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对大炼钢铁也有自己的看法，说：“当时的口号是十五年赶上英国，当年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怎么可能呢？靠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瞎折腾，本身就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规律。至于电子计算机，我不懂，听说还在初创阶段，你有这方面的专长，先行一步，我倒是很赞成。小段，学校的现状你也清楚，我现在压力很大，办好兰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你来得早，要多多帮助我，怎么样？”
“我哪有本事帮助你啊？”段一士扑哧一笑，“江校长，咱俩老朋友了，不瞒你说，我就没打算在兰大待下去，已经写了请调报告了，你来之前就交人事处了。我老家在四川，老母亲跟我在南京，我的请求是南京大学最好，四川大学也行，把我妈再带回老家去。就看江校长能不能……”
“啊……原来是……”江隆基顿住想了想，突然放声一笑，“好啊小段，我总算明白你躲着不见我的原因了。”
“不是不是，江校长真的不是，就是看你忙，怕打扰。”段一士急忙解释。
“还没问过，你爱人干什么工作？”
“还没结婚，有个女朋友，莫斯科大学认识的，也在读副博士，毕业才能回来。”
“哦，这么说你还是单身汉？说说看，你的单身日子是怎么过的？”
“还行，看看书，钻研钻研电子计算机，再就是约几个朋友下下围棋。江校长你不是讲了嘛，下围棋是业余爱好，不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啊！”江隆基不由一惊，原来那次大会上讲的就是面前这个小段呀！当时他是根据物理系汇报工作的内容讲出去的，出发点是讲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就没问具体是谁。看来这是段一士躲避不见自己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己的一时疏忽伤害了一个副博士的自尊心，便解释说：“对不起小段，当时放寒假了，没问是谁，要知道是你，肯定约你谈谈。就那么草率讲出去了，我官僚主义……”
“不不不，江校长，这是哪跟哪呀？”段一士急得从坐椅上跳起来，拉住校长的手摇着说，“你那么讲是对的，给我们青年教师吃了颗定心丸。我们有爱下棋打扑克的，还有爱唱歌跳舞的，还有爱游山玩水的，要都戴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那叫我们怎么活呀？”
江隆基理解他的真诚，又谈了些别的话题。
临别时江隆基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调动的事不急，等你女朋友毕业了，我在兰大给你俩办个盛大的结婚典礼，把你母亲也接来，好不好？”
段一士明白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勉强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江隆基给人事处长电话交代：段一士调动工作的事暂缓研究。
一次在研究加强现代物理系工作时，徐躬耦教授提出自己身兼三职，行政工作太多，让段一士接替担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兰大老教授少，培养中青年是当务之急，没什么争议，一致通过。过了不久，徐又提出让段一士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才三十一岁，还不是教授，江隆基吃不准，便叫来林迪生、崔乃夫几个一起研究。徐躬耦介绍了段一士在广义相对论和规范场、粒子物理方面的学术专长，说他完全具备带研究生的资格。职称是由于这两年搞运动没评，如果开评，肯定能评上。林迪生把段一士与化学系的刘有成做了比较，说刘赶上了好机会，1954年年底回来，1955年就评上教授，反响很大；段的情况与刘相似，来校两三年了，可以考虑。崔乃夫的态度更明确，说江校长最清楚，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时，聘任了一批青年学者当教授，如李四光、马寅初等，平均年龄才二十七岁左右，就靠这批青年学者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基础。咱们的教师队伍主要是这批中青年，要抓紧培养提高，把段一士提上来，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他饶有风趣地说：“咱们就这么几只会下蛋的学术‘母鸡’，要靠他们孵化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才来。”
当即敲定。段一士成为兰大最年轻的教研室主任，最年轻的研究生导师。段一士的第一个研究生即前文提到的中科院院士葛墨林。高峰的攀登固然靠自身的天赋和勤奋，但也证明江隆基当年为他所搭的平台是坚实的，青年学者段一士的学术功底是深厚的。
