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松下一口气，就想到乐极生悲的古训，告诫自己不要粗心大意。人家有为的人，胆大而心细，我偏不幸，胆小而心粗，而且有一种爱护小零碎丢失大物件的特长。昨晚一边看电视一边收拾行李，相信全部收拾妥貼，再不会落下外衣在壁柜里。这是我最可能犯的错误。这次把大衣和上飞机要穿的衣服、旅游鞋放在一起，绝对忘不了。
到了机场，和两位香港好友道再见，过了海关，过了安全口，好了，这下真正的什么事也没了。只等上飞机。
找到飞往北京的第七登机口，排上队，把背包放地上，还有一一大衣呢？我的大衣呢？北京与香港有温差，我特地随身带着准备飞到北京上空就披上的。可是，大衣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这件大衣是去年底在西单商场看到的。那天本是去文件柜台买东西，偏偏远远地看见这件大衣孤单地挂在高处，或者说这件大衣望眼欲穿地看见了我。是的，就这么一件，独一无二，像洒脱的短裙像放大的童装，是为我而生就等着我向她走去。她的身上已经落了些许尘土，大概很多人不明白这件衣服谁能穿？大人？小孩？都不对。好像谁也不能穿，当然，因为她只属于我。
可是她呢？我要找到她！在港的一切顺利、快乐都因她的离去而消失了。
她充塞了膨胀了我的头脑。我离开登机口顺着来路寻找。等等，还有比大衣更重要的事一别误了登机的时间。到底还是应了昨天的预感。上天不会让事情十全十美，如何叮嘱自己，到底还是生悲了。
飞机开始滑行，窗外是港式林立的高楼，简直如同在街道上起动。然后是海，机翼好像从海面划过，机翼如桨，飞机靠划水前行。香港机场小得使驾驶员不能不分外小心0想到人们常常在出行时遇到不测，我嘛，再怎么情有独钟也就是丢了件大衣。不如拉出机上小餐桌写文章，把不悦从身体里转移到稿纸上。写完了，这是这次来港的第十五篇随笔。高兴起来。当然，如果不丢失大衣
正在家整理从港带回的资料，收到一封皇家香港警务处寄来的信，一惊。立即觉得好像进入了一部什么电影，譬如国际贩毒网或是什么喋血什么猛龙再穿插很多口语。好像香港警察说“是，先生。”时常说英语。信的下款写着香港机场警署指挥官的名字。信中详尽又简括地告诉我机场警署发现了一件大衣，经过调査相信是我的。请我证实一下，然后可委托什么人来办理，怎么委托人办理，还有机场警署的电话电传地址和本署档案号等。
机场警方把取回丢在香港的大衣这件我够不着的事，帮我分解成几个具体可行的细节。也就是说，我只需给香港的随便哪位友人写几行字的授权书即可。
也就是说，我丢失的大衣自己找回家门来了。我早认定我已失去了她，我告诉自己对于一切无可挽回的事不要懊丧，我告诉自己生活总要有一些不完美。
我告诉自己，不，是香港机场告诉我，世上有很多本来叫人伤脑筋伤心的事，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丽很动人的。
依旧依旧唐人街
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英国小伙子在啃中文书。我说，你喜欢中文？他说是。我说怎么喜欢上的？他说因为喜欢中国的功夫片，还喜欢张艺谋的电影。还有呢？没了。
我笑，他也笑。我觉得他很有趣。他觉得功夫片和张艺谋很有趣。
摆在寻常英国人面前的中国，首先不是北京，不是大陆，而是唐人街，是唐人街上的中国餐馆，是比中国还中国的餐馆。挂着国画、年画，或者不是国画不是年画又是国画又是年画的什么画，画着舞龙、弹筝、对弈、飞天。比画更多的是联，譬如龙飞凤舞，莺歌燕语，财源广进，万事如意。比联更多的是广东话。
在餐馆坐下，一看就是原籍广东的侍应生趋前殷勤地问要什么“踹”。“踹”？菜？是不是广东话经过英语的熏染再转成国语，就会把菜字带上英伦的语感杂烩成“踹”？我用脚使劲踹餐桌下的地板，希望能踹掉正在我心里发酵发痒发作眼看就要“喷薄而出”的 大笑。我说我要一碗叉烧炒面。他说好，一碗“插销”炒面。我赶紧用双手捧住额头挡住笑脸，不，是鬼脸。任何事物过了度都会走向反面，譬如笑过了头笑脸就变成憋得通红流着眼泪的鬼脸。他端上面站一旁，一再说慢慢“死”。我可以慢慢吃，要说死，不如快死速死干净利落嘎巴脆。
不是国语不是粤语也不是英语，是唐人街上的唐语。很有些英国人昕多了唐语，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语。有一个正在英国讲课的北京人，英国人问他怎么说话与别的中国人不一样？怎么不开餐馆？
中国人在英国，难道都是皮肤黄、身子瘦，给人端“蹐”端“插销”炒面的？
