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传统文化的哺育和几十年的党性锻炼使他把工作看作是生命中的最大快乐，新环境新局面使他周身充满了紧迫感和激奋感。
他决定成立两个工作组，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入到各系各处各科室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聂大江带一组，重点是党政系统，从各处各科室到基层党支部，他特别强调党支部的作用；教学科科长童若兰带一组，重点是教学系统，从教务处到系、到教研室，他特别强调教研室的作用。
崔乃夫是中央支援兰大的年轻干部，解放前上大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过省长秘书，在国家机关工作过，来兰大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几次接触，江发现他思维敏锐，逻辑性强，也懂教学，决定临时抽调出来，与陆润林一起负责制订各系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他反复向二人交代，一门课程的大纲决定着一门课程的先进性和创新性，要参考国内外的先进经验。这是一项非常细致、非常繁琐的工作，要抓紧进行，但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说这项工作在北大是周培源亲自抓的，他可以联系要些资料做参考。
他自己也尽可能地抽时间找各方面的人座谈，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教授、副教授、讲师甚至到校不久的年轻助教，还包括团委、学生会的干部和普通学生代表。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座谈会上，他循循善诱，耐心地启发；他做着详细的记录，倾听各方面的声音；他更在紧张地思考和运筹。渐渐地，那些枯燥的数字，在他头脑里变成了一幅幅活动的图画；在那些繁杂无序的乱象里，他理出了几条明晰的线条；在那些各式各样的陈述和各种期盼、怀疑、抱怨甚至咒骂的言谈里，他发现了人们普遍的希望，希望他带领广大师生把兰大办成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
表面上看，似乎工作走上正轨，运转归于正常，但惯性的推动力仍然很顽强，往往制造出棘手的麻烦。
一天早上，他上班路过学生餐厅时，发现有两三个班的学生拿着铁锹水桶之类的工具在集合。开学不久，正是上课时间，去干什么？他没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奔校办。进门就问办公室主任：“餐厅旁边排队的是哪个系的？去干什么？”主任答：“数学系的，去抗旱。”又问：“谁派的？”答曰：“市上，市上通知咱们每天抽一百人，到郊区抗旱一个月。”江有点生气：“我没问你这些，就问市上谁派的？”主任支支吾吾不敢说，江便指住他：“你把电话拨过去，谁打的你还打给谁？”主任只好接通。
江拿过电话开口就说：“同志，我兰大。学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怎么可以随便停课去劳动呢？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
“抗旱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这是市委的决定。”
“那你能不能向市委领导反映一下我的意见。”
“什么什么？你不想派人？告诉你，这是政治任务，你要负责任的！”
“我……当然可以负责任。”
“好大的口气！你是谁？找你们领导来。”
“不用找，我就是兰州大学的校长，江隆基。”
电话那头不吱声了，先挂了。
放下电话，他对主任说：“派车，去省委。”
江隆基回办公室，往公文包里塞了几份文件，便驱车进了省委大院，进了书记处书记霍维德的办公室。
霍维德原是西北局的干部，两人早就认识，宣布任命之后，春节期间又单独招待过他和宋超，已经是熟人了。但熟人归熟人，工作归工作，官场上是有规则的。霍知道兰州大学是副省级单位，校长也是副省级干部，而江隆基行政级别又比自己高；虽然自己代表着省委，江只代表一所学校，但他不能怠慢，见面握着手说：“江校长你来得正好，正准备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哩，他们怎么说你顶撞了市委？”
“霍书记消息灵通啊，他们告我状啦？”
“就算是吧。我给他们讲了，以后涉及兰大的事，江校长说了算。坐，坐下慢慢谈。”
