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侥幸躲过一劫的。美学家高尔泰因美学而获罪，也因美学而获救。省博物馆筹办迎接国庆十周年的展览，档次很高，当然首先要美观。但怎么布置才能美？没有懂绘画又懂美学原理的人才，于是就想到了在夹边沟劳改的“美学右派”高尔泰，于是请示省委经第一书记批准，把高尔泰抽调出来办展览。叫他谈话的人说：“抽出去就是画画，右派还是右派，帽子你还戴着，放老实点。”高尔泰想，只要能离开夹边沟，只要有口饭吃不被饿死，戴什么帽子都行，痛快表态一定在画画中认真改造。于是先调酒泉试了几笔，果然有水平，后调兰州住友谊饭店专门办展览，躲过了大批饿死人的那两年。其人现在还健在，并能写点文章。真是成也美学，败也美学！
关于陈时伟在夹边沟所受的苦难，因本人早已去世，作者几次采访中都没有获得第一手材料。直到2013年3月，已经八十多岁并当过一任兰大校长的胡之德教授才讲述了一些情况。他1952年考进兰大化学系，1956年毕业留校并做了左宗杞的研究生，说的话应当可信：一、他始终想不起这两口子有什么右派言论，鸣放中没有，平时也没有，即使有点意见，也都是工作上的，业务上的。此说与当年林迪生的介绍基本一致；二、陈时伟是他从火车站接回来的。左宗杞找他商量怎么接，估计身体很差，他借了一辆架子车，铺上棉被，准备拉。果然陈时伟骨瘦如柴，面色如土，虚弱得下不了火车，是他背下来的。他拉车，左宗杞远远跟着，怕人看见。到了家属院门口，他叫左先生先回去开门，随后拉被子将陈盖严，自己也拉帽子遮住脸面，低头穿楼而行。因为他还不知道人是江校长活动放回来的，此举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是政治风险。
赵俪生在河西走廊的另一个“右派集中营”：祁连山下的山丹劳改农场。1957年赵俪生被送进来的第一天，管教头儿听说他是大学教授，“极右”分子，不知哪来的仇恨劲儿，左右开弓，一口气扇了他几十个耳光，直打到手疼不能再打才停下来，脸顿时肿得有平常两张脸的大。上完“劳改门”的第一课，才把他发配到小队去劳动改造。
接着就是严寒而漫长的冬季，地冻如铁，老北风刮得睁不开眼，常常鼻孔眉毛都结了冰，四肢麻木得不知哪在哪。就这还得去挖冻土打塘坝，打地埂，准备开春浇水下种。吃食是固定不变的杂粮糊糊，根本吃不饱。就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还要挤出一切能挤出的气力来赎罪，来换取新生，但常常完不成定额。管教呢，他也不打你，打你太费劲，只用罚你不吃饭这种最简易可行而又用不着动手动口的方法来折磨你。过几天就宣布一批不老老实实改造的，罚你三天不准吃饭。这一招挺原始也挺厉害，越饿越干不动，越干不动越不给你吃，咱看谁能硬过谁？饿死活该，死了喂狼喂野狗，祁连山下，戈壁滩上，扔死人的地方有的是。
赵俪生就这样苦熬了一年半。那个小队在他之前已经饿死了四个难友，都是比他年轻的右派教师，他在死亡名单上已经排“第五号亡灵”，说不定哪一天死神就该招呼自己了。进门是人出门是鬼，已经看惯了也就不去想它了。他已经失去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惧，躺在麦草铺的所谓床铺上，时睡时醒，昏沉沉一步步靠近那个黑乎乎的洞穴。饿昏过去了也就不知道饥饿了。劳改犯不像自由饥民那样能捡拾点草根树皮充饥，他们没有那个自由，因此他们的饿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饿。
一个风雪迷漫的深夜，有个管教进来，用脚踢了踢发现他还活着，便说：“起来起来，到场部去。”他揉着眼皮问去哪儿？回答去场部。“坏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凶多吉少。根据以往的经验，半夜三更叫你出去，只有两种结果：一是看你快死了提前扔死人坑里，二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再去劳改。就这两种，不会有别的可能。
场部办公室里热气腾腾，铁皮炉子冒着火焰，烤着花生，壶里的开水嘶嘶作响。给他上“第一课”的那个头儿在值夜班，嘴里叼着香烟，手里捧着酒瓶，双脚踏在炉子上斜他一眼，只说了一句：“准备一下，放你回去。”
“去哪儿？”
“放你回家。”
他根本不信，又问了一遍，又说了一遍。
当他确认是事实后谦卑地问：“准我几天假，还回来不？”
“回去问你们兰大领导呀，我咋能知道？”
“谢谢，谢谢领导！”他千恩万谢地出门，随后听到响亮的咂酒声：“他妈的，还是当教授好啊，能住大城市……”
时年四十三岁的赵俪生距死亡仅仅一步之遥，但求生的欲望更为强烈。没有什么好准备的，黎明起身，拔腿就走。一路踉踉跄跄，跌跌绊绊，不知哪来的力气，也不知走了几多里，总之天不夺我地狱奈我若何？内地已是春光明媚，河西走廊还是大雪纷飞，飞雪中他看见了一只飞奔的雪狐，不由想起了蒲松龄小说中的“飞狐”。闷头走到铁路旁，老远看见一列铁皮闷罐车横在眼前，身无分文也无须看是什么站，仅凭冒烟的车头判断是向东去的，就抓住铁门爬了上去。进去一看，原来是一节运牛的车厢，里面挤着一二十头大黄牛，浓烈的牛屎味儿伴有草料味儿，看到草料他就有了饥饿的感觉，便拣扒着喂牛的豆瓣和麸皮狂吃一通……
