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本章开头引用的《工作计划》中还有“以教学为中心”“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描述，江隆基并没忘记办大学是干什么的、他自己是干什么的。他一方面排除万难抓生活，一方面深入教学第一线抓教学。他抓教学不走过场，而是抓到教研室，抓到具体人。他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过组织生活，与该教研室的二十多位老师很熟悉，经常听他们的课。1009阶梯教室是上合班课最多的地方，也是他光顾最多的地方。他办公室备有一个方凳，一有空就搬上方凳拿个笔记本去听课，而且还要给秘书交代，听课时不许进教室找他。
青年教师王保清讲授的《中国革命史》他一节不落地从头到尾听了一遍。第一次，王保清讲着讲着发现江校长坐后面不但认真听，还做笔记，很紧张，自感没讲好。下课后主动向江校长说明太紧张后半段没讲好，江鼓励他说你在台上你是老师，不管谁来听都是你的学生，不要有顾虑，政治课一旦瞻前顾后，肯定讲不好。又一次，王讲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许多革命领导人都开荒种地纺线线，联系到当前实际，举学校印刷厂厂长经不起困难考验犯经济错误的例子。下课后他请教江校长这样联系实际对不对，江肯定了他的讲法，说政治课就是要密切联系现实，不然就成了空对空，达不到教学目的。
江校长还亲自参加他们教研室的教学活动，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一次，江校长问大家：“中国革命史的教材有好几种，你们认为哪种最好？”王保清脱口而出：“中央党校的最好，咱们用的就是中央党校的。”江说：“不对不对，我的看法是何干之的最好。”有个老师说：“何干之是我的老师，他讲话有点结巴，我不喜欢听。”江说：“口才不好不等于学问不大，要分开。咱们中文系有个陈赓平老师，是林校长从浙江老家挖来的，讲课一口浙江方言，北方学生听不懂，但他能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里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论文，你们说他有没有学问？何干之在华北联大时就研究中国革命史，在人民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党史教研室，他编写的党史教材，我的看法是文字简练，内容丰富，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当然我也是一家之言，找几本大家都看看，下次咱们接着讨论好不好？”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学术会议，王保清代表兰大出席并发了言。回来向江校长汇报，说还听了周扬和田家英的报告，江校长叫把记录整理出来，他要看看。王保清连夜整理出来，江校长不但认真看了，连错别字也改了。走之前江叫他在北京代买点同仁堂的清凉油，说老店的质量好。大家都知道江校长不抽烟，一直用抹清凉油的办法缓解疲劳，因此买了不少，但也就五元钱，江校长一定要当面给他钱，他不要，僵持得很不好意思。
细节决定成败。王保清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已是六十五岁，谈及这些细节时感慨良多：“放现在，这样当大学校长的有没有？我看没有了。”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困难，而省会城市中困难如兰州者鲜有。地处大西北，本来就贫穷落后，人祸大于天灾，莫说农村生存形势严峻，兰州城里乞丐也成群结队，连大学生也吃过草根树皮，一个杂面窝头都成了难得的“圣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兰州大学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几千名学生无人流失辍学，上千名教职工无人要求调走。原来千方百计要求调离西北的，也悄悄抽回申请，他们说：“江校长来了，我们也就不走了。”相反，从1961年开始，因“右派”“白旗”“家庭困难”等等理由休学退学的学生，都陆续复学了。以本书作者所在的班级为例：一年级时是三十五人，五年级毕业时不减反增，竟达到五十九人，其中二十四人为复学插班的。他们的说法是：“兰州大学办好了，能学到知识了。”