江隆基落座后简单说明事情的经过，之后说：“你是主管文教口的书记，杜瑞兰同志（霍的爱人）也是搞教育的，这两年甘肃教育界的情况你比我清楚。我的看法是不能再折腾了，已经折腾得够呛了。当务之急是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今天的事，回头我向市委做个解释。今天来打扰你，还不完全是为这件事。直说了，我对省上规定大学生每年参加劳动不少于一百天的决定，有自己的看法。三个多月不上课，又不是专业实习，霍书记你不想想，那国家花那么多的钱办大学干什么？”
霍一时语塞，想了一会儿，用了一个手势：“好说，好说，制度是人定的嘛，还可以修改嘛。有你就好说，谁都知道你是领导过最高学府北大的嘛。回头我给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开个专门会议。”
江知道他说的领导是谁，便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准备好的请示报告。“那就不妨再麻烦一下霍书记，把这个也交给领导。”
霍接过看了一眼标题，是关于请求重新调查“林任康反党集团”的请示报告。他匆匆翻到底，问：“你们党委研究了？”江如实回答：“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兰大党委的现状你也知道，怎么研究？”江明显感到霍面有难色，便简要地说明自己的看法：一个1926年的老党员，一个1936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个党的七级干部，就因为对“大跃进”的过火做法说了些真心话，就定为“反党”，而且还是“集团”，而且还是“总头目”，霍书记你也是老党员了，你说咱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这么严重的事件？要如此轻率地决定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的命运，我们党还能有今天？我个人的看法，很多问题是工作中的个人意见，而且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无限上纲说成反党，完全夸大了事实，是不实之词，应该重新调查，予以甄别平反。一口气说到这，他意识到自己有点激动，再不能往下说了，便恰到好处地打住，说：“请省委慎重考虑一下。”便想起身告辞。
霍抬手示意他坐下，“坐，坐，不急。我承认，他是个老党员，老革命，同时又是一个老好人，但他左右不了局面嘛，所以我们才请求教育部换人的嘛，现在还让他协助你搞工作嘛，”想了想又追加了一个“嘛”，“你俩都是部管干部嘛。隆基同志，你刚来不久，这里面很复杂……这样吧，报告放我这儿，回头再说。”
江明白他的言外之意，就此打住。也许是为避免尴尬，霍及时地换了个话题：“既然你来了，有件事不妨当面告诉你。”
“霍书记请讲。”
“你到甘肃来，写给省委的第一个报告竟然是请求降工资的，呵呵，都在议论呢。”
“研究了？”
“研究了，没有同意。”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个先例。据了解，全国也没有。”
“这个请求发自我内心，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霍笑着说：“这事，我看就这样啦。隆基同志，你也不要再坚持了，好不好？开个玩笑，你嫌多，我还嫌我的少呢。”
“那我就缴成党费，这总可以吧。”江隆基当面表态。
电话响了。霍起身走向写字台，顺便伸出手，示意到此为止。
上级不批，自然没降。
江隆基1952年到北大后开始实行工资制，民主党派人士的级别普遍高于共产党干部，如宋庆龄一级，马寅初、章伯钧等人三级。1954年国务院发布命令，全国行政工资标准分二十九级，最高一级六百四十九元，最低二十一元，相差三十倍。江隆基定为六级，每月三百五十多元。三至五级为正部级，五至八级为副部级；十三级以上为高干，夫人宋超恰好十三级。六级干部在北京也不算多，而在西北地区却是寥寥无几，比江高的屈指可数。这次谈话后，江每月拿出六十至八十元缴纳党费，直到“文革”党的组织生活被迫中断。这个数字放今天不算什么，缴这么多党费的大有人在，而在当年却是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大学毕业转正定级是二十一级，在北京五十六元，在兰州六十五元，有地区差别。据说全国工资最高的地区是西藏的阿里和青海的茫崖。前者终年积雪不化；后者是个“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小镇，因为有丰富的矿藏，所以住着些领工资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每月也就一百多元。
一天，江隆基正在忙着，聂大江在外间接了个电话，来到面前低声说：“江校长，皋兰山下的一个砖瓦厂来了个电话……”
江头也没抬。“砖瓦厂的事叫他们与邱处长联系。”
“不是。是关于赵俪生的女儿的。”
“谁？赵俪生？赵俪生的女儿怎么啦？”江抬起头问。
