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同年9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该文件从年初开始研究起草、反复征求意见，历时八个多月才定稿，足见其重要。
在此前后，还有“工业70条”“农业60条”“科技14条”“中教50条”“文艺8条”等文件出台。
这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有学者称之为“小阳春气候”：阳春三月，春和景明，风清气正，政通人和。这种气候似乎意味着可以不再纠缠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各行各业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
对兰州大学和江隆基来说，更有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稍前，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868号文件，决定新增加重点高等院校四十四所，使全国重点高校的数量由二十所增加到六十四所，其中包括兰州大学。西北地区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两所工科大学，兰大是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从1955年开始重点建设，到1960年正式确定为重点，不仅使兰州大学恢复了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国立大学的历史地位，也为以后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新的局面和条件。
有人说江隆基是“高教60条”的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对此我们无从证实；我们可以证实的是，他在“八字方针”的指引下，结合实际，认真学习贯彻“高教60条”的精神，放开手脚，运用自如地发挥了他的教育思想，引领全校师生员工，短短几年内把兰州大学办成了在国内举足轻重的高等学府，创造了兰州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党委组织了两次全校性的学习讨论，在此基础上他亲自动笔写出了《兰州大学贯彻“高教60条”实施细则》。时隔半个世纪回头来看，作为当时的在校生，我们不仅对内容有强烈的认同感、亲切感，更感兴趣的是江隆基的文风。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那是个政治口号不断、假话大话连天响的年代，但在这份洋洋万言的文本里，竟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开头连个总序都没有，单刀直入写“细则”。全文十个大纲目，每个纲目下都有若干具体条目，共计七十七条，都是做什么、怎么做或具体数字。如第一大题关于学校发展规模，开宗明义就写：“1.鉴于当前的国内形势，今后五年内我校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因此，我校恢复文科后仍以保持四千人为宜，每年招收新生八百人，其中理科五百七十人，文科一百五十人，研究生和进修生八十人。”
兰州大学的发展由此进入快车道。沿着“细则”的纲目和思路，我们不妨从八个侧面对这种“小阳春”来个大扫描——
（一）文科三系当年恢复
文理兼备、多学科渗透是江隆基一贯的教育思想，他曾为兰大痛失文科而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但此事涉及几所省属高校，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确定为国家重点大学后，由教育部出面协调，1961年决定将“大跃进”中分出去的中文、历史、经济三系的全体师生整体回归兰大。虽然损兵折将损失很大，但没有流失的教师都愿回来。划拨出去的近八万册图书资料仅返还一部分。这样，兰大的专业设置增加到理六文三，文科三系当年按“实施细则”各招新生五十名，计一百五十名。
这一折腾使兰大文科大伤元气，拉大了与理科各系的差距。恢复后学校采取调整教学计划、积极引进教师、加强基础课教学、增加图书资料、扩大学术交流等有力措施，使其缩小与理科的差距，与国家重点大学的要求相匹配。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教师队伍的质量，不可否认文科三系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以本书作者所在的中文系为例，恢复后仅有两名教授一名副教授，几个老讲师，大多数是1957年前后到校的青年教师。江隆基利用他在北大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人脉关系，从1962年起每学期都能邀请到北大的一位著名教授来讲学，前后共六位。王瑶教授讲现代文学，王力教授讲古代汉语，季镇淮教授讲隋唐文学，吴组缃教授讲红楼梦研究，魏建功教授讲语言学，林庚教授讲诗歌欣赏与创作。讲课都安排在最大的阶梯教室1009，场场爆满，门口走廊挤满了学生，爬窗而听者不少。王力教授在兰大有两个得意门生：20世纪50年代是黄伯荣，独立编著的《现代汉语》一直以来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首选教材，二人交情很深，王力每出著作都要题赠黄伯荣，因此我们这些当学生的也知道王力先生还有个笔名叫王了一；20世纪60年代是祝敏彻，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兰大不久，又被导师王力叫去参加他亲自担任主编的《古代汉语》编写工作，承担“通论”部分的编写任务。该书也成了权威著作，首选教材。王力先生为学生讲了一次专场，讲“人”从头到脚各个部位古代称谓的变化，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一堂课就是一部人体称谓变迁史，学生听得津津乐道，评价说“学问越大越容易深入浅出”。随后其著作《诗词格律学》成了诗词爱好者的必读书。本书作者之一曾有篇获得全国奖的小说名为《树上的鸟儿》，多次讲过，这个题目来自听吴组缃教授讲《红楼梦》，他老先生说：“贾宝玉和林黛玉，就像一棵大树上的一对鸟儿，玩着玩着玩恼了，分开了，风哗啦一吹，又凑到一起了。”一次讲课能使听者几十年不忘，可见其真功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慢功夫，其效果往往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实践检验才能看出来。江隆基时期兰州大学文科的培养质量怎么样，我们仅从他出任校长后中文系七届毕业生的工作状态可以看出大概。从文的：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社任命的三十多家分社社长、副社长中，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兰大中文系的占了三分之一；有三人出任省市文联、作协主席；有六人登上全国文学奖领奖台。从教的：仅在陕西师大、西北大学任教的三名中文系毕业生全部评上教授，成为研究生导师；从事中等教育的人数最多，大都成为一级、高级教师，一人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从事党政工作的也不少：仅1961级一个班就出中管干部一人，厅局级六人。