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团队在军乐声中，走向纪念碑为阵亡将士献花圈。拄着拐杖的一样走得飒爽，女战士一样走得雄壮，胸前一样地闪着勋章奖章。这种不可征服的美啊，再没有什么比为祖国建立功勋更加英雄悲壮。
这一天，好像伦敦好看的人都当了警察，男警察和女警察。不不，也许只是警察今天特别精神。他们笔挺的身子为全力以赴做着注释。当人全身心投入的时候，焕发着一种生动的光彩。不不，也许这天的警察就是长得好看，男警察和女警察都好看。警察散落在白厦街的前前后后。大约十天前唐宁街十号路边的一棵树中了炸弹，树身烧黑的部分，像黑黑的大眼睛，日夜惊恐不安地大睁着，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不太平。
我是临时昕说11月11日这天是英国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临时赶到白度街，整个一条街已经被人填满了。很远处的阳台上，是英国女皇和其他皇室成员。当然那边还有梅杰，还有戴卓尔夫人。仪式虽然还早，但我挤不到那边去了。我顺序排在队伍里，走向临时在人行道上搭的安全门。任何人都可以经过这个安全门参加这个仪式，包括任何外国人，包括我。我奇怪那检查过于简单，只要打开包给警察看看就是了。我的包本来就是打开的，我懒得扣上，扣上不是还常得打开嘛。开着的包多快活。警察看一下我的包，笑着轻轻对我说：把包扣好。他那笑，那么善，那么投入，好像这一刹那他全力以赴的一件事就是要我把包扣好。我扣上了包。
人行道上已经像千层饼似地挤着层层叠叠的人。平时在英国人与人不慎碰着了身体.互相都要说80117，这次都是这么挤着，谁也不了。因为，不分你我了。因为，都被同一种神圣的感觉净化了。是的，当街道中间站满了一队队大约七十多岁的二次大战过来的老战士的时候，你的心里还能有自己吗？
不过我是想到自己的，我想为我这个后来者占据一个好一点的位置能看清这个纪念日。我终于钻到第一排，跃上一根铁栏杆，小鸟一样坐在那里。铁栏杆上已经有了长长一排鸟，我庆幸我当一个个老战士团队，穿着不同的军服，戴着不同颜色的贝雷帽，同样地多了几根拐杖几把轮椅，少了几条胳臂几只眼睛。有的战士老弱得坐不住，像不到一岁的婴孩，只能歪放在那里，脑袋也竖不起来。然而那清癯的脸上满是刚毅和骄傲。一队七十多岁的女战士走来了，笔挺、尊严、年轻。她们一定又回到二次大战的情景里，踩着当年的步子，找回当年的感觉，周围几队老战士为她们鼓掌。满街的白发盖不住生命力，盖不住荣誉心。因为老，更有一种历经沧喿的力度；因为残，更有一种残缺的美感。年老体残，竟是这等动人心魄！想想，如果这些战士年轻而健康而红润，能有这等悲壮美吗？
没有谁要老战士一定来，老战士自己一定要来，只要还能拄拐杖，坐轮椅。他们的青春在二次大战的炮火中闪光，他们的同伴很多在刹那间燃尽自己的生命之光。英俊的小伙倒下去了，鲜血洒满土地，长起了大滴大滴血红的罌粟花。后来，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里，大家都佩上一朵罌粟花，比满胸的勛章更耀眼。因为，从战场上活下来的，有很多勋章，在战场上死去了的，只变成一朵罌粟花。
十一点正，随着伦敦大笨钟的第一声敲响，整个世界静止不动了。不见首尾的密密麻麻的老战士和两旁人行道上的人们，没有了一丝声响。好.像那大笨钟有一种定身法，把所有的人定在那儿了，成了一幅静止的画面。刚才还人声嗜杂色彩斑斓，现在如同一椹黑白照片，所有为阵亡将士默哀的人，都回到了那个没有色彩的战争年代。死去的人们永远躺在黑色的土地下，才有今天绿色的自由的草坪和蓝色的和平的天空。
礼炮响起，一炮轰起两只小鸟。小鸟的飞动，越发显得万万千千的人组成的长长的画面的凝重。突然又有什么声响，是一阵风，吹落了一片叶，飘飘落落而下。这一叶的响动，窸窸窣窣地撕着被肃穆凝固的上空。
牧师讲话了，那声音好像来自刚刚撕开的苍穹。悼念死难的人们，阿门。然后老战士们和所有参加纪念日的人唱起为死难者祈祷的歌。没有器乐来伴奏，来干扰，歌声更纯正，更深沉，更悠远。一直唱回半个世纪前的二次大战。
军号呼应着歌声，悠然而起，从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以前吹来，凄寂而骄傲。我看到弥漫的硝烟，一地的尸体，年轻的脸庞，遍野的罌粟花，满目的墓碑，苦难的十字架，残缺的电网上有一滴血红的罌粟花。
我用左手擦泪，用右手擦泪。英国友人大卫掏出面巾纸给我。周围不少人在擦泪。大卫拍着我轻轻说：OK？OK？