火车开动了。车轮滚滚。“咣里咣当……咣里咣当……”
而赵俪生怎么听，那节奏感很强的声音是“死里逃生……死里逃生……”。
火车的道路是平行的，笔直的；
人生的道路是多变的，曲折的。
赵俪生是山东安丘人，十八岁考进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时代的赵俪生是个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很不安分守己的左翼文艺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缺乏组织性，是我一生的弱点”。“即便一百个观点有九十九个相一致，只有一个不一致的话，我也绝不能强行一致。”他积极投身姚依林、蒋南翔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他热衷于翻译美、日、俄的进步文学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童话故事《一个人需要多少地》启发他中年以后从事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描写十月革命后富农暴动的长篇小说《孤独》启发他从事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上的外语系，却热衷于选修文史课。闻一多先生当时讲授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四门课，按规定只能选修一门，他选修中国古代神话，其他三门旁听，不计学分也不在乎。毕业后他参军投身抗战，在晋西北和晋南转战两年半，一场重病后离开部队到西安教书，给远在云南的闻一多先生写信报告了游击区的抗战生活，闻先生用蝇头小楷回了一封长信，鼓励他走学术道路。大约在1940年前后，他完成了由“文艺”向“史学”的跳槽，放弃翻译而专攻中国古代史。先后任教于华北大学（人大前身）、东北师大、山东大学，在中国土地史、农民战争史、中国税收史、王阳明研究、顾炎武研究诸多领域里都有丰富的学术成果。
他是林迪生从山东大学协商调来的，一家愿放，一家愿接，两厢情愿；在那边是教授三级，林答应来兰大是一级待遇，本人高兴。“反右”开始前他已在兰大任教并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的右派还真不是兰大定的，而是原山大定好后揪回去宣布的。个中原因，据说他在那边我行我素，个性太强，关系很僵，与校长也闹别扭，互不服气。至于言论，研究历史就是写文章，从论文里找。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史学界提出按古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民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个专题组织教学，即所谓“五朵金花”。“反右”开始后，北京大学的著名史学家向达在鸣放中对“五朵金花”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冷嘲热讽，被作为划右派的证据之一。赵俪生在山大和兰大讲授农民战争史，他从农民的身份、农民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农民起义与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四个专题讲授并作深入的研究。在农民起义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中，他认为，胜败虽然是战争中一桩重要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战争的后果。在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教训后，统治者有没有改良？或者会反而变本加厉？假如起义者本身建立了政权，这种新的政权跟被打倒的旧政权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能不能叫“农民政权”？或者只不过是新的“皇权主义”？鉴于这样的分析，他不同意“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结论，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早有定论：“只有农民的这种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他在讲课和文章中认为毛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过高地估计了”。此言一出，当然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仅凭这一条，足够打你“极右分子”。与之相配的还有一条，范文澜先生曾亲口告诉他，那段话本是范写的，经毛认可才作为毛的文章印行了，赵记不清在什么场合把这话当新闻说了出去，又增加了更为严重的一条，前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后者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一学术悬案直到1979年第一次史学代表大会上胡乔木的讲话才算有了结论：“政治不要当指挥棒；史学研究假如总是跟着指挥棒团团转的话，那不仅害了史学研究，也害了政治。”
