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用海水堆起来的山，海里生出的山。那山那海在白炽的阳光下是一样的蓝灰，一样的灰蓝。海天之间，还高悬着一抹蓝灰，那实在只像一抹云，飘浮的淡云。然而我知道那其实是山。
大海不懈地想扑上岸来，想为这无垠的静谧增添一点色彩。沙滩上那个人工游泳池，好像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海，海水留下的一点痕迹。
这里的人好像还嫌海不够大，又在海岸的一侧建起了一个硕大的人工湖，湖上有个人工岛，浸在松香里。托着小岛的湖水。围着小岛的是岛上的松树和岛下湖水中树的倒影，小岛绿草坪上的石板路，一条通向拱桥通向高山，一条通向曲桥通向大海。
我下榻的深圳小梅沙大酒店，一手拥着海，一手挽着湖。大酒店的建筑，又像两艘逆向行驶的帆船，停泊在同一个港湾。一只船就要开往湖里，一只船正待驶进大海。我想象中，如果有一对恋人，一个在这船上，一个在那船上，在这停泊的可能失之交臂的时间里急促促地相会，故事开始了……
走进酒店的大堂，如同上了船的甲板。栏杆把大堂分隔成不同的小区，而所有的栏杆如同船舷。一排时钟全部成罗盘形，连屋顶也是个大罗盘。大堂四周的玻璃，如夜光灯似地在幽暗中泛着绿，绿的世界里是木雕的喧闹的鱼群。鱼间一道道木条如同抽象的水波，给游鱼增添了动感。大堂柱子上的镜子又都映照着碧水游鱼。大堂如在海底世界中。
大堂正中的显眼处，隆起一艘木船，载着一架三角钢琴。这船中船好像随时可能驶出大门。客人们坐在“甲板”上，凭着“船舷”，听着钢琴声和海涛声的交响，常觉得那忙碌人生，好比那海天间悬着的山，山如一抹淡云飘浮去了。
窗外是大海，庞然的他在窗前一坐，我感觉着好像万吨巨轮要下海。生就他这等气概的人，只有放进大海，才能够他驰骋。不管他往哪儿一坐，他的存在便不容小视。他有充足之精力，如同美声男高音帕瓦罗蒂有充足之底气。我看这万吨巨轮总有五十岁，然而他年方四十。他叫张正秋，小梅沙旅游中心的总经理。一九六八年他从北京去延安插队，然后当公社团委书记、延安县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共青团地委书记、省团委副书记、共青团十大和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又到中央青年政治学院学习两年，仕途走得顺理成章。
然而国家正在寻找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的运行轨迹。这位内省的团委书记带着一身窑洞气也出差去了深圳。接着又匆匆跑了海南与珠海。当他又稳稳地站到深圳国贸大厦的顶楼时，他想到江苏建筑队盖这个大厦创下的深圳速度，同是这支建筑队回到内地后就没有了这个速度。明确的利益带来明确的目标。深圳速度带领改革新潮流，但深圳的管理尚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里了，就在深圳发展一个新的自我。
在内地很繁复的手续，到深圳是简单捷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正秋一来深圳报到，就被派往小梅沙旅游中心任总经理。而他不要说不懂大酒店，涉外酒店他住都没住过。头些天他常常感觉着蔑视的眼光一他的旧皮箱、他的不标准的西服、他的陕北味窑洞气。离上任只有七天，他上书店买了几本关于酒店管理的书，关起门来读了两遍。他从政治到经济，一步到位。凭着他领导过一二万人的工作能力、凭着他很少的框框和很多的想象力、更凭着他老想冲一冲的精神，他这万吨巨轮便冲进了深圳商品经济的大海。他刚从日本考察回来，我知道他又在酝酿一个计划。他笑笑，说：冲一冲。
有个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在深圳火车站这就要去广州，希望我能去车站咖啡庁与他见上一面，小梅沙到火车站的班车半小时一趟，等上半小时就赶不上了。在这水天之间一时哪能拦到车？只能先走出酒店再说。正有一辆小轿车停在门口不远处，当然，不是出租。也不管是什么车了，我急忙跑到车窗前求司机送我进城去车站，我按出租付钱。司机黑乎乎的矮个头，厚嘴厚鼻大眼睛，五官全是广东人的标准件。长得不起眼，穿得不起眼。我急得也没看清他什么模样，只是感觉着他浑身散发的诚厚气。上车吧，他说。
我千谢万谢。他说他刚从深圳市区开车来给员工发红包，还没下车呢，就碰上我。天，你是这酒店的一？我是副经理。那真不好意思，我误了你今天的工作了。先把你送去车站再说。可，去一趟车站，驱车直驶也要三刻钟呢！