老战士团队在军乐声中，走向纪念碑为阵亡将士献花阖。拄着拐仗的一样走得飒爽，女战士一样走得雄壮，胸前一样地闪着勋章奖章。这种不可征服的美哬，再没有什么比为祖国建立功勋更加英雄悲壮。保守叙也好，工党也好，政党绝不等同于祖国。这里没有执政党，只有袓国。世上什么最大？祖——国。
隆起的肌肉
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西方古代的人物雕像。網紧的大腿，撑起的胳臂，突现的线条，隆起的肌肉。肌肉，肌肉，肌肉；力量，力量，力量，向人们证明着，提醒着，人原本是多么有力量的。于是想起古代中国的雕像画像，不管是人是神，都被各种大袍子掩盖了吞没了。露在大袍外边的脸，不是慈眉善目做菩萨状，就是横眉立目做将相状。倒是那些非神圣的罗汉，喜怒哀乐各具个性各有特色。而那些大袍子上面的挺着的面孔，千年百年地制造着假正经假道学假圣人。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有一份清代赐洋人的礼单。譬如锦锻四匹，香粉二匣，鼻烟壶一件，普洱茶八团，还有哈密瓜干、香瓜干、高丽纸、青玉莲花瓷等等。这些显示的首先是传统文化，不是经济实力。1793年，第一个来中国的外国政府使团一英国皇家使团，去颐和园参观，当时叫清漪园。清皇家园林使他们惊叹。一个国家对外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今天的国力而不是过去的辉煌。过 去的辉煌可以吸引旅游者，今天的国力才能在世界竞技场上展示国家健壮的体和隆起的肌肉。在1793年英皇家使团来中国之后的第二百年，也就是1993年，外宾尤其是外商纷至。吸引外宾和外资的是开放的中国的潜在力量和经济牵制力。我们原先对世界的吸引力太小。今天一个个特区乃至京津沪苏锡常，如同一个个改革开放的展厅，又如袓国肌体上一块块隆起的肌肉。
中国馆上有一行字：Britain s First view of China，即英国人看中国的第一眼。第一眼的直感，可能是有些道理的。不过也不一定。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哪个展厅门口，一眼看见一个深色木刻雕像。穿着制服，好像看守展厅呢，跟真人一样一样的，简直就像真的，天，原来就是真人，穿着博物馆制服的黑人。如今外国人看中国，也未必是第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譬如像我似的，把真人看成了木雕。
等待柯赛特
在曼彻斯特看歌剧《悲惨世界》，内心的宁静，如同这虽然坐满但是寂静又寂静的剧场。因为从小说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都看过了。然而这歌剧如一幅幅浓郁撼人的大油画，如块块涂在灰色油画布上的大红色块。灰得沉郁，红得滴血。色彩的冲撞，把人的情绪激发了又激发。小组轮唱，全场轮唱，连歌唱也像大色块的组合。冉阿让从景深处走来，抱起小柯赛特在音乐中旋转，还是他们转出了满台美和善的音符？炮火连天后，像暴风雨过后出现了一缕阳光，一个小男孩从街垒里爬出来，为公社的勇士们捡子弹。突然，孤零零地响了一枪，这一枪比刚才密集的炮火更震响。因为，小男孩倒下了。高高的街垒上，挂满了公社勇士的尸体，顶端覆盖着巴黎公社硕大英勇的红旗。深不见头的隧道，
上方有一个个方格窗框，漏下缕缕的光。这儿那儿的滴水声，强调了隧道的阴冷、空寂。冉阿让背起在起义中负伤的马兄斯，虽然马兄斯“夺走了”冉阿让的生命柯赛特。警察沙威在隧道中追踪冉阿让。河边一行铁栏杆，两个街灯，满天繁星。沙威一人在灯杆旁悲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舞台旋转起来，把他转入河里，沙威投河自尽。
舞台布景可分可合可横可竖，组合成一个个大色块，用灰暗与血红的强烈反差，突现出人性人道与人格的力量。而这，永远是撼人心魄的，不管是古是今是中是外，甚至不需要语言就能看懂就能沟通。歌剧《悲惨世界》是用英语唱的。演出中间休息时，我看观众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只有我听不懂唱词。可是我的激动，恐怕不在所有的观众之下。因为我听懂了那乐曲，看懂了那布景，那演员，那支撑人类进化到今天的人的力量。
