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的工作任务是：以思想为先导，以生活为基础，以教学为中心，认真贯彻执行劳逸结合的原则，有秩序地开展各项工作，全面地提高教育质量。
我们特意把这段话放在本章的开头，因为它是江隆基亲自主持制定的兰州大学《1960—1961年下学期工作计划》的导语，因为它是对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公文式表述。不然，一所重点大学的工作任务，何以要“以生活为基础”？“劳逸结合”何以成了“原则”还要“贯彻执行”？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这种表述恐怕既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今天的年轻人，能读得懂吗？
而且，在“以生活为基础”方面，制定有关于防治疾病、加强饭厅管理、创办农场、搞好副食品基地等十几条保证教学秩序的具体措施；在“贯彻执行劳逸结合的原则”方面，规定体育课停止田径球类教学，改教太极拳；周末在学生餐厅二楼举办舞会；每周三晚放一场露天电影，加映一部科普片；规定学生每天睡眠不少于七小时，吃饭、休息和文体活动七小时，为保证落实，晚10点教学楼拉闸停电；晚上一律不开会、不办公，由教职工自由支配，因工作需要值夜班的，第二天给以补休等等，也有十几条。在传达讨论这个计划时，江隆基还有个口头补充：“劳逸结合，目前要以‘逸’为重点，各单位领导一定要把握好。”
江隆基初到兰大那天就在火车站遇到过一位乞讨的老汉，不承想这种现象很快蔓延，由农村包围城市，也进了大学校园。进入1960年后，供应大学生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越来越少，越来越差，由每月三十五斤降到三十斤，再到二十六斤，每天仅八两多，一日三餐只能按2、4、3的比例安排；副食每月半斤豆腐二两油，还经常买不到。起初吃四川的豆饼，后来吃东北的高粱米。高粱米是酿酒喂牲口的原料，只能大笼里蒸熟了吃，非常粗糙，难以消化；再后来就乱了套，有几天吃的是加拿大小麦，有几天吃的是印度大麦，说实在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麦也非常粗糙，味道还赶不上黄土高原的糜谷杂粮；病号灶还特供几颗伊拉克蜜枣，几两古巴红糖，当然不是天天有、人人有。大学生们仅从吃食上感到国家的粮库空了。探求和思考社会问题是大学生的天职，他们自然要追问：号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我伟大祖国的粮食到哪里去了？官方的回答是“自然灾害”，私下的传闻是给苏联老大哥还账了，还要支援加纳、蒙古等国家。兰州的特产白兰瓜大部分经新疆运到苏联，小部分出口古巴换红糖，有那么几年，兰州人别想吃一口。
探求和思考填不饱肚子。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发生严重的碰撞。大学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世界，但这时候操场上几乎看不到人影，校园里几乎听不到歌声。饥饿病患的魔影窒息着他们的青春，稀汤汤菜糊糊提供的那点可怜巴巴的热量，使青年人没有精力和体力去蹦，去跳，去唱，去生龙活虎！学生的饭盆越来越大，饭厅的“铁疙瘩”（窝头）越来越小，菜汤越来越稀。不到开饭时间，饭厅门口就黑压压挤成一团，筷子饭盆敲得震天响，轰轰然一曲“饥饿交响乐”。饭后刚刚回到宿舍，突然有人高声报告喜讯：“机动啦！机动啦！”于是离饭厅最近也是学生最多的拐角楼立刻响应，纷纷敲着饭盆拥挤下楼去“机动”。所谓“机动”，是指将当天的剩饭剩菜再添水熬成稀粥。学生除正式餐卡外另有“机动票”，每月六张。就这，住地稍远的物理楼、女生楼很难享受到，除非你不走等着。
于是，在好多教室的黑板上，传抄着诗人艾青的诗——
饥饿是可怕的，
使年老的失去仁慈，
年幼的学会了憎恨。
于是，学生中流传着自编的“甘肃花儿”——
操场种了地了，
篮球放了气了。
学生饿得不上课，
老师的脖子细了。
