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会见，饭后回到住地，江隆基激动地走来走去，思考着陈老总的来意和那些话的分量。本届人大兰大有两个代表，另一个是生物学家郑国锠，两人同住。郑国锠见他激动得难以就寝，便交谈起来。“你以前没见过陈毅？”“没有，我一直在教育界，他是外交部长，是元帅，这几年才兼管文教，从未面对面谈过话。”“听得出，他对你在北大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是啊，我也这么想，是不是……”江隆基陷入深深的沉思，陈老总专门前来快言快语直截了当说了那么一句话，是不是他在日理万机中看到过那个《申辩书》？是不是代表中央给了个巧妙的回答？但此事属于党内机密，不能给民主人士郑国锠讲。已经睡下的郑国锠听他辗转反侧没有睡意，便欠起身劝他：“江校长，睡吧，不要多想了，陈老总那是句好话啊。”江长长地感叹：“是好话。有陈老总这句话，我就是在西北干一辈子也没有遗憾了。”意犹未尽，他突然扭转话题，“明天休会，咱俩去展览馆看看新产品展览怎么样？”郑国锠痛快答应：“好好，我真还不知道咱们兰大有三十九项，都是些什么呀，去看看。”于是入睡，第二天两人一起兴致勃勃地去看展览。
本书两作者当年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校之长，唯有一次是在公共汽车上。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星期天上午，吃过早饭，去校门口的盘旋路站乘公交车进城。这个站因兰大而设，平时人不多，星期天显得特别拥挤。我们上车后被挤到售票员旁，把住栏杆站定后从车窗里一望，发现江校长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排在最后，当然是最后才挤上车。先他而上的都是兰大学生，纷纷给江校长让出座位，请他坐。他先掏出一元大票递过来，转手递到我们手里，我们问江校长去哪里，他说酒泉路。每票一角五分，还要找零，我们将三张票和找的零钱卷起来递过去，校长接手后隔着人墙说“谢谢那位同学”。之后和小女坐在学生让出的位子上，小儿子坐他腿上。汽车绕过盘旋花园向城里开进，前面的同学就和敬爱的校长攀谈起来：“江校长去哪里？”“进城，去百货公司，给孩子买夏天穿的衣服，天热了。”“江校长怎么不坐小车去？”“给孩子买衣服是家里的事。家里的事不用公家的车。”同学一时语塞，校长便主动问身旁几个同学哪个系的、几年级、家在哪儿等等。车到酒泉路，大家让江校长先下。我们还没到站，从车窗里目送江校长的背影：他头发开始谢顶，一手拖个孩子，那个小男孩似乎行走不便，他们缓慢地穿过街道，进了对面的百货公司。
有文史资料记载，解放前全兰州市只有三辆小卧车，都是省政府要员的，那时能骑辆自行车上班的就很有权势了。解放十多年，到20世纪60年代，小汽车还是稀有之物。兰大有辆灰色的吉姆小车，师生都知道是按级别配给江隆基的。“家里的事不用公家的车”这样的话，江隆基说得出也做得到，当时并没有什么震撼力。不知怎么这句话就被傻笨健忘的我们记住了，几十年往事并非灰飞烟灭，而且越来越清晰。当今公车私用几乎成了“公害”，我们不禁发一问：不要说一个六级干部，就是芝麻官村长乡长，谁能做到“家里的事不用公家的车”？
“家里的事不用公家的车”，公家的事有时候他也不用。一天午饭后，学生会主席高步文与班上几个同学去盘旋路散步，见江校长夹个文件夹、手拿草帽扇着凉，满头大汗地从宁卧庄方向走来。高步文在学生中算是江校长的老熟人，便迎上去问道：“江校长去哪儿了？走这么累？”江笑着说：“去省委开党代会，刚开完。”“怎么没坐车？这大热天的。”“不远，就这点路，能走回来。”宁卧庄有省委招待所，后来扩大为宾馆，距兰大三站地。江隆基去开会，不是紧急一般都是以步代车，但毕竟是奔六十的人了，凡知道的人都充满了敬意。
高步文与江校长的“熟”并非他是学生中的“高官”，而是始于入学不久的一次新生座谈会。高是陕北榆林人，考入兰大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家更困难，经常没饭吃，更无任何经济来源，几个要好的同学给他凑了三十元，国家规定还有二十七元路费，那时交通不便，从榆林到西安都要两三天，他汽车火车地辗转千里才到达兰州。开学不久，系上通知他去参加新生座谈会，来到文科楼二楼的校务会议室门口，他惊呆了，根本不敢进去。会议室铺着红地毯，这在陕北是结婚时铺在炕上的，怎么能踩到脚下呢？他脚上穿一双陕北硬帮布鞋，身上穿的是母亲用纱布缝制的衬衣，外套一件六七个补丁的蓝布制服。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打扮不敢进门。有个女老师后来才知道是江校长的秘书廖世伦问他是不是来开会的？他答是，女老师说：“不要拘束，快进来，随便坐。”他战战兢兢地进门又无所适从地随便坐了下来。廖秘书出去一会儿把江校长请来了，十多个新生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江校长打着手势说：“大家不要客气，快坐下。”座谈会由江校长亲自主持，说主要是了解一下新生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情况，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只几句开场白就让同学发言，都是新生都很拘谨没人先说，江校长就近打量着高步文点名让他发言。高嗫嚅了一会儿开始说正题，先说自己家的困难，说着说着觉得当着领导的面在诉苦，便话题一转，“我们班还有比我更困难的”，说有个四川同学只带了个旧蚊帐和一床旧棉絮来，晚上睡觉铺了没有盖的盖了没有铺的，天快冷了，过冬成问题。