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过，可他还是想不通。说自己是白专典型，重点的重点，白专就白专，无官一身轻。”聂大江接着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说“鸣放、反右”中，郑国锠一言不发，不参与议论，坐完会就穿白大褂钻实验室，面对显微镜研究他的“细胞王国”，横竖查不出什么不妥当的言论，真成了“神仙不开口，君子也难猜”。有人拿着“右派”帽子晃了几晃，怎么也找不出理由戴到他头上。轰轰烈烈的“批白专”“拔白旗”一开始，又盯上了他，你穿白大褂只看显微镜，就是只专不红，就是只抓业务不问政治，于是就从实验室揪出来，作为重点批判。他检讨七次都没过关，最后全校张榜通告了七位白专典型，他又名列第一，所以成了重点的重点，大会小会的批。上批判会的时候还真的给他白大褂上插一面纸做的白旗，简直是侮辱人格嘛，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批判后派去拉车掏粪，深翻土地，搞密植，种亩产十万斤的高产试验田……
“这些，我知道。”江隆基示意打住，接着手扶前额陷入沉思。没想到生物系的问题也如此之多，郑国锠的“白专”问题也和左宗杞、朱子清的“右派”问题一样严重。除了不多的公开场合，他还没有与之单独深谈过，不能不说是工作上的失误，便决定结束汇报，叫聂大江带他去见郑国锠。
路上，江说他在来兰大之前见过郑国锠。那是1951年8月，在西安召开西北地区各大学校长和高级知识分子会议，由他传达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兰大来了几个人，座谈讨论时陈时伟和郑国锠各自学说起坐马车摇摇晃晃进兰大的情况，逗得大家直笑，他才知道郑国锠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博士。
聂大江肯定郑国锠会在实验室，结果扑空，又去家找。
主人好像在里屋忙着什么，匆匆忙忙开的门。只见不大的客厅里衣服鞋帽乱放，显得十分杂乱。怎么看都是缺少女主人的样子，江感到奇怪，但不好开口问。郑国锠不好意思地挪过一把靠背椅叫江校长坐。聂大江帮忙整理了一下，替郑国锠解围，说郑先生的夫人叫仝允栩，也是咱们兰大生物系的教师，去莫斯科大学进修了，又问：“郑先生，快回来了吧？”郑说：“快了快了，都两年了。走了好啊，她那人嘴快，爱说，要留学校，右派的帽子肯定给她戴上了。”
江隆基笑着说：“现在回来，不给她戴政治帽子了，戴顶访问学者的帽子好不好？大江你记着，回来不管飞机火车都要派车去接站，安排个报告会，请仝先生给老师们作个学术报告，我也要听。”
郑国锠也笑着说：“她哪配作学术报告？能把课教好就行了。”
“怎么不配？记得1951年在西安开会时你和陈时伟开玩笑，说你们两家都是从美国回来的，都是坐马车进兰大的，你俩还学坐马车的紧张姿势，我印象很深。”江隆基有了经验，与这些受过挫伤的高级知识分子谈话，从妻室儿女切入要比讲政治道理好得多。
“真佩服江校长好记性。我对江校长的印象也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高官，以前的宣传都是青面獠牙、六亲不认，你的讲话一下子改变了我的看法，那么平易近人。”
“郑先生言过其实了，我来这么长时间，竟连夫人出国进修的事都不知道，够官僚主义吧。”
郑国锠紧张的情绪完全放松了。“哎，江校长不能这么说，大鸣大放时走的，苏联专家联系的，没几个人知道。”也许是夫妻分别太久的缘故，他敞开思路讲起自己的家庭，“我俩是重庆中央大学博物系的同学，我江苏常熟人，她河南唐河人，毕业后都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我先申请到奖学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学位，两年后给她也申请到奖学金，来读硕士。新中国成立时她还没拿到学位，但我们等不住了，决定立即回来报效祖国。”
江插了一句：“要拿到学位就更好了，也就一两年的时间。”
“是啊是啊，我的导师哈金斯教授也是这么说的，他很不愿意放我们走，但我们执意要走他也没办法，含着眼泪签名送了两本他的著作，还送了一张旅行支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知识分子回国掀起高潮。数学家华罗庚6月回国，之后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的文章，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纷纷起程回国。但美国政府限制很严，一月才安排一班轮船。钱学森比我早一班轮船启程，不知什么原因辗转周折到1954年才回来。我俩运气好，当月就到了。也比陈时伟夫妇幸运，他两口子绕道香港，折腾了四个月。我们是在大连港下的船，同行的还有十几个，周总理派人来接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教育部叫我来兰大，说兰大最缺人，心想只要能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到哪儿都行。”