研究生本科生同时带，又吃不饱肚子，真难为了这个难得的副博士。江隆基看了看手表，估计段一士的饭也吃完了，又来到实验室门前。敲门直呼其名。段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听见敲门声，回头一看是江校长，快速赶来开门。
“这么晚了，江校长还没休息呀？”
“我来检查检查，看有没有人偷电？”
“江校长别误会，我来给研究生准备明天的实验，不算偷电吧？”
江隆基发现了桌台一头的电炉子和没洗的碗筷，故意嗅了嗅鼻子，“这屋子怎么这么香啊？肚子饿得慌，香得我流口水哩。”
段一士知道掩饰不过去，便拉江校长坐下，如实说，他妈给他寄了只南京的咸水鸭，他拿到实验室来煮鸭汤喝，舍不得一次吃完，分几次煮，再和点灶上的面糊糊。说着拉开桌柜，取出剩下的半只，硬往江手里塞，叫拿回家尝尝。江哪里肯要，又塞回柜子里。
面对此情此景，江隆基也是无限感慨，动情地说：“我常说，人生一世，有两种人不可对不起，一是养育自己的父母，二是教你知识的老师。儿行千里母牵挂，你妈千里迢迢给你寄只鸭子，真是慈母心肠啊。家分三地，生活又这么困难，小段也够艰难的。我可以考虑你的要求，女朋友什么时候能回来？”
“已经准备论文了，答辩完就回来，估计通过答辩没问题。”
“回来去哪里，考虑好了吗？”
“江校长，我哪里都不去，就在兰大。”
“真的？”
“真的。请调报告我早抽回来了，不信你问人事处。”
江隆基显得很激动，感叹不已。
接着二人谈起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段一士毫无保留地说起他知道的情况，说从1958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后两家的关系越闹越僵，赫鲁晓夫提出在旅顺港建立联合舰队，毛主席不同意，约赫鲁晓夫来北京谈，在游泳池里吵架，谈崩了，赫鲁晓夫回去就翻脸了，终止对中国的援助，决定撤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也不再接收中国留学生了。他还说杜布拉的中国专家包括王淦昌他们都撤回来了，核技术也对中国封锁了。这些情况当时只有江隆基这样的高干能知道一些，消息来源主要靠《大参考》，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他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段一士笑而不答。他便交代这些话是很敏感的话题，给我讲了就讲了，没关系，出去千万不要乱说。段一士点头答应，也就给你江校长说说，别人哪敢呀？
交谈至深夜，二人迎着凛冽刺骨的老北风，并肩行走在校园里，江坚持要先送段到单身楼下，段又折回来，一直送江到4号楼下。
同样在困难时期，年近半百的郑国锠却是喜事连连，精神焕发。一喜“白专典型”的帽子一风吹，系主任恢复，四百多元的教授工资月月发，政治上抬头挺胸，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二喜夫人仝允栩从莫斯科大学进修回来，恩爱夫妻久别重逢，虽然物资匮乏，供应紧张，但能精打细算，粗细搭配，也没瘦下去几斤，更没得浮肿病。再努一把力，夫人评个教授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还有第三喜，需要多费点笔墨。时下，科研经费是大学教授们竞相逐鹿的热门话题，谁拉到手的科研经费多，谁的学术成果就多，谁的奖项就多，谁的学术贡献就大，谁的待遇就高；副教授能顺利晋升正教授，正教授能弄个博导什么的。市场经济被扭曲成钱的经济，会搞学问的人还要会搞钱，否则只有坐冷板凳。因此教授可以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去企业或者政府拉课题了，因此各种不端的行为也就大摇大摆地进高等学府了，胆大者称之为“学术腐败”。而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由于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教授们要弄点科研经费真是难于上青天，没别的途径只能向上级申请。郑国锠所坚持进行的植物花粉细胞的研究需要经费支持；更离不开显微镜，而他使用的那台已经陈旧得不能再用了。他就打报告申请。主管科研的教务长崔乃夫请示主管教学科研的林副校长，最后到江校长手里。江校长也没钱，得向主管部门教育部申请。要申请就得论证立项。各系报上来的科研项目很多，尤其是化学、物理、生物、地质地理各系，都有拿得出手且前景美好的选项，但江隆基知道教育部用于科研的经费也不多，能拨给兰大的也就那么一点点。他的意见是不能撒胡椒面，必须照顾重点，首先保证有可能进全国重点专业的项目，也就是朱子清、刘有成教授挂帅的有机化学和郑国锠教授挂帅的植物花粉细胞研究。几经研究讨论，最后选定五个重点项目报上去。批下来了。到手后怎么使用又是个难题。崔乃夫按重点非重点进行分配，会上吵得一塌糊涂，都说领导偏心眼。崔乃夫怎么解释都说不通，拍桌散会，留下一句广为传颂的话：“经费有限，课题很多，只能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有的喝点汤。”
郑国锠是属于“吃肉”的。而且还出乎预料地多吃了一块“肥肉”——教育部在审批他的项目时无偿提供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国产电子显微镜。“鸟枪换炮”，又有了经费支持，他请示江校长同意，成立了细胞研究室，配备了三名专职科研人员，培训了两名专职电镜管理人员。