聂大江说，赵俪生的二女儿名叫赵纪，中学生，与两个同学到皋兰山去春游，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不小心从山顶摔下来，直滚到山下的砖瓦厂前。摔下来两个，一个已经没气了，赵纪还有一口气，砖瓦厂打电话叫咱们赶快去救人。
江隆基已看过赵的全部档案材料，便当即指示：“通知校医院，派个医生，用我的车，尽快就近送省人民医院，全力抢救。”
聂答应，转身要走，江又叫住：“你知道赵俪生现在在哪里？是不是也在夹边沟？”聂说他不太清楚，得查一下。
江说：“不用查了，快去办。哦，再备个车，我去省委。”
聂说你的车去医院的话再没小车了。
江反问：“怎么没车？不是有辆嘎斯吉普嘛。”
江隆基坐着苏式嘎斯吉普通姓报名进了公安局，回答说归劳改局管；又去劳改局，一位白姓局长对他很客气，但兹事体大，他做不了主，得找政法委；又进省委，在省委政法委书记面前，他简单讲了赵俪生的女儿正在医院抢救、陈时伟的女儿曾跳黄河自杀的经过后，理直气壮地讲了自己对右派改造的看法，说：“地主分子改造几年还能摘帽子变成农民，也不送劳改农场，为什么对专家学者就要用这种办法进行改造呢？改造改造，那人家的实际困难要不要解决？谁来解决？孩子上不成学，住医院没人照顾，人家能安心改造吗？能改造好吗？株连三代是封建社会的腐朽制度，我们共产党人是讲人道主义的。”江隆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破嘴皮说了半天，总算说服了政法委书记，从死亡的边缘上一举解救出两个教授：陈时伟和赵俪生。
兰州大学在夹边沟劳改的不是赵俪生，而是副校长陈时伟。
夹边沟这个地方，近年因甘肃籍作家杨显惠的作品《夹边沟纪事》而广为人知，但在当年却是个神秘的“右派集中营”，类似苏联20世纪30年代设在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进去容易出来难。管理也是古拉格模式，即用饥饿和超负荷的劳动进行残酷无情的惩罚。古拉格每人每天二百克黑面包，一旦体质变差不能劳动，就让你活活饿死。斯大林曾投入十七万名囚犯修建白海运河，在二十一个月里就饿死了二万五千多人。夹边沟在作家杨显惠的笔下是这样写的：“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可以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嗓音变了：说话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夹边沟的惨绝与诗圣杜甫描写的相差无多，成了“白骨沟”。但他们不是征战疆场而死的将士，而是“右派”。“右派”当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甚至是有名望的人。傅作义将军的一个亲弟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夹边沟，饿得快死时写信向兄长求助，傅将军回信鼓励他听党的话好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后来傅将军到甘肃视察时打听其弟的下落，经查早已饿死，连尸骨也没找到。本书其中一位作者的小学校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鸣放中什么言论也没有，糊里糊涂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先戴帽子后找材料，家庭是大地主，还挂着水梓的墨宝“四扇屏”。这就足够了，水梓是“大右派”你就是“小右派”，不然为什么要挂？“小右派”也要发配到夹边沟，结果不用说，也是连把尸骨也没找到。更吊诡的是落实政策时给家属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不住啊，指标下错了。同名同姓，把别人的下给你家了。”人命被草菅到如此，概莫大矣！
夹边沟有多少“新鬼”“旧鬼”，没有确切的数字，但他们大多是被活活饿死的已经得到了证实。饥饿与疾病是孪生兄弟，所谓贫病交加者是也。劳改农场还不像那几年的农村，右派们用屈辱、用泪水、用血汗耕作出来的粮油有的是，细米白面清油在库房里锁着，就是不给你吃。本书作者之一曾采访过一个运输公司的司机，说不但不给粮食吃，连喝的水也不一样，给右派们喝当地的盐碱苦水，管教干部则从酒泉拉自来水喝。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中苏边境紧张后准备打仗，夹边沟农场要南迁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管教干部借机大肆私分粮油，剩下的由他们公司搬运。“粮食是给人吃的嘛，他们把右派不当人嘛，活活往死里饿哩。”这位参加搬运的老司机在格尔木对作者如此说。还说他的车在翻越当金山时颠翻过一铁桶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