经他一带头，各系来的代表都积极发言，如实汇报新生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最后江校长说：“学校一定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救济困难的同学过好冬，助学金可以保证同学们的日常基本生活，以保障你们的求知欲望。”没过多久，助学金评定工作开始，困难大的农村学生基本评为甲等，每月十五至十八元，伙食费十五元，能保证基本生活不至于辍学；有特殊困难的还有额外补助，那个四川同学就领到了一床新棉被和一套新棉衣。这些受助同学深为感动，学习刻苦努力，许多人毕业后成了栋梁之材。在他们眼里，江隆基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和蔼可亲、值得信赖的慈祥父亲！进入大二，高步文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这次“重用”江校长似乎没过问也不知情，因为进入大三后他在校园里遇见江校长，江笑着问：“你姓高吧？在新生座谈会上我们就认识了。”“是，我叫高步文，江校长真好记性。”江打量着高胸前戴的日本纪念章，“你当上学生会干部了？”“是的，今年换届，我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了。”“好啊，你一定要干好学生会的工作，也要搞好自己的学习。过去，有的学生干部工作干上去了，学习却垮下来了，那样不行，你要吸取教训。”高步文表态既要搞好工作，又要取得优良成绩。接着说，纪念章少，人多，学生会决定轮流佩戴，一人一个月，现在校园里出现了中日友好的热潮。江说日本朋友赠送得有限，学生干部是学生的代表，轮流佩戴这个做法很好。
再说那辆吉姆。江隆基没有紧急公务不用，家属更别想沾光。他最小的儿子小弟生于1955年，很不幸，这孩子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长大才发现行走有困难，但他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每晚回家，就把孩子抱自己床上，一边拿本书看一边给儿子按摩揉腿。江阅读有个习惯，必须要读出声来，有时读着揉着，发现儿子睡着了，便拽被子盖好，回到桌前小声地读，只怕把儿子吵醒了。到兰大后因为宋超上班路远，几个大的又要上学，有段时间就把小弟送城里三爱堂保育院。一天晚上天气很冷，保育院打来电话，说小弟走丢了，问是不是回家了。先打到家里，没人接，后又打到办公室，通信员魏保禄接的。江隆基正在开党委会议，魏保禄不便进去，就在门口叫出副书记陈庆堂说明情况，陈进去请示江，江说先找找，找不到再说。魏保禄就和几个大点的孩子分头去找，结果在家属院找到了，原来孩子只记得进家属院的那个大门，却没记住家住的4号楼，满院子乱转悠。魏保禄急忙回来汇报，找到了，是不是用小车送去？江隆基坚决地说：“那怎么行？让一个小孩子随便坐公家的车。”他让通信员给保育院打个电话，就说找到了，让朱大妈安顿睡下，明天早上麻烦你跑一趟，坐公交车送过去。
那么，谁可以沾这辆小汽车的光呢？病号可以。前已写到，赵俪生的小女儿从皋兰山上摔下来后就是用这辆车送省人民医院抢救的。1963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历史系学生李云龙准备去上课，可浑身冷得像筛糠，极度高烧，被同学背到校医院时已经完全昏迷，严重休克。校医院想了很多办法还是高烧不退，反而恶化，危及生命。汇报上去，系主任李天祜教授看望后向江校长汇报：“历史系有个学生病得很重，怕不行了。”江校长当即指示：“兰州医学院离我们最近，马上送医学院抢救！”并且特别叮咛，“就用我的车，不敢耽误！”当时已经很晚了，那辆灰色的吉姆在夜色中急驰十多分钟，将李云龙送进急诊室。住院后仍然高烧不退，重度休克。第二天一上班，江校长电话询问抢救情况，一再叮咛：“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提供一切条件，挽救这个学生的生命！”医学院组织专家检查会诊，找到病因针对治疗，李云龙终于转危为安，脱离了生命危险。医学院向兰大反馈意见时说：“这个学生得的是暴病，属于霍乱性质的虎烈拉病，多亏你们当晚就送来了，送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江校长听了非常高兴，指示各系各部门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饮食卫生，劳逸结合。以此为鉴，他还指示宣传部，让校广播台专门开个健康栏目，宣传普及健康知识。当时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是宣传工具，都是“喉舌”，在这种语境下开辟这样的栏目讲什么保健常识是需要很大胆识的，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江隆基就敢，就能做到！
像这样因病而用江隆基的小车送医院的还有几个，恕不赘述。另外，“右派”也能坐。给左宗杞几个“右派”摘帽的大会决定让还不具备摘帽条件的赵俪生也参加，但当时赵还住在十里店，江派自己的车接来送去。这件小事赵俪生到老感念在怀，调侃说当时不仅政治身份不匹配，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小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