现为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的兰大校友葛墨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到了1961年我毕业时（本科），江校长整顿学校的工作已有很大成效：不搞运动了，教学秩序稳定了，我们基础课的补课效果也很明显，大家的思想集中到教学、科研上来。虽然经济生活困难严重，我们学生有时不得不靠喝酱油膏冲水解饿，甚至有时吃树叶（那时稀饭就是美餐了），但是校园内却书声琅琅。早晨起来读俄文成风，晚上开夜车做习题是常事，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江隆基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喜欢在校园里转一圈，北京人叫遛弯儿。困难时期他也疲乏也劳累也消瘦，但只要没有重要会议或文件，他便坚持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候回家很晚。不过这段时间他遛弯儿的目的更明确，甚至心目中还有个计划。他要到教学楼看看学生是否熄灯回宿舍，他要到单身教工宿舍看看有没有熬夜苦读的，他要到老教授的楼下看看有没有挑灯夜战的，如果有，第二天他会打电话给系主任或总支书记，嘱咐叫某某老师注意休息。
一天晚上转悠到物理楼下，已经10点多了，二楼一间房的灯还亮着，他就摸黑走了上去。门反锁着，从玻璃窗望进去，只见工作台的一头杂乱地摆放着电子器件，另一头有个电炉子烧得通红，上面架个小锅，锅里冒着热气，似乎是酱油煮白菜根一类的东西。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不停地用筷子翻动着，不时放嘴里咂巴咂巴。他想看清楚是谁，但其背对着门不给他脸面，直到大概煮熟了，年轻人满意地拍了拍手，回身找碗筷，他一眼认出来，是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段一士！
“好啊，你个小段，调皮鬼，偷着用电！”江隆基心里嘀咕着，但并没敲门，而是选择了离开。他又摸黑上了三楼。困难时期经常停电，学校连楼道里的照明灯也控制使用，更严禁使用电炉子煮饭。这情况按规定是要通报批评的，但江隆基动了恻隐之心，知道他还是单身汉，饿起来更难受，弄点吃食不容易，就让吃去吧。
兰大的教师队伍以中青年为主，大都是1955年确立为重点建设的大学后引进的。在一大批青年教师中，段一士是江隆基认识最早、也可以说是交情最好的一位。他喜欢这个年轻人的专业水平，更喜欢他的率直和幽默。
1956年2月，江隆基曾率领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过苏联的几所大学，最后一站是莫斯科大学，东道主安排他们去一个名叫杜布拉的小镇参观。也没交代去看什么，只介绍距莫斯科一百二十多公里，那里天气非常寒冷，叫多穿点衣服。果然汽车一出莫斯科，就飞驰在一片白雪覆盖的原野上，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桦林上挂着晶莹的冰凌。沿途车辆稀少，但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武装值勤的岗楼。仅凭环境和气氛，代表团的成员们预感到他们要去的是个极神秘的所在。
那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期，赫鲁晓夫把中苏友谊推向新的高潮。1956年3月，以苏联为首的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二机部部长刘杰。这个神秘的研究所就设在杜布拉，主要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五亿多卢布，使一个偏僻荒凉的小镇成了被美国五角大楼列为重点攻击目标的科学城。研究经费由成员国分摊，苏联负担47.25%，中国负担20%，其他九个国家负担剩余部分。
杜布拉安排接待代表团的正是段一士，江隆基与之由此认识。或许是看在北大副校长的身份上，段一士对江隆基格外热情，主动说他是南京大学选派留苏的，去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今年来杜布拉进修。为什么来杜布拉？他介绍了江隆基也无从知晓的原因，说咱们国家急需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工业和以国防为主的导弹工业，最缺的是人才，苏联答应派专家到中国的几所高校去培养，同时答应中国每年派五十名留学生来苏联学习。咱们国内嫌数量少速度慢，聂荣臻元帅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相距甚远”“大失所望”，随后致函苏联，从现有留苏学生中选派一批专门进修核物理和导弹技术。“矮子里面拔将军，江校长，我就是这么到杜布拉的。”江隆基说：“你是国家急需的人才嘛，个子也不矮嘛。”段一士顽皮地一笑，“我是四川人，个子不高啊”。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忘年交，见面只叫他“小段”。
