题早日解决。小儿子每次去北京看病就住他家，后来还发展成了儿女亲家。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江隆基也不例外。小儿子在北京安顿好了，女儿小召在兰州又生病了，学校送回家里，朱大妈送到校医院，已经下班了，值班医生给开了几片止痛药，吃了不见效。第二天又去，医生说蛔虫太多所致，开了超量的打虫药，服后反应很大，头晕恶心，呕吐不止，又由通信员魏保禄送医学院，诊断为药物中毒，立即住院治疗，经过洗胃、洗肠、输液，很快痊愈。病是小病，事情也不大，但在校医院闹得满院风雨，那个给江校长的孩子开错药的医生，有意还是无意？什么动机？追查检讨不算，还要给处分。得知江校长访日归来已到北京后，甄华副校长电话汇报了这件事，江严正指出：开错药是医疗水平问题，要批评教育，但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孩子就给医生处分，我坚决不同意。回来后还追问此事，得知并没有给处分后才放心。访日归来，全家当然很高兴，那场访日报告几个大点的孩子也去听了。回到家，一齐向爸爸伸出手，干什么？要日本带来的纪念章。没有了，全给学生会的干部了。哎呀老爸，哪怕你留上一个，让我们姐妹换着戴戴也好啊！江隆基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孩子们的要求并不过分，他承认自己考虑欠妥，便劝说下次，下次一定，还有机会。然而，对他来说，永远没那个下次了。
江隆基的家庭是个颇为复杂而又庞大的家庭。老父亲1963年高寿离世，在世期间主要由他供养；仅在兰州就有儿孙两代六个孩子，半大不小都在上学。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为孩子们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孩子们一起看电影、逛公园、打扑克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小儿子出生后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疾病，越大越明显，做母亲的常常暗自抹泪，做父亲的想尽一切办法为之治疗。每到假期，或自己或由姐姐小曼带到北京找最好的医生，花费在所不惜。夫妻俩都是高干，1964年以“两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捐献两千元后银行存款仅剩一千四百元。江对孩子们宽严有度，兼具“严父慈母”的双重品格。1964年江亦曼（小曼）考进兰大化学系，江隆基认为她已进入成人阶段，世界观正在形成时期，便与女儿做了一次长谈，从学习目的、学习方法直到为人处世、做人做事，推心置腹地讲了许多。他希望女儿学有所长，将来千万不要做没有任何业务专长的“万金油”式干部；他告诫女儿“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鉴别能力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要学会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要学会服从真理，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特别提醒女儿，“千万不能认为自己的爸爸是校长，就产生优越感，看不起老师和同学，一定要低调做人，谦虚谨慎，不搞特殊化”。临了，还亲手为女儿书写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父女同声朗读：“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十八岁的江亦曼虽然还不能完全消化这次谈话的内涵，但她能按父亲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女生宿舍距家不足一百米，但她坚持住集体宿舍，上学生灶吃饭，刻苦学习，低调做人，以至很长时间班上同学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江校长的女儿；进入大二她光荣入党，父亲又与她一席长谈，这次他以自身的革命经历重点谈怎样才能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小召在家是个“小大人”“小管家”，非常懂事。困难时期，江隆基经常从干部灶上把自己一份打回家，分给孩子们吃，每当这时，小召就会瞪大眼睛看住弟弟妹妹，不许他们吃，说那是爸爸的。爸爸就安慰说：“吃吧吃吧，爸爸已经吃饱了。你们正在长身体，不能缺少营养。”小召不信，干部灶也是一人一份，没多余的，爸爸不能不吃饭。说不过，爸爸妥协，说好，那就换着吃。干部灶有点油水肉食，他都给了孩子们。说她是“小大人”，是因为她很有自己的主见，爱管事。一天下午她在家做功课，外面下起了大雨，便拿起电话打给通信员，叫魏叔叔给爸爸送伞；随后又给爸爸打电话，叫爸爸等着，魏叔叔送伞来了。她满以为爸爸会表扬她懂事会办事，不料当场受到严厉批评：“通信员的工作就是给我送伞吗？你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给我送呢？”晚上回来，他又耐心地教育女儿，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不能随便支使通信员。她记住了爸爸的话，小学毕业时明确表态，既不靠爸爸的关系上兰大附中，也不靠妈妈的关系上兰州女中，而是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当时教学质量最好、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兰州一中，考上后也和姐姐一样，住校吃大灶，星期天才回次家。
