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批判了白专道路之后，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某些错觉，似乎“红”是主要的，“专”是次要的，“只怕不红，不怕不专”，“只要劳动好，社会工作积极，学习差一点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说法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看待，而没有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对“红”的涵义了解得很不全面。真正的“红”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参加劳动锻炼和社会活动固然是获致“红”的重要方法，但是，如果思想上不解决问题，劳动锻炼和社会工作也不一定能使一个人变“红”。
“教学相长”这句话出自《礼记》……这句话后来流传下来，成为师生关系上的名言……今天的师生在政治原则和科学真理面前是完全平等的。师生之间在思想政治问题上如有分歧可以互相批评，在学术问题上如有不同见解可以自由争辩，在教学工作上双方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互相要求，互相督促。
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教师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应该发扬独创精神；教师应该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学生应该有“学而不厌”的精神；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学生也应该尊重教师；教师应该主动地联系学生，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以启发自己的思考，丰富自己的智慧，学生应该根据教师的具体情况，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以帮助教师改进工作。
江隆基的黄金岁月是在频繁的接力赛式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前有风，后有浪，左有篱笆，右有墙，使他很难放开手脚，按高等教育的规律办成一件事情。在北大如此，在兰大更是如此。筚路蓝缕，夙兴夜寐，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辛劳。
为林迪生甄别平反、为“白旗”恢复名誉后刚刚松了口气，以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了，孰料庐山会议召开，又要反“右倾机会主义”。划“右派”拔“白旗”的对象主要是党外民主人士，这一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对象却是党员干部。江隆基对这次政治运动很有看法，甚至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开始，他只照本宣科传达文件，组织过几次学习讨论，但上面追得很急，三天两头催报人数，他感到压力很大，就派聂大江到其他几所大学去了解情况，看人家怎么搞的。结果都一样，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只打雷不下雨。江隆基冷静地分析这种状况：一是彭德怀元帅在西北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许多党政领导都是一野的随军干部，率兵赴朝就是从西安出发的，更何况所谓“万言书”中的许多材料，就是彭老总在甘肃青海考察时发现的。事实如铁，为民请命，批彭老总没有市场；二是甘肃人民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农村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城里人也为填饱肚子而发愁，谁都明白政治运动填不饱肚子，批彭老总缺乏群众基础。有了这两点判断，江隆基心里踏实了，硬是按兵不动。
但在兰大，不动不行。上有文件催逼，下有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左派”们闻风而动，党委系统报上来准备重点批判的就有五十人之多，他坚决不同意，提笔唰地划掉一半多。他在会议上提出六条“反右倾鼓干劲计划”，从内容看，“几乎都是从学校自身出发，根据师生员工自身的职责提出的要求”，“将运动的落脚点放在学校工作，而不是为了‘整人’”。尽管如此，有些患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整人”上瘾的干部，还是导演了几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闹剧，彻底激怒了江隆基。
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是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反右”时是骨干，“大跃进”时带头办工厂，在化工厂劳动时不幸被强硫酸烫伤一条腿，伤得很重，疼痛难忍，喊叫：“拔什么白旗？应该拔这些烂工厂！”有人据此一句话，就要将该教师打成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该教师很紧张很害怕，江隆基得知后找他谈了一次话，说个别人搞的，党委没研究，叫他放心工作，搞好团结，特别要做好几个老教授的工作。
徐躬耦是教授队伍中唯一一个党员，身兼三职：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系的系主任，还兼着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教学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任务很重，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系上开会时叫苦发脾气，扬言不干了，有人据此要打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两系组织批判。江隆基在会上拍了桌子，断然喝止，说：“徐躬耦的问题谁也不要插手，由我去解决！”
更有他没料到的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人事调动。一天接到省委通知，抽调教务长陆润林下乡救灾，实际是下放农村。此项决定没有经过江隆基，他被蒙在鼓里。后来才得知，陆润林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因是他在一次会上公开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怕江隆基通不过，绕开了他。
这种“左”“右”冲突的政治僵局，直到1960年1月兰州大学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江隆基当选为第一书记才告结束。他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书记权力过大，作风不够民主，党内斗争过火，七个委员中，四个受过斗争和处理，一个因历史不清被撤职，因此，党委长期不健全，集体领导很差，甚至有点像书记制。”原党委是1957年3月成立的临时党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此次党代会后由省委调出兰大。
到任一年多，江隆基还没作过干部调整。他非常清楚有些干部不称职，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取慎重态度，不轻易作人事任免，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尽量用其所长，这是他的“功夫”。党代会之后，他在兰大作出到任以来的第一次干部调整，主要有三：
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系在两个相距二三里的院子里，往返一趟得个把小时，徐躬耦一个人的确忙不过来，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系主任人选，便决定派童若兰去物理系当副主任，分担徐躬耦的行政事务。但当他找她谈话时，她很胆怯，说自己是学哲学的，不懂物理，怕难以胜任。江对她说：“也不是叫你去教书，是叫你去做教学行政工作，帮徐躬耦教授跑跑腿，开开会，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减轻一下他的负担，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告诉她，搞好行政工作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加强学习，二是依靠群众，有事多商量。童若兰听了江校长的，在物理系工作十多年，“文革”结束后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在省妇联主任岗位上退休。
陆润林被下放走了，一所大学不能没有教务长，研究决定由已在教务处协助工作的崔乃夫接任教务长，宣传部长由丁桂林接替。
化学系最大，“反右”、拔“白旗”中出的问题最多，干部素质不高，想来想去，江隆基只好舍疼割爱，调聂大江接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秘书由张忠修接任。
聂大江和崔乃夫都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都是北京支援兰大的干部，都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革”中都因是江隆基的“死党”受到残酷迫害，一度被下放。“文革”结束后，崔乃夫调民政部，在民政部长的岗位上离休，享有“中国慈善事业之父”的美誉；聂大江出任兰大校长、党委书记，后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广电部副部长，在中宣部副部长的岗位上离休。
此乃后话。当年，聂大江到化学系的第一天就出了个洋相，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竟被一个学生轰出门了。那天下着雨，他上身穿件旧的蓝色中山装，裤腿卷到膝盖，蹬一双半高雨鞋，手提一把桐油伞进了一个实验室，没别的任务，就去看看。几个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聚精会神地做实验，他便凑了上去。不料一个学生回头斜他一眼，很不礼貌地问：“你干什么的？”他答：“不干什么，就随便看看。”那学生便不客气：“保密课题，是你随便看的吗？出去出去。”说着挥手示意让他快走，他只好怏怏不快地退出实验室。事后一了解，他们做的是稀有金属铌和钽的分离研究，还真是个保密课题。第二天在阶梯教室开全系师生大会，宣布他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那学生当天找他认错。聂不但不怪罪，反而说他遵守实验规则，做得对。此后两人交情甚好。该生毕业分配时第一方案去四川大学，第二方案改派甘肃师范大学，想不通来找他。他说：“好好想想，甘肃人民哺育你多年，你就不想为甘肃人民做点事吗？”几句话就说通了。该生听了他的，在甘师大执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