冉阿让的魅力，不在于他千斤顶般的力气，而在于他人格的、人道的千斤顶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世界、对自己的不满和抗争，是自身力量的苏醒和展望。而力量，在展现中更具力量。
后来在英国的利兹市遇到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的同学。他说他在美国一年看了不少戏，最好的始终是这出英国歌剧。他三次掏钱去买那昂贵的门票。在英国，这出歌剧的门票是三十六英磅，大约相当于不到四百元人民币。尽管英国经济不景气，然而这着三十六英磅一张的门票，很不好买。然而我还是想再看再看，尤其苦苦地想着怎么把这台戏引进到北京来。
我坐在北京到新加坡的飞机上，突然，大屏幕上打出我熟悉又熟悉的英国歌剧《悲惨世界》的广告画，可爱又可怜的小柯赛特！哦，1994年2月要在新加坡上演，现在已经成为新加坡的旅游宣传了。回到北京不久看介绍《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的电视片，纽约纷繁的街景上，我独独看到了我可爱可怜的柯赛特，《悲惨世界》又在纽约上演，我就不信，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么好的歌剧请到北京来？一流的演出，培养一流的观众。我等待柯赛特。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第一天住进伦敦的帕斯特利亚饭店，发现水箱不出水，打电话到服务台，请人來看了。挂上电话，听见有人敲门。门口站着一位西装领带挺括的马基斯坦先生。他说你找我？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找你。他说刚才你打电话找我了。我说没有呀，哦，天，是来修水箱的？可是整个穿着派头好像这就要去听歌剧。而且我刚放下电话他就出现了，镜头怎么“剪接”得这么快，好像电影蒙太奇，把中间的过程省略了。可中间的程序是省不掉的：接电话的人转告他，他再来到我的房门外。除非他就是接电话的人？
我脑子里刚刚开始推理小说，他已经查看完水箱，说没毛病。我一试，真的没坏，是我刚才使的劲儿过小。我很不好意思。喊他来又把他挡在门外，最后又证明水箱没故障，是我出了什么故障。
这位挺括先生挺括地走了。去参加时装模特大奖赛？当晚一觉醒来，是凌晨五点。我箅了算伦敦与北京的时差，又想此时打电话给丈夫可以半价。可是，先拨个什么号码才能拨到北京？我没法用我的一点点英语向总机问清楚这件事。如果见了人，可以用眼睛交流，用手势比画，总归多一些辅助手段。我下楼到总台，怎么又是他？挺括先生。我说我想打个电话到北京，不知怎么才能拨通。他告诉我拨多少号码，说上自己房间打就是了。我说这是我私人的电话，我得自己付钱，不该记在住宿费里。他说他不能收钱，早上八点另一个人来了才收钱。我说八点我就离开饭店了。他说那你七点下来一次。
这段对话于我是很困难的。60年代上学时学过的英语，经不住这三十年时间长河的冲刷，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痕迹，如同“古迹”可供参证，证明曾经学过英语而已。如果身边有翻译，我决计是说不上来的。可这凌晨五点，饭店前厅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一个完全不会中文，另一个等于不会英文。我想我一定是给逼成了一个“快译通”（好像有一种电子翻译机叫快译通），我自己都想不到都不明白我怎么能把这些意思讲清楚让对方听懂的。自我得意之后，又想真正应该得意的是挺括先生。他怎么就能终于听明白我自己都不明白的英语呢。也许，正是他的非听明白不可的精神，使我从三十年前的“古迹”里拾回了英语。
后来发现，挺括先生有时在餐厅服务。我在英国跑六个城市，回到伦敦都住这个六层楼的饭店。房间很小，小到放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张沙发、一个电视机外，只能再放下一个我了。有两个人就觉得局促。不过盥洗室不小，事实上住这儿什么也不缺，简朴而实惠，而且上哪儿都方便：肖像馆、国家画廊、唐宁街、牛津街。我住帕斯特利亚饭店，员工们好像每次都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旋转木马似的在餐厅、总台等转来转去。我想，私人企业一切都得简而精之，用不着号召提高效益，自然会时时刻刻算计着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