他是副经理？一九八六年他去农村招酒店第一批服务员时，当地人都以为他是他乡的生产队长。其实他一九六〇年就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一直在三线搞核工业，后来深圳要人，尤其要广东人，一九八二年便把他这个标准件调来了。
但是特区工作没有标准件。他筹建小梅沙大酒店时，仍如搞军工生产那么认真，连铝合金窗的材料也一根根扛到市里要求作产品质量检查报告，可当时深圳还没有这个机构。他征下三十四五万平方米的土地，一九八六年便在这方荒地上矗立起小梅沙大酒店。当年土建封顶时，怎么装修也不懂。他去香港看一趟，现在想来其实也没看明白。现在如果让他再搞一个旅游点，他会有很多的改进。他不无遗憾地说。锇，他叫周广才。
还有，他当然不会收我车钱，我也当然不会给他车钱。
幽静的西餐厅里，服务员的走动才提醒我周围有客。我向这儿那儿看去，在剑兰、龟背等绿色植物的“行距”里，“间插”着、“密植”着宾客的款款细语。餐厅正对大海，采光极好。
我和西餐部经理陈家健也“间插”在剑兰和龟背间。他说：我这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这工作有吃有喝的。他一笑。他浓重乌黑的发，丰润白皙的肤，秀眉秀眼架着副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显得老成的眼镜。他一笑脸颊鼓起，便把那内在的幽默埋起，现出一种未必欢快的凝重。
他很少欢快，这是一种智慧的痛苦，一种来自于永不满足的痛苦。一九八二年广州第一家独资酒店中国大酒店招考时，他去了，那年报名的人还不多，因为百姓们对什么叫大酒店还不清楚。到一九八三年第二次招考时，已是人山人海排大队了。在小梅沙任西餐部经理，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夏天旺季沙滩上支满帐篷，游人通宵达旦。也有很多港客上午来傍晚走。在这里就是来玩海，游客在吃上不愿多花时间，也不太讲究。西餐厅准备了A、B、C三种套餐，省却游客看莱单等菜的时间，方便厨师配料，加快用餐的周转。
我身旁一对洋人夫妇在吃维也纳牛仔和洋葱猪扒。夫人怀里抱着小孩儿，先生脚下伏着哈巴狗，如同在家用餐那样地温馨自得。再看陈家健，似已坐立不安，不知道是想去了解今天的订餐情况还是要检查方方面面的星级要求。我说你半月还是一月去一趟广州看看妻儿？他说习惯了。没有家的概念了。
她是那么小，小得简直使我“不能不”忽略她。小身子淹没在大花纹的大毛衣里，一头黑油油蓬松松的披肩卷发，更像丰富、美丽的羽毛，撩拂着她小鸟般的小巧的嘴和小双眼皮。她一开口，那话语又像那曲曲弯弯的鬈发那样柔软不绝。她的活泼泼的生命便从那大花纹里、长披发间钻出来，扩大起来。她听我讲话时抿着嘴，笑着眼，小花鸟似地一下一下点着头。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个二十五岁的小鸟能胜任小梅沙大酒店旅游部的经理。
香港人差不多都来过几次深圳。每天有几十辆旅游大巴从港开来。游客一般只停留一至三天，不少是当曰往返。小花鸟黄新妹天天与港方热线联系，明天临时有旅游团来，她今天可以安排好。是去文津渡还是沙头角还是罗湖接团，需要安排几辆旅游巴士，要预订哪个酒家吃什么饭。是要订海鲜还是野味还是海鲜加野味。多少钱一人的标准。是要看小人国、文化村，还是珍珠养殖场，等等，她都得事先安排。
偶而也会有某个环节出现意外之笔，譬如某方本来订了两间房，但是到了小梅沙却要三间房。小花鸟说你们可是订了两间房？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当然订的是三间房，说货不对板（广东话，即给的货与订的货不一样）你不会做事就不要做。小鸟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香港了解一下情况看怎么安排。其实她是借机离开现场，走进她的办公室面壁而立，想法平息怒气。无论如何不能在客人面前发脾气。对，灌下一大杯凉水息火。
如果此时不走开，难免自己的脸色不大愉悦。她生来直率，只希望做个表里一致的真人，保持一个真我。小梅沙大酒店的港方总经理刘贤学批评她时，她想不通的就说。因为她知道刘经理宽厚热诚，善良待人。唯独对游客不能说不是我的错就不关我的事，只有把难题揽下来，只能叫客人满意不能叫客人不满意。否则人家可以投诉，可以影响酒店声誉。
五分钟后，她又轻快如小鸟，回到客人们跟前，给客人在两间房中加铺，不收钱，晚饭八折，晚上免费听歌。每天从早到晚，只有吃三顿饭的时候觉得是不上班的。小花鸟晃着柔软不绝的发说。