江隆基接过话头说：“郑先生一片赤子之心，光可鉴人，我很赞赏你的选择。我们那时候急着回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做好了抛头颅洒热血准备的；到你们这一批，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新中国的富强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专门人才。专门人才靠培养，而培养专门人才就是我们大学的任务。所以我在各种场合都讲，学校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
郑国锠也很赞赏这种既有理论又切合实际的谈话。“江校长那次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我都做了笔记。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是常识，可是过去两年没人敢讲了，变成了以运动为中心。”
该切入正题了。“郑先生很抱歉，我工作没做好，这么长时间也没来家看看你。关于你的工作，我给他们交代过，系主任还是你。”
“说倒是说过。我就不想干嘛，都四十大几的人了，无官一身轻，白专就白专，正好集中精力做点学问，别的，都无所谓。”
“郑先生搞什么项目的研究？”
“植物花粉母细胞间染色质穿壁运动的研究。”他说得很慢，估计江校长不一定明白，又写在一张纸上。接着讲，这个课题的提出纯属偶然。1951年冬天，有同事介绍说兰州的百合很好吃，你可买点尝尝，我一下子买了一百斤，一个冬天没吃完，开春把吃剩的二十多个鳞茎种到新开辟的小植物园里。长了一年多开始显蕾。百合是细胞学实验的好材料，我就把这些显蕾固定了一大批，并制成显微切片，准备做实验用。但当我检查这些切片时却发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即在花粉母细胞之间出现许多染色质小球，随即回想到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细胞实验室时，我的副导师遗传学系的库栢教授给我们观察的片子上有同样的现象，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它的来源。于是我就把这些片子保存起来，直到1955年利用暑假到北京植物研究所进行研究，探索这些小球的来龙去脉。经过两个多月的观察研究，完成了这个课题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植物学报》上，1956年被《中国科学》译成英文重复发表，对外交流，接着我又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一口气说到此，他恳切地说：“我的研究被国际细胞学界公认为是体细胞内出现的染色体减数机理之一，但还不是最终成果。这个课题够我搞一辈子的。这两年运动太多，停下了，江校长，我耽搁不起啊！”
江隆基听得似懂非懂，但他明白，郑国锠是在做基础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根和源，牛顿的自由落体、居里夫人的物质放射性，还有青霉素、不锈钢等等伟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开始的。在兰大，朱子清痴迷贝母研究植物碱，郑国锠痴迷百合研究细胞融合，多难得的人才多宝贵的科学精神啊！于是他痛快表态：“郑先生，我大体明白了，你的课题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符合综合性大学发展方向的。我们重点大学应该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提升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希望你继续做下去，有什么困难尽管提，一个在国际上已经形成影响的科研项目，学校再困难也要支持。”
“真的？”
“真的。来就是看你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
“江校长，那我就不客气了。这种研究离不了显微镜，现在用的这台已经老掉牙了，所以我才到北京去。已经有了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学校能不能购买一台？”
花钱的事是个头痛事。江隆基想了想，回头对聂大江说：“科研经费得向教育部申请，这样吧，把各系的科研项目统计上来，论证一下，排个队，挑出几个重点项目，咱们向教育部申报。”聂回答说，化学系、物理系已经报上来了，其他系再催一下。江又说，“我看郑先生的这个也够重点，请放心，我答应给你买台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
郑国锠激动地站起来，握着江隆基的手说：“谢谢江校长，看来我这个白专典型没白当啊。”
“郑先生真幽默，有这心态就好。”江让他坐下，“不过郑先生也得替学校担当一点，现在生物系很乱，系主任一职非你莫属，考察过了，别人还挑不起这副担子。我的看法是，科研你搞着，系主任也得你当着，办好兰大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嘛。有什么困难你可以直接来找我，白天没时间晚上到我家来也行啊，你看……”