晚上我走到唐人街的僻静处，看到路边有块牌子写着俱乐部。顺着阶梯走到地下，却只见几张大桌子，每张桌子围着一堆人在干吗。在用姜片什么的賭。姜片怎么能賭？或许那不是姜片，是什么我也没看清。如果一个人被过强过炽的灯光照着，还能看淸自身以外的东西嘛？我一进去，第一张桌子周围的人全都看着我，盯着我，好像他们的体内突然掉进了什么异物那么惊觉，每一张面孔上射出两道白炽灯光。我在“追光”的照射下往里走，第二张桌子，第三张桌子，都变成一圏圏的聚光灯。在刺人的灯光的交织下，我如同被百十把剑架起来然后又把我叉了出去。当然我是自己退出去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退出去会发生什么故事。
不远处地面上又写着什么俱乐部。这一个俱乐部也许不一样？我顺阶梯走到地下，推开门，便觉得被人旎了法术定在门框上不能动了。这里的聚光灯更强。此时立即撤出，用句广告语说，是明智的选择。
回到街上，看到塘上貼着一大张纸，写着大大的谋杀二字。讲某人被杀身亡，事件发生在下午八时，在几号地窖内。事后有人看见杀手持刀走出，望协助提供线索，一定给予保密。
我好像走进了外国电彩中的华人黑社会。我才明白为什么有的外国电彩把中国人拍成那样。中国人实在应该更多地走出去，带着文化，带着科技，带着产品，带着效益，带着风度，带着美丽。
我走进伦敦一家书店，找不到一本大陆的书，只有在大陆也畅销的从琼瑶到梁凤仪的港台书。当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不少中文书。我想查阅有多少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书，电脑立即显示出四十多个书目。
我想，我们先得找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显示出实力了，人家不会不、不能不关注我们。在千变万变的世界里，依旧依旧的唐人街与今日大陆相距太远。我希望在英国少几位弯腰迎客的小餐馆老板，多一些走上大学讲台的中国教授，多一些西装笔挺走向谈判桌旁的中国商人。
当然，闯世界难。从唐人街来到莱斯特广场，看到一群同胞青年，摆了不少画像架，画一张十英镑，但鲜有人坐在那儿让画。他们自己说话解闷儿，说的全是我的家乡上海话。你们是上海人！我走过去。他们说侬也是上海人，侬城隍庙去过吗？我说这里哪有城 隍庙？有，他们说，唐人街。我笑，是有一点像。又问我外滩去过吗？我说哪有外滩？他们说伦敦的大笨钟不等于上海外滩的大时鸣钟嘛。他们说他们到了伦敦老觉得还在上海。
越是说伦敦像上海，越是显得伦敦毕竟不是上海，所以需要把伦敦描绘成上海，用上海话充塞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在伦敦营造上海。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一位在伦敦当编辑的北京人请我吃饭。他挑了一家富人常去的意大利餐馆。坐定，他说他今天很想和我聊聊，因为今天这个日子于他是不会忘记的。1969年的今天，他从北京去北大荒插队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现在只要国内来人，他总要带他们去看马克思墓，老去老去。
我是晚饭前才认识他的。他喜欢见国内去的人，老见老见。他和北京就近了一点，近了一点。
曼彻斯特奇遇
晚饭后回到布里塔尼亚饭店，已经二十一点半了。我对同伴说，我一人去街上走走。我这么说的时候，双脚已经快步走开了。也许是先走开了再把话向后甩过去的，迅疾得出人意外得倒像芝加哥公牛队的篮球明星反手传球。
同伴急急地从我身后传来一球：要是碰到坏人呢？我接住球抛了回去：不——会——的。
我公牛般神气地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当晚一个人走走，获得一种直感。第一眼看到的是有轨电车，漂亮得总想叫我再看一眼。别人说这里的电车可以直接开进火车站，在铁路上接着开，与任何一辆火车接起来。乘客从电车换火车方便，车体不排废气。有轨电车开通时，梅杰驾上电车，以五十英里的时速在市郊开了一圈。
来回的车流交织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繁忙。哪儿哪儿都是银行，一半是外国的，包括中国银行。车流和银行，都向人们提醒着 这个城市过去的荣耀。