江隆基短短六十年的生命中经历过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国内到国外，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兰州，结识的同事朋友船载车拉，不少了，但他奉行一条原则，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派，更不谋一己私利。北大“挨批”，兰大“挨整”，都有许许多多上纲上线的“帽子”，唯独在人事任免方面，既没有“任人唯亲”也没有“排除异己”的记录。但中国是个人情传统很深的社会，总有些“公事公办”绕不过去的事情。尤其到兰州以后，老延安老西北局的熟人太多，他经常遇到一些棘手难办的事情。譬如，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的一个儿子本来考进甘肃师大中文系，得知兰大中文系恢复后，邓宝珊便托人说情，请求将其子转入兰大。当时走“后门”的程序也简单，没有“礼金”“礼品”，甚至邓宝珊本人也未出面，只是重托一个做中学校长的江隆基的熟人出面。按政策此事不可为，此风不可长，此门一开，后面还不知有多少人跟进。但面对邓宝珊的儿子，江隆基左右为难了。邓宝珊是国军中有名的爱国将领，中央红军进驻延安后他是国军驻守榆林前线的司令，国民党重兵包围封锁延安，企图将中央红军饿死困死，若不是邓宝珊睁只眼闭只眼让开一条通道，晋察冀根据地的人员物资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进延安。邓是甘肃天水人，中共念其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贡献，解放后任命为甘肃省主席，有人说这一任命是钦定的、终身的，虽然无从证实，但甘肃省的省长换过几任了，邓宝珊将军的职务还是“省主席”。思前顾后，权衡轻重，江隆基同意了。事后他多次在党委会和组织生活会上作自我批评，说他违心地办了件人情事，并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1964年的夏天，有那么一段时间，校园里的大喇叭取消了其他节目，反反复复播送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央台著名播音员齐越的声音洪亮，慷慨激昂，充满火药味，能激发听众的战斗豪情，正是这种声音将“反修防修”的历史推向了高潮。
一天下午广播里出乎意料地播放出轻柔舒缓的轻音乐，好像是《迎宾曲》。时间正是第二节课后，同学们刚刚离开教室准备去操场或返回宿舍，一个个不由驻足侧耳欣赏起美妙的乐曲。突然有学生从办公楼那头奔跑出来，边跑边喊：“康生来了！——康生来了！——”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翼而飞，一时间全校几百名学生从教室、从图书馆、从操场、从宿舍不约而同地奔跑着拥向办公楼，来看中央来的大人物康生。有个从物理系宿舍楼出来的男生边跑边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喊叫：“看唐僧啦！唐僧来啦！”不知他是不关心时政真的不知道有个康生还是故意，效果却是奇佳，引起一片哄笑。一溜小车停在办公楼一侧，通向办公楼的楼道被公安戒严，无人能够通行。急于看到康生的大学生们便将小汽车团团围死，等待着康生的到来，纷纷占据有利位置，昂首翘望着办公楼的窗户。学校紧急派出保卫处的干部和学生会干部维持秩序，但收效甚微。身处大西北又十之八九是工农子弟的大学生们，能亲眼一睹康生这样的大人物千载难逢，因此站在远处的几个科室干部也就原谅了学生的粗鲁和无礼。
康生造访兰大属于临时通知，党委一班人事前也不知道，更不知所为何来？会见是私人性质的，关门与江隆基单独谈话，谈了些什么无从知晓。会见不到半小时。人们只看到前来护驾的省公安厅长非常生气，豁开水泄不通的学生群，不停地喊着：“让开！让开路！”江隆基紧随康生身后，也喊：“让让！同学们让让！”康生上车后还有个学生拍着车窗说了句什么。
江隆基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包括夫人转达与康生谈话的内容。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后传递出的信息是：江隆基站办公室门口恭候，康生上楼后老远伸出手，用浓重的山东腔说：“半庵！江半庵，俺来看你来啦！”工作人员莫名其妙，江隆基也有点不好意思，握着手说：“那是搞地下革命用过的名字。”说着二人进门谈话。半个小时后门打开，有人看见康生展开一幅花鸟画送给江隆基，说：“俺在旁边专门题了一句词：好花晚来香！”江隆基连声称好，感激地收起。事后还有消息说，康生此行是去新疆有重要公干，在兰州换乘火车时提出要看看江隆基，因此对兰大的突然造访纯属私人性质。“好花晚来香”，也只能理解为朋友之间的劝勉，并无恶意。直到两年之后，有人才醒悟到康生此来的“醉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