郑国锠对镜钻研了一段时间，感觉有了成功的把握。一天晚上找上家门，向江隆基汇报了花粉细胞研究的进展情况，同时提出他想邀请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来生物系讲学。介绍说，谈家桢是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是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江隆基说这些情况他知道一些，摩尔根有两个中国博士，一个是北大的李汝祺，一个就是复旦的谈家桢。谈家桢是李汝祺在燕京大学当教授时推荐给摩尔根的。要请李汝祺也容易，自己在北大时与他很熟悉。但郑国锠还是坚持请谈家桢，说他是1936年回国后首次将“基因”概念带入中文的，是中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又说，1959年谈家桢在复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同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遗传研究所，他亲自任所长。这一点江隆基真的不知道，下意识地想，人家复旦上新专业的时候你兰大在干什么？郑国锠看江校长面有难色，进一步劝说，请谈家桢来有三重目的：一是给咱们的教师讲讲课，等于在职培训，比送出去进修划算；二是帮助咱们也筹划个遗传学专业，复旦第一兰大第二，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三是鉴定鉴定自己的成果，帮助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江隆基被他说服了，但又不无担忧地说，事情是好事情，一所大学应该有浓厚的学术空气，但现在供应这么紧张，生活这么困难，能不能请得动，请来了怎么招待，连吃饭都是个问题。郑国锠说他和谈家桢书信往来很频繁，请来没问题，至于吃饭问题他已经考虑好了，放自己家，由妻子仝允栩负责做饭。江隆基笑着说：“郑先生，你是丢我江隆基的脸呢。”
时年六十一岁的谈家桢很高兴有这趟西北之行，如期应邀到了兰大。江隆基与之进行过简短的交谈，表示欢迎，之后郑重地介绍给生物系的全体师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还通知了甘肃师大生物系，也来了不少人，使这场学术报告空前地隆重。此后便是小范围的讲学，听讲的都是教师，由郑国锠全程陪同。这次高规格的讲学活动是江隆基到兰大的第一次。以前在北大，几乎月月有，他应对自如，不管国内的名教授还是外国专家，都对北大的接待很满意。但有一点，他从不过问客人的吃饭问题。这次不同以往，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讲学，他得当好后勤部长，亲自过问伙食。他亲自找到主管副省长，从兰州饭店批了几听招待用的罐头，打发秘书买回来放到教工小灶上；又搜罗了些给自己的特殊补贴，拎到灶上如此这般地交代，嘱咐一定要让客人吃饱吃好。吃饭也由郑国锠陪同，他找各种理由回避。
谈家桢是做真学问的，生活极其简朴，不提任何要求，吃完就走，从不谈论伙食。他的兴趣全在学术上。此次讲学历时半个月，是一次成功的学术访问。每天他用半天时间讲课，半天帮郑国锠制订遗传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实验室建设规划，晚上要么备课要么钻实验室研讨郑国锠的科研课题。这些情况反馈到江隆基那里，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决定在兰州最高级的兰州饭店为之送行。一桌不算丰盛但在当时已够高档的饭菜，三人边吃边聊，北京上海，上海兰州，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至晚方散。
兰州饭店在兰州大学的对角，距离不远，也没必要坐车，步行回来。快到校门口时，文科楼上猛地停电了，一团漆黑。接着就有学生夹着书本讲义，陆陆续续走出校门，选择一个路灯，靠电线杆子看书。谈家桢显然看到了这一景象，正要问什么，郑国锠知道是怎么回事，替江隆基圆场说：“又停电了，最近经常停电。”
江隆基马上说：“谈先生，你别信他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接着说为了保证学生劳逸结合，有充足的睡眠，学校规定晚10点教学楼拉闸熄灯，让学生回宿舍。现在看来行不通，路灯下看书太伤眼，得改过来。谈家桢愣怔了一下，走上去看了几个学生，还问了是哪个系的，之后想了想说：“江校长，明天要走了，送你一句话。”江隆基说：“谈先生不客气，请讲！”谈家桢说：“你把兰州大学办成了一块飞地啊！”
江隆基有点不解，望着他。
“兰大的成绩出乎我的意料，你们做出了一流的工作。兰州是座工业城市，有这么一所学术空气浓厚的大学，好像是飞来之地；当下生活困难，而兰大的学生这么勤奋好学，教师这么刻苦钻研，沿海生活好点的大学都比不上，也好像是来自外部世界的飞来之地。”
江隆基连连抱拳：“谈先生过奖了，过奖了。”
其后几年，谈家桢多次来兰大，每次都要讲他的“飞地说”，因此这一美誉也得以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