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歌小说走红之后，南方的、家报纸曾报道，说谈歌当上了了长，几千人的中型企业，困难重重，谈歌一边写小说一边抓改革，带领职工干部奋力拼搏，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谈歌笑骂，这是谁编的呢？我听后也好笑，笑过之后，又想出另一番的道理来。之所以有人这么去想象，除了新闻效应之外，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感受着一种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谈歌没有当了长，却像了长一样累心。他对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作，对目前企业的现状、工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他、边写小说，一边为其所在企业写材料，有时还被部里和保定市莨传部抽借写大材料，仅材料每年就写上二十多万字。他说他的小说是写给“圈子”里的人，看过之后，才敢拿出去发表的。他的那“圈子”不是指文人的圈子，而是他多年的工友、棋友、亲戚和酒友，或是他办公室的同事。在我们河北文学院里，谈歌属于不脱产的合同制作家，边上班边写作。
《大厂》发表之前，谈歌曾发表了反映工业现状的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一个是《北京文学》发表的《大忙人》，另一篇楚《中国作家》发表的《年底》。均被选载，产生了一定影响。谈歌曾对我讲，其实这时已经写出了《大厂》，他是先拿这两篇投石问路，看看反映，随后才在1995年秋末寄出了《大厂》。谈歌是坦诚的人，也是有计谋的人。他说，工业不比农村题材，写农民犯忌的地方不多，可工业不行，政策框框多，弄不妥会招麻烦的。另一层意思，他从各大报纸上看到，全国大中型企业改革，到1996年初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厂》早拿不行，晚拿也不行，1996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推出《大厂》，可以说正是时候。他后来对我说，他之所以敢抛出《大厂》，是因为《年底》使他心中有了底。《年底》被《小说月报》1995年第八期转发后，他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小说月报》也刊登了很多来信。读者是支持的，尽管小说中“女工献身救了”实属无奈的招数，大体上还是被读者接受了。小说中鲜活的人物感动了读者。可以说是“亦歌亦哭亦温文弋他在《大厂》里就加大了力度，让人唱、让人哭、让人骂、让人笑。
1996年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以谈歌的《大厂》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为起点的，“冲击波”还可追溯到1995年何申的小说《年前年后》。谈歌对我说，小说是以年度为单位的，这一年中的工业题材，我要占满，我小占，别人就要占。所以他除了《大厂》、《年底》外，又写下了《天下大事》、《天下匆匆》、《车间》、《热风》、《城市热风》、《雪崩》等小说，从了长、书记到班组工人都写遍了。除了工业题材小说，谈歌在这一年里还写了二十几篇保定历史民俗的“绝”字头笔记小说，如在《中国作家》杂志获奖的短篇小说《绝屠》和《绝厨》等。
谈耿的工业小说，不仅受到文坛强烈关注，而且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是激赏。有一个工了的工人读者们，围在车间的机器旁分析品评谈歌的小说，工人们曾给谈歌来信，约他去了里写写他们，并凑钱购买谈耿的小说集。这些读者来信，谈歌总要抽空回信。他说，我的这些小说，就是写给工人兄弟的。这些读者不仅品评他的工业小说，还对他的《天下荒年》、《天下忧年》等社会小说感兴趣。读者在信中说，你的《大厂》写得挺真实，但是《天下荒年》更打动人心。有些评论家对谈歌《天下荒年》的历史观提出批评。但是谈歌对我说，他最满意的小说还是《天下荒年》，他接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也是这一篇。谈耿说，透明的生命与复杂的生命，是两种精神。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逢。所以他在《天下荒年》的题记中写道：“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惟有这种人群，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这段话是他的心里话，谈歌的忧患意识完全体现出来了他要以“稍神”之旗与社会对话。关于这类问题，1996年1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第五届作代会时，我与谈耿接待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为此，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通讯》还在“会议花絮一束”中写了这样一段，名为《编辑部多“马车”》。我和何申、谈歌被《小说选刊》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之后，还就这么叫汗了。会议安排，我与何申在一屋，谈歌兄弟身体瘦弱，可他一汗会就是活跃分子，而且是夜猫子，只要有烟吸，永远不困。他昏：我们屋里吸烟聊天，还喊来，天津作家肖克凡，谈到夜里二点，还在兴头上。何申兄会保养，不吸烟也不熬夜，他生活极有规律，晚上十一点前就睡。谈歌这一闹何申就睡不着，谈歌故意问，何兄，您睡您的，我们小声聊。何申兄支撑不住了，抱宥东西说，我到你那屋，跟赵新兄住一屋，咱俩换吧。丁茫，谈歌就很兴奋地跟何申换了。