于是，出现了许多大学校园里不该出现的现象：汽车没油可加，就组织学生到雁滩搬运供应的冬白菜，结果学生在路上将白菜心挖着吃了，运到学校的只是菜帮子；更有学生由此摸着了门道，半夜里滑冰偷渡黄河，去雁滩偷挖白菜，回来在宿舍煮吃；有南方来的学生自制渔具，约上几个好友，打手电筒照明，从黄河里破冰钓鱼吃；餐卡换成餐券，换来换去，总有人做手脚……这些都汇报到江隆基面前，他指示各系严厉批评，坚决制止，但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不给处分。梅兰芳来兰州住兰州饭店，有个学生不知怎么混进去，偷了一只给梅兰芳准备的烧鸡，人赃俱获。该生还是个高干子弟，影响太坏，开除了。江隆基几乎是噙着眼泪做出这一决定的，他何尝不知道将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踢出大学校门，对他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咆哮倾泻而来，经过兰州市中心时劈成两道，中间隔出了个叫雁滩的绿洲。江隆基像驾驶着一艘古老而破败的帆船，想要到达那个富饶而温柔的绿洲，无论走哪条道，都是前有风，后有浪。一条道上，被人为夸大了的“反右”“大跃进”如同狂风恶浪，几乎将一所好端端的大学摧垮；另一条黄河故道上，饥寒交迫的凄风苦雨又来得如此之猛烈！“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北大七年，他管的事不少了，就没管过吃饭的问题，如今，他不得不为填饱全校师生员工的肚子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分身无术，只能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生活。真应了几十年后的一句话，“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总务处长邱贤道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红军，生性耿直，工作卖力，但又方法简单，还爱摆个老资格。对江隆基，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总认为吃喝拉撒的事都是自己的分内，没有大事绝不打扰江校长。但从供应紧张的那几月开始，他不停地给江校长打电话或者亲自上门，每次都是十万火急，一脸的无奈。这天，他带着校医院院长来见江，进门就说：“江校长，学生吃不饱，饿出病了，真要饿死人咋办？”江叫他冷静点，不要急，坐下慢慢说。
院长是个瘦高个，两眼熬得通红，显得疲惫不堪，在江面前很拘谨。他知道江对下属很严格，汇报工作要事实具体，数字准确，所以手里拿着一卷病号花名册，开始汇报：“江校长，由于粮食定量一降再降，导致全校师生营养不良，尤其是学生……”江打断他，“这些谁都知道，就说具体的。”院长干咳了两声，“好，我就说数字。3月底我们对全校师生做了一次体检，发现发病率很高，主要是浮肿、肝炎、肺结核、女生闭经、干瘦这几种，已达724人，浮肿和肝炎最多。”
“多少多少？你再说一遍？”
“724人。其中教职工218人，占30.5%；学生506人，占17.5%。这是各系的病号花名册。”
江隆基接过花名册放写字台上，并没翻看，而是在封面上大大地写了个“724”，之后扶着前额陷入沉思。
数字无声。事实无情。
一年前困扰他的是743个“右派”和“白旗”——主要在教工；一年后困扰他的是724个病号——主要是学生。
处长和院长互相使眼色，耐心等着。许久，江抬起头来问：“老邱，你有啥好办法？”
邱贤道说：“前几天省上开了个高校总务处长会，推广民族学院的小球藻，说那玩意儿营养丰富，但很难做，我已经派两个炊事员学去了。学回来先给病号吃。”小球藻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保健品螺旋藻的前身，江知道有推广小球藻一事，便说：“好是好，只怕远水解不了近渴。”邱接着说：“咱们的病号灶太小，我打算扩大一下，这个我能办到。但是病号灶要有供应病号的食品，也就点鸡蛋豆腐之类，放过去算个屁事，现在要打报告省上批。”说着说着，他的粗话就来了。
江看了花名册一眼，“拿回去整理一下，看有多少人需要吃病号灶，明天报来。路我去跑，直接找省委主要领导”。院长答应，起身接花名册时，江问：“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院长这才请示他最需要请示的，即对各类病号的治疗方案。说浮肿病人虽多但不传染，可住原宿舍吃病号灶，而肝炎和肺结核必须隔离治疗。校医院就那么几张病床，早住满了，连走廊也加了床，看怎么能腾出几间做病房的，哪怕是很简易的。江问邱有没有办法，邱拧起脖子想了半天，一口咬定没有。说实在要挪就挪餐厅二楼，能隔出几十个小间。江说那不行，传染病人怎么能住餐厅？然后邱提出几个地方，都遭否定。说着说着脑门一拍，有了。操场东南角有一块空地，原来是生物园，“大跃进”时林校长批给生物系放十万斤“高产卫星”的，没放上去地也荒废了，再没人去过，有一排简易工棚，原来作温室用的，可以改造。