他们的路，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风风雨雨中走出来的，是从已显得相当破旧的拐角楼宿舍里走出来的，他们的成功从文科侧面印证了广为人知的“兰大现象”。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的成长之路或许更能证明这种“兰大现象”。1965年他被分配到中国文联的一家编辑单位，报到后有同事聊天问：“你哪个大学毕业？”答曰：“兰州大学。”“兰州还有大学？”“有啊，我就是。”“抱歉抱歉，我还以为兰州只有一棵树，长在公园里；只有一座庙，在五泉山上。”雷达不卑不亢，就从这里干起，一路干到新华社、文艺报、《中国作家》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出版个人专著十四部，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评论家，“有了别人无以替代的一席地位”。被兰州大学评选为杰出校友并聘任为博士生导师，又接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之职。他的个性也颇受兰大校风之熏陶：勤奋、坚韧、沉实、低调、不做自媒体。
（二）落实政策“右派”摘帽
“纠左”时感到“合拍”，工作得心应手；“反右”时处处“被动”，步步“跟不上形势”，这就是江隆基的政治素养。当看到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红头文件后，他当即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不知道，当年的“右派分子”也是分等级的，“最反动”的叫“极右”，稍轻的直接叫“右派”，中间派中思想偏右的叫“中右”。第一批可以摘帽的，就是一般的“右派”。还有一点，“摘帽”不是“平反”，二者是有内涵区别的。“平反”是说把你整错了，现在予以平反昭雪；“摘帽”是说整你没错，只是因为你改造好了，现在把“右派”帽子给你摘掉，让你当人民。就这么点“恩典”，也是多少人“盼星星盼月亮”望断脖子才盼来的。江隆基果断地给前文提到的左宗杞、朱子清、陈耀祖等摘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帽子”。还不具备摘帽条件的，也请他们参加了“摘帽大会”，感受感受“小阳春”的温暖，争取第二批，第三批……
左宗杞摘帽以后又成了香饽饽。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分析化学专家，从她实验室里出来的成果都能转化成产品，因此在化工企业的名气很大。她在萃英门老校区的实验室是间平房，后来改作宿舍住了十多个学生，他们玩笑说“我们住钞票工厂了”，意即从这间房子里出去的，都是钱。得知左教授摘掉政治帽子后，全国许多化工企业来函来人请她，有请她当总工程师的，有请她当副厂长的，给的生活待遇工资待遇都比兰大高。但她一概婉谢，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就凭江校长帮我女儿上了大学这一条，哪儿也不去。”不去企业留学校，仍搞她的教学和科研。学校决定让她当年就带研究生，而且聂大江早替她物色好了，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留校生，名叫朱彭龄。该生有顾虑，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他学习拔尖，是学生中的“白专典型”，受批判后情绪消沉，一心想着“混五年毕业，回家当个小学教员都行，只要能离开这里就好”。聂大江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拔白旗”“批白专”的做法是错误的，全校老师学生都一风吹了，要他振作精神，更上一层楼。左宗杞也有顾虑，担心自己当过右派怕影响学生的政治前途。聂大江又做她的思想工作，说你是搞化学的，培养的是化学家而不是政工干部，不相干。双方一沟通，朱彭龄成了左宗杞摘帽后的第一个研究生。左宗杞的晚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促使她背离故土的动因不用说是更为惨烈的“十年浩劫”。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忘记黄河之滨的兰大，当得知两个得意门生胡之德和朱彭龄双双站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颁奖台上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含着热泪拟电报祝贺；后又得知胡之德出任兰大副校长继而校长后，她多么想“回家看看”，但岁月不饶人，生命只给她八十一年的时光。
像陈时伟、赵俪生这样的“极右分子”暂时还不具备摘帽的条件。不摘帽按规定是不能登讲台的，但江隆基为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陈时伟身体太差，就安排他在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兼给学生上点实验课。赵俪生本来在资料室打杂，1961级学生进校后江隆基力排众议，安排他重返讲台。前一天通知他准备讲《历史文选》，次日又通知改教《中国通史》。后来他撰文回忆说：“这真是一步登天了。没有沦落过的人，是不会懂得这种滋味的。我一贯有一种报恩思想（我也不管这种思想是属于什么范畴），于是我一股气教了五个学期，从类人猿直讲到鸦片战争。每次都是四节课连上，一堂课下来，内衣都湿透了。”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江隆基也经常带校领导去听他的课，教务长崔乃夫竟一节不落地听了五个学期，宣传部长丁桂林也听了近两年。江隆基一次听完课回家对宋超评价说“听赵先生的课是莫大的享受”。后来江隆基又了解到，赵俪生全家七口人，仅靠他一人每月一百四十元的工资生活，平均每人每月只二十元，经常是寅吃卯粮，不得不变卖一些书画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江隆基马上决定，给赵俪生每季度一百元的生活补助。这是赵俪生又一次得到江校长的真诚帮助，全家感动不已。
（三）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江隆基到兰大后，在抓教学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基本建设，在贯彻“高教60条”的进程中，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也在大踏步地前进。图书馆大楼原本是苏联专家按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式样设计的，但因经费及人为因素，建建停停，几年过去了还是半拉子工程。江隆基请来建筑专家反复研究，果断地降低层次，仍保留俄式建筑风格，重新动工。1962年12月3日，建筑面积7776平米的新图书馆大楼落成，主楼高五层，尖顶，四面钟。每天清晨，随着悠扬的报时钟声响起，校园里也开始了一天的生机。一百五十多万册中外文图书搬进新图书馆，原作图书馆用的文科楼成为教室。其后多少年，这一俄式建筑都是兰州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每届毕业生都要请校领导们在此合影留念。与此同时，还建成了可容纳两千人的大礼堂，全校师生有了公共活动场所；还将市三中收上来改为兰大附中，并于1962年提升为重点中学，解决了教职工子女上学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