当时有位记者问谈歌，你总那么热衷社会写作，为什么不来一些个人化的写作？谈歌皱了半天眉头。其实这位记者不知道，谈歌早期也是搞一些新潮探索小说的。谈歌在1991年发表了新潮小说《那一阵我正活得没滋味儿》。当时在王朔小说走红之时，谈歌的小说也进行着讥讽和调侃。谈歌作品主人公经历了从游离于社会结构之间的单个人到社会组织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的变化；谈歌作品主人公还经历了从拒绝、排斥一切社会赍任到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的变化。
面对记者的提问，谈歌做了质朴坦诚的回答。谈耿说，我已过不惑之年，写作的年头不算短了啊。我确实追求过一些新式的写法，弄得很累，但我吃力不讨好。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小说要与大众接轨，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都霈要小说为自己代言。当我们大声疾呼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小说如何先与中国的大众接轨？
伲是谈歌也不反对个人化写作。1996年11月，在《芳草》杂志社主办的三峡笔会，刘醒龙主持了一个叫“我们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讨论。谈歌发言说，文学需要民间的支撑。小说写给谁看是个大问题，我的小说想写给众多的老否姓看。作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咱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不要不在乎读者。只要刊物和“小说”封底有“定价”二字，读者永远是麇家。小说有各种写法，作家也各有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理解是各人干各人的。受谈耿的感染，我在会上也谈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看法。
谈歌于1954年出生于保定顺平的矿山。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年参加了工作。先后当过工人、地质队长、宣传干部和报社记者。早在1978年，他就开始与文学结缘，在文学的海洋里苦苦追求。
谈歌是个有脾气的人，也是拥有朋友的人。谈歌兄交友是有选择的。一旦被他认定是朋友，你就经常听到他憨憨的笑声。如果你做错了事，谈歌就会跟你闹一通的。他闹你骂你，没私心，完全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想以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观来影响朋友。他愿朋友越来越好。朋友出了事，有了困难，比他自己摊上事儿还着急。谈歌很讲交友原则。
在北京开会，谈歌的一位朋友酒喝多后打电话找谈歌。谈耿怕这位朋友再拉他出去喝酒。我见谈歌已经暍得不少了，来个“梅开二度”就坏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他在地质队时骑马摔下来，摔个肝损伤。当时他去医院当肝炎治，后来才知道治错了。肝不好的人是不能过量饮酒的。可谈歌是血性暴扬的汉子，有股燕赵侠气。他的口头禅是“喝一杯少一杯，人这辈子不能慢怠了朋友了明知身体不行，他还要喝。每次外出开会，我与他通电话，他夫人王英就叮嘱我几句，你当兄弟的，在外看着谈歌，让他少喝酒。我爽快地答应下来。一般时候，他是听我相劝的。一旦谈歌兄“酒逢知己”就喝离了眼，我劝啥也白搭了。这个电话，我听他朋友又要拉他喝酒，就朝谈歌递眼色，谈歌示意让我撒谎，我就说他不在。可那朋友误以为我是谈肷了。我说谈歌不在，我是谈歌的朋友关仁山。那朋友不是文学圈内人，一口认定我是谈歌。后半夜，那朋友又来电话，又是我接，那朋友还认定我是谈歌。后来我想，可能是我说话口齿不淸的缘故，但我自信比谈歌兄淸晰一些。那朋友火了，在电话里狠骂了我一顿。第二天，谈歌醒了酒，我一说，谈歌就火了，去找那朋友，还说让那朋友跟我道歉。我说没这个必要，喝多了的人。谁知在中午，我在房间里接到了谈歌的电话。谈馱说，在我们开喝之前，先让这个朋友听听你说话，然后再让他跟你承认镨误。这个朋友再听我电话里的声音，叹道，你俩声音咋这么像？对不起了，兄弟！我说没关系。放下电话，我就想谈耿这老兄是个太认真的人。
谈歌是个非常爱家的人。他妻子王英是摘计箅机的科技人员，谈起谈歌是满口称赞，说谈歌是个爱家、有责任心的丈夫。对小女儿，谈歌有一份特殊的爱。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谈歌对孩子既严格又爱护。谈歌对待他儿子的方式更是特别。按常人眼光，没有揶个父亲让儿子喝酒的。可谈歌跟我和肖克凡讲，他与他儿子碰杯喝酒。我问他为什么呢？谈耿大声说，男人就得有个汉子样儿，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儿子走出校园进入社会闯荡，喝酒也能交往，酒德能看出为人！我和肖克凡都笑了。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藏得很深的。喝酒中，也寄托着谈歌对他儿子的希望。他渴望儿子刚强、正直和骨气。望子成龙的盼望都装在这杯酒里了。儿子在谈歌眼里就像一株小树，树能经风雨长大，用许多奋斗的泪与汗来浇灌，忍受岁月季节的绿肥红瘦，终不曾向困难低头，等到笑看天下的那一天。
谈歌的孝心是有名的。就在谈歌加入河北文学院，在文坛拼搏的1995和1996两年间，他的岳母患骨癌住进医院。他要与妻子、大舅哥等人轮番到医院照看患了绝症的老人。谈歌时常对我讲：“人要有