段一士引领他们参观时讲解十分详细，遇到一些专业术语尽量简化，只说是干什么用的即可。在参观了核子物理实验室、高能物理实验室、中子物理实验室后带他们进了理论物理实验室，介绍说他就在这个实验室工作，还详细介绍了在当时十分罕见的电子计算机。
杜布拉研究所的院长叫布洛欣泽夫，会见代表团时段一士当翻译。讲话会见之后段又专门介绍了江隆基，院长握着他的手说：“很高兴见到北大的副校长。我知道你们北大有许多物理学家，周培源是世界级的。欢迎北大的物理学家来杜布拉进修学习。”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时任该所副院长，专门向江隆基讲了核物理人才培养的问题，说这里科学研究的气氛很浓厚，经常开展自由争论，能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苏联同志很照顾我们，凡是我们不知道的，苏联同志都告诉我们，对中国同志不保密。我们所需要的器材也尽量优先供应。希望回去转告国内，抓住这个机会多派一些人来。”
分别时，江隆基鼓励段一士：“小段，你在这里是最年轻的，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珍惜这里可贵的工作条件，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把科学技术的真本领学到手，带回祖国去。”
段一士满口答应，深情惜别。
真应了古书上的一句话：“一面之缘，却结下一世之好。”
江隆基压根儿没想到段一士也来了兰大。
江到校不久，一天在上班路上，前面走个年轻人，怎么看都像当年在杜布拉结识的段一士。他确认无疑后直呼其名：“段一士！小段！”段一士听见有人叫，回头一看，怔住了。
“还认识我吗？”
“啊呀，是江校长啊，当然认识啦。”
面对面站定，段一士的第一感觉是，比之三年前在杜布拉，江校长明显地老了，方正的脸上露出倦容，两鬓已经斑白。他不知道这几年江的处境，只知道他来兰大了，从远处看见过几次，都因自己太年轻，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便说：“早知道你来兰大了，只是……”
江隆基笑着说：“既然知道我来了，怎么不来看我？不认我这个老朋友啦？”
段一士忙赔不是：“哪呀哪呀？全校上下，谁都知道江校长一天到晚地忙，我这小字辈，哪敢打扰你老人家啊？”
江隆基抬腕看了看手表，说：“还真是。这么吧，晚上到我家来，咱俩好好聊聊。”段一士点头答应。江隆基强调：“一定来啊！”
当天晚饭后，段一士着意穿上在莫斯科买的一套西装，对着镜子梳了梳头，进家属院上了4号楼。
江隆基经常在家约人谈话，但青年教师中，段一士还是第一个。坐定之后，江叫他谈谈情况。
“我是1957年年底回国的，非常侥幸地躲过了‘反右’。但是来兰大非常勉强，非常地不情愿。”段一士生性直爽，说他到教育部报到分配工作，一个年轻干部不知为什么跨在办公桌上，嘴里叼着烟，很不耐烦地接待了他。问他：“你就是段一士？”回答是的。“这么着，你的工作早就定了，去兰大。”他以为是南京大学，说那好，本来就是南京大学选送的。“什么什么？想得美，兰州，兰州大学。”他赶紧说，能不能调整一下，南京也需要人，老母亲也在南京。“你还讲条件？我们叫你去哪儿你就得去哪儿。”太粗暴了，太无理了，怎么能让这种人坐教育部的办公室？他年轻气盛，争辩了几句，不料那干部跳下桌子，扔掉烟蒂，愤愤地说：“吵什么吵？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反右’你知道吗？别忘了你的档案还在我手里捏着，再吵，当心划你右派！”
“唉，咱的命在人家手里攥着，只好来兰大。”段一士苦笑着叹了一声。
江隆基不知详情，只好安慰劝说：“来兰大也不错嘛。我离开北大时教育部提出有两个学校，另一个是合肥工业大学，但我选择了咱们兰大。说说看，来后感觉怎么样？‘大跃进’你干了些什么？”
段一士说：“‘大跃进’？我可不去大炼钢铁，苏联最大的弗拉尔钢铁厂我参观过，那才叫炼钢，咱们那种土高炉，我就断定它连炉渣都烧不出来，结果怎么样？烧了几堆王八铁，还烧死了两个学生，就没见哪个土高炉流铁水。江校长你是没见，兰大办工厂办疯了，课都不上了。好，我也办它一个，关进实验室，做模拟电子计算机，就杜布拉给你介绍过的那种。不是吹牛，我的研制与清华大学同步进行，成功了。谁来检查，我都说我办的计算机厂，在厂里劳动，他敢说我白专？批白专，拔白旗，叫我说那是发神经，神经病才干的事情。就那么可怜巴巴几个教授，硬说人家有这问题那问题，赶下讲台，停止科研，成天挨批判，干吗呢？一所大学这么折腾下去，连中专技校都不如，怎么得了？江校长，多亏你来了，不然兰大就真成烂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