深圳特区面积很小，容量很大。张正秋是陕北黄土坡走来的，周广才是从三线军工厂走来的，而港方总经理刘贤学是从反对包产到户只知道填填补补的福建农村走来的。
刘贤学，高大的体魄，超宽的额头，眉眼如京剧脸谱似地微微吊起。他那么一站，使我想到一块浩然正气的碑。眼睛如他老家的福建龙眼，乌黑而滚圆而热诚，使我想到龙眼是大补的热补的。
感觉中，大概他夜间也是圆睁双眼的。他常常凌晨几点才睡，入睡前再乏也不愿摘下电话筒。那醒着的电话代他睁着眼睛。五月至九月，往往清晨四五点就开始来客，大酒店二十四小时提供服务。每天的游客一万五到两万四，从酒店房间溢满沙滩。小梅沙成了不夜岛，刘贤学好像可以不睡觉。客人是来消费的，他再累也不能懈怠。偶有客人骂骂咧咧地说鱼不新鲜不付钱，餐厅小姐说这鱼是当场从鱼塘里捞出的活鱼，先生怎么把鱼吃完了才说不新鲜，为什么吃第一口时不说。刘贤学赶来说客人永远是对的，客人的意见是对我们的关心，我再送先生一个菜和一个果盘。事后刘贤学让查这条鱼的下单过程。的确是从鱼塘活蹦乱跳地取出的，作料都是上好的，鱼也的确吃得一点不剩。然而每个游客都是酒店的活性广告。客人永远是对的。小梅沙的小姐们不少是从农村招来的。一九九一年刘贤学去粤北山寨招人，这一带如未开垦的处女地，自然胜景还没有被人类糟蹋。村里孩子追着他的汽车跑，向他要糖吃。他掏出一叠港币，分送全村每个人。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起来自制工艺品，表演风俗歌舞，办起无烟工业旅游工业？他三四月份去的，七月份开始他就让人组团到粤北山寨旅游了。小梅沙又多了一个旅游景点，山寨人获得一个生产力解放的机会。
刘贤学看不得穷。他自己穷够了。他六岁丧父，每天晚上小小的煤油灯照着母亲给人车衣，贤学姐弟三人围着缝纫机借着那一点灯光做功课。三十岁的母亲一边车衣一边想着丈夫就哭，贤学跟着哭。一九六〇年他天天吃野草地瓜叶香蕉树根，因为一直没有油吃，有一天肠子绞了，痛得他直打滚。母亲向邻人要了一勺花生油让他慢慢咽下。
后来，后来去了港澳。他至今穿天坛牌衬衫，鹦鹉牌西装，雪山牌羊毛衫，全是内地产品。他说这就很好了。至于钱，他可以在内地投资建酒店，可以支援贫困的村民，就是不可以穿名牌服装。他终究是从福建出去的，了解内地的民情，又熟悉港澳的习俗。“港澳市场与大陆市场是同命运的。”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不到大陆来发展自己？我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国家？只要坚持改革歼放的政策，中国的市场是挖掘不完的。我闲不了，一闲就病。”
小梅沙海滩上的度假村、购物中心、快餐亭、游乐场等等的蓝屋顶，好像都是用海水涂上的颜色。我在小梅沙，天天由海涛的交响送我入梦，天天由海涛的晨钟唤醒新的一天。没有领咯过海的时候，倒也并不觉得生活中不能没有大海；既经领略上海，便希望天天打开窗户就能听到海的直言。于是越到临近回京，就是一天天地担心着回京以后再也听不到这没遮没拦、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大气磅礴的声音。比起海的呐喊，那又乖巧、又本分的人工湖便没有了生气，那沙滩上的游人也如海水冲上的贝石那般渺小。
哦，大海！
回到卫兰轩酒店一六〇九房间。先用开水壶灌上水，通上电，待洗完手，水就开了。冲上一杯酒店免费提供的咖啡，想到只要睡上一觉，明天早晨就可以离开一六〇九，坐上从香港飞回北京的飞机了。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一千五百港币一天提供的格调和服务，然而在外如何之好，只要一想到要回北京的家了，简直就想不睡觉一直耗到天亮，看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到家的时间也一小时一小时地接近。
在香港，每天只忙着每天的事，也包括看电影会朋友逛商店。上了飞机，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香港的高楼抛在地下，我也同步地把香港拋在了身后。只想着，还有两小时五十分就到京了。在外一天天总是怕时间不够用。可这最后的两小时五十分，就觉得长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怎么才熬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