行人怎么很少？真的，前后左右几乎只有我这一头“公牛”。当然，也有人。前方两个高高的小伙正向这边走来，走来，然后向我跑来，喊着Lady。越喊越频，越跑越快。真正的公牛在向我冲来。天，我周围再无一人。我，我只是像一只在原地转动的球。有了，近处有一家亮着灯的快餐厅，我刷地一下射入门里。进门后先站稳了，然后特绅士地视察柜台里的点心。一样一样地察看，看到不好意思光看不买了，看到估计那两头公牛以为我在这里坐定了，这才款款走到店门边，确认出门后没有公牛，放心走将出来。决定立即回布里塔尼亚饭店。
走不多远，我跟前出现了一个公——我不知道是公民还是公牛。他又招呼我，不过他说话文雅衣着入时，我不认为他是公牛，他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好像听明白了什么。明白了这是一头时装牛。我向周围扫一眼，看见一个地铁口。我像扣篮那般把自己一下扣去。还好，这里有人。这里不是地铁口，是公共电车站。有好些个等车的人，都是男人。
多想快些回到布里塔尼亚饭店。那蓝色带金黄图案的地毯，温暖而气派。圆柱上的浮雕，古典而高雅。总台挂着的雕花镜框，金碧而辉煌，硕大灿烂的烛光吊灯从一层层楼梯上垂下，叫人宁可不坐电梯而愿意走楼梯，享受这金黄橙蓝的氛围。
终于走回饭店，又想站在门外再看一眼曼彻斯特的夜景。在明亮的灯光下，在高高的台阶上，安全而稳当。一辆轿车开来，停在饭店门前的马路边。驾车的公民打开车门喊我上他的车。天！我扭头就跑上两级台阶冲进大门。投进那金黄和橙蓝。门卫喊住我。声音像蓝地毯那般温厚，如果地毯也有声音的话。我才想到我怎么能“逃”进四星级？我说我今天刚住进这里，刚才碰到坏蛋了，我害怕，跑回来了。门卫的声音像地毯加烛光了，问我住哪个房间。住哪个房间？不记得了。我的记性在奔跑中丢失在街头了。我的房卡呢？也说不清记不得不知道了。
第二天对英国女友说及我的夜游。她说这里的妇女夜里不会单身上街的，说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上升。我想起丘吉尔的活：“最重要的一个自由就是免受恐惧的自由。”女人夜里不能单身上街，似乎失去了一半的自由。
曼彻斯特巳故名画家劳伦斯笔下的人物，脸长身子瘦，活现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挤压。可是多少人想被挤压而不能。
有些人失业后想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有些人需要培训才能参与就业的竞争，有些人已经就业还想得到更好的工作也需要培训。还有一些人需要特别的培训，訾如身体有残疾的人，刑满释放的人。曼彻斯特市府建了一个培训中心，为企业培训人员，让人员发展企业。政府不是把钱直接投入企业，也就是说，不是提供鱼，而是让人学会钓鱼。失业者在这里可以选择培训的项目，得到一定的资助。
曼彻斯特的信心，飘扬在三百英尺高的市府大楼的顶上：曼彻斯特迎接2000年奥运会。市府大楼的门厅里，一右一左有两个大塑像。一个是曼彻斯特的物理学家，一个是曼彻斯特的教育家。我想，套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大楼里没有警卫，自由出入，连外国人，譬如我，也自由出入。我又想起丘吉尔说的免除恐惧的自由。在这里，官员不用恐惧是不是有人来玻坏，百姓更不会恐惧进衙闵，没有警卫比起有警卫，自由似扩大了一倍。
曼彻斯特青年活动中心的人讲，他们希望办奥运会，那么铁路还要发展，有轨电车还要延伸，商业网点还要建设，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有的政府部门的人讲，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不明白为什么要争办奥运会，不认为争办奥运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中午与英国朋友一起进餐。他们笑道，如果到时由中国转播奥运实况，他们收视不巧是晚上。我笑：那么你们转播奥运实况，我们收视也在晚上。他们说我们签个协议吧，曼彻斯特与北京一方承担一半奥运会。
好，我们都有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我想，如果曼彻斯特争办到奥运会，妇女在夜里上街可以像公牛一样神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