郑国锠当面表态，挑起系主任的重担。
回来的路上，江隆基问聂大江：“郑夫人长年不在，家里那么乱，怎么不请个保姆？”聂说原来有一个，拔“白旗”的文件上说降一级工资，我调查的数字是每月只发三十五元的生活费，请不起了。江大吃一惊，“怎么这样对待？”聂说这学校就这么个搞法。“拔白旗”时江隆基在北大基本靠边站了，没仔细钻研文件，便问聂一些具体政策。聂说据他所知，没有正式文件，只不过是一场短时间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有些省份搞得很过火，甘肃就是。又问甘肃有没有文件，聂说已经看过的文件里没有，回去再查查。江交代说：“如果没有文件规定，就是学校范围内的事情。回头你起草个报告，把教工中因‘白旗’‘白专’问题而扣发工资的都列上，给人家恢复原有的工资待遇。”聂问“右派”的搞不搞，江说还不行，得等政策。
江隆基的工作，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地向前推进着。事无巨细都得他说了算，其艰难其劳累可想而知。学校领导班子暂时没动，他也没法动。林迪生“反党集团”的帽子是甘肃戴的，报告递上去了，长时间无人过问，致使林不能大胆地协助自己工作，只能敲敲边鼓。这样的格局下，江隆基只有求助于教育部，多次请求教育部派工作组来兰大解决问题。
西方不亮东方亮。教育部真的派出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来调查解决兰大的问题。1954年，曾昭伦副部长和杨秀峰部长曾先后来兰大，为兰大规划了新校址并被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大学；时隔五年，杨秀峰部长派来的工作组找方方面面的人座谈，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返京前向江隆基反馈了几条重要意见：一、兰大的管辖权下放到省上不到一年，就乱成这个样子，回去建议部里收回对兰大的管辖权；二、文科当年分出去是省上定的，部里并没同意，回去建议由部里出面协调，再恢复过来；三、所谓的“林任康反党集团”是莫须有的罪名，回去建议部里发文予以甄别；四、“批白专”“拔白旗”是“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兰大搞成了政治斗争，撤销职务降级给处分的做法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几件悬而未决的大事有了明确的答复，江隆基大喜过望，决定一旦接到教育部的文件，便立即为林迪生召开平反大会，同时纠正“拔白旗”的错误做法。
1959年8月12日，正值暑假，但教职工基本在校，为“林任康反党集团”平反和为“白旗”“白专”摘帽平反的大会在文科楼1009阶梯教室隆重举行。兰大的每栋教学楼都有几个阶梯教室，以文科楼1009最大，可纳二三百人，许多重要的会议和学术讲座都在这里举办。讲台不大，一般只坐主讲人和主持人。参加会议的有科以上干部、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在校的教师“右派”“白旗”也全都通知到了。
陈时伟、左宗杞、朱子清、赵俪生、郑国锠这几位老教授是专门派车去接的。几年来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着，只开过挨批斗的会，那种状况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今天说是开会又没说开什么会，还要派车来接，都是受过重伤的惊弓之鸟，是凶是吉不免嘀咕，上车后只互相点点头，谁也没说话。直到进了1009，江隆基站起来招呼他们坐前排，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陈庆堂主持，江隆基作主题讲话。
他首先宣读了经教育部批准的为林迪生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说所谓“林任康反党集团”并不存在，是强加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决定肯定了林迪生为兰大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过去两年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之所以做出错误的处理是以个人成见代替了组织原则，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应予消除。决定还希望林迪生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继续为办好兰大努力工作。
宣布完毕，会场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坐第一排的林迪生起身向大家深鞠一躬，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