山东大学把赵俪生揪回去宣布之后批斗；批斗之后发配到寿光农场劳动改造。早上送到，下午又送来一张火车票，说你是甘肃的，回你甘肃改造去吧。派来押送他的是几个大学生。火车刚一出站，就有个学生站起来高声宣布：“旅客同志们！静一静，请注意啦，你们见过右派分子吗？没有。好，我告诉大家，这个家伙就是！他和我们同在一个车厢里，看清楚，就在我身边。他是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右分子。大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盯住他，监视他，不能让他跑了！”
赵俪生紧紧抱住头，蒙受着胯下之辱！
江隆基仔细研究过赵俪生的全部卷宗，又做了些调查，对其形成了如下基本判断：一、他个性耿直，在原单位人际关系紧张，和校长关系很僵。那校长是原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的一位领导干部，江不但认识还颇熟；二、关于“历史动力”问题，江认为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样，是学术问题。要一般人这么说了，还可深究，赵是专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就允许人家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因此在当时和以后的适当场合，江隆基多次讲过两句话：一、“赵俪生的右派问题，与其说是政治问题，毋宁说是个群众关系问题”。二、“文科三系教师中，最有真才实学的，就赵俪生”。
赵俪生回到家，妻子哭诉着告诉他：女儿出事那天，是江校长派车派人送进医院的，伤得太重，肋骨折断插进心脏了，没抢救过来。你能回来，也是江校长亲自跑省上请求批准的……
一命换一命，福兮祸兮？赵俪生仰天长叹，不知说什么好。他知道江隆基这个人是在清华读书时，图书馆能看到从法国马赛寄来的《救国时报》，每期三份，编辑依次是：康生、江隆基、王炳南。红军长征的消息他们是从这份报纸上知道的，对“一二.九”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37年他离开晋南到西安，在西安高中任教，那时陕西有一批以杨明轩、李敷仁、武伯伦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创办有一份《老百姓报》，很有名气，在苏联也有影响，他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西安二中的一次活动中见过一面江隆基，但未深谈。不久西安高中搬迁到泾阳县，到后才知道泾阳还有个延安办的安吴青训班，实际上是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正是活跃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爱国人士李敷仁。凡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要先在这里接受培训，再安排去延安的时间和路程。那几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很多，电影演员赵丹和蓝萍一起从上海来，在西安不知什么原因分了手，赵西去新疆，蓝萍在安吴青训班接受培训后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改名江青。一天通知他们二中校长江隆基要去延安，叫准备接送一下。赵俪生特别仰慕江隆基，渴望一见，吃饭住宿都安排好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等知道时说已经到延安了，失之交臂。后来只听说江隆基在华北联大当领导，解放后只知道他去了北大，来兰大的消息仅从家信中有所风闻。
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道家说“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赵俪生的家已随历史系搬迁到十里店甘肃师大的家属院，距兰大很远，在失去爱女的悲痛中散步养病时经常听人讲江隆基在兰大如何如何，好几次动意去见一面，表示自己的感恩之情，但身份地位相差太悬殊，知识分子特有的自尊和自卑让他迈不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