三人当即去实地查看。绕过一堆砖瓦废墟从一个废旧的栅栏门进去，一片荒草中靠墙一面果然有一排废旧工棚。经过现场踏勘设计，居然能隔出二十个小间，可住四十个病号。邱贤道痛快表态，一星期弄好，打扫干净。院长说这样重病号基本能解决。
江交代院长，以后每半月将病号的变化写成书面材料上报一次。
就从这天开始，江隆基决定不去吃给几个高干办的小灶，将省上给他的一份副食补贴转到病号灶，将自己的基本供应转到教工灶。他回想起在延安最困难的那几年，在教工灶亲自指导炊事员试做代食品，如土豆叶、榆树叶等捣烂，和点豆饼杂面反复熬煮成粥，陕北人叫“钱钱饭”，当年的流行叫法是“瓜菜代”。他在教工灶吃了几个月，加上劳累，瘦下去一圈。北京带来的衣服已经宽大穿不成，保姆朱大妈建议重新做，他不同意，吩咐朱大妈改一下接着穿。这些情况由朱大妈说给宋超，宋超打电话给邱贤道，邱不声不响将他的基本供应转到家里，正好省上送来一点鸡蛋和黄豆，一并交给朱大妈，叮咛她负责一定要江校长吃到嘴里。
五十多岁的朱大妈名叫朱度凤，江苏丹阳人，原是学生灶的炊事员。林迪生记着他的承诺，和邱贤道商量，百里挑一挑中她，专门照顾江隆基和孩子们的生活，上班来家，晚上回家属院后面一排平房宿舍。她出来工作有些年头了，勤快善良，饭菜手艺好，孩子们很喜欢，亲切地叫她朱大妈。由于宋超一周才回家一次，朱大妈实际上成了这个家的家庭主妇。困难时期，她几乎每周要向宋超告一次江校长的“状”，告他把上级照顾送来的副食品转手送幼儿园或病号灶了，自己不吃也不给孩子吃，等等。也有惹宋超生气的，有段时间，这对经过战争生死考验的恩爱夫妻常为点吃食争争吵吵，每次争吵都以丈夫承认错误而结束，但没有做到下不为例。比如，青海省省长王昭是江在华北联大的学生，又是宋超的同学，托人送来两小桶藏民的精炼酥油，等宋超知道时竟全部转送幼儿园了；又比如，林迪生好不容易从医学院的病号灶上弄来两只鸡，打电话给宋超吩咐一定给江校长吃，等她回家问起时，已经转送到学生病号灶了，不但不领情，还批评人家林校长的特权思想。
又一天，邱贤道电话告急：学生灶库存的面粉最多能维持一星期，一连跑了三四天，粮站答复外调的粮食运不进来，他们也没办法。今天干脆关门了，人都找不到。“江校长，这可咋弄？几千学生一旦断了粮……”江隆基喝住他：“尽说废话！我去借！”
当即驱车进省政府，进省委。领导大都不在，问去哪儿了。回答千篇一律：下乡去了。留下值班的工作人员对他很客气，但对他提出的问题都无奈，都说回头向领导汇报。好不容易见到一位能负点责任的，连连说：“暂时的，暂时的……能解决，能解决……”江隆基对这种搪塞敷衍很不满，便不客气：“暂时到什么时候？哪天能解决？人命关天，几千学生断了粮，我负责还是你负责？”
那人起身看门外没有人，关上门，回头倒了杯开水递给江隆基，坐他身旁小声地说：“江校长你还不知道，一列运粮的火车叫农民抢了。”江隆基惊得无话可说，那人便如实说起甘肃的灾情：东面的定西天水地区，西面的武威张掖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东面的往陕西逃，西面的往新疆逃，个别地方已经绝村绝户了。前些日子，李富春、谭震林两位副总理先后下来视察灾情，都落泪了，说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老百姓还连肚子都吃不饱……都没来兰州就回北京了，说是去搞粮食。学生吃不饱，总还有二十多斤面粉，粗粮细做，搭配好，只要保证吃到肚子里，总还不至于饿死；农村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每天供应四两原粮，都叫“救命粮”，就这点还不能保证。来一车，到一个县甩一个车皮，县上克扣一点，公社克扣一点，大队也要克扣一点，你想想，到农民嘴里的能有多少？饿急了造反，抢火车并不奇怪，李自成起义不也是饥饿逼出来的嘛……他自知失言，急忙拐弯，“所以省上领导都下乡去了，亲自监督给农民分救命粮去了”。
江隆基听得心里发冷，直冒虚汗，他扶着前额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他是为兰大的粮食而来的，便问：“供应大学生的，什么时候能接上？”那人给了他个放心话：“快了快了，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已经到了天津港，正在装车。这回省上已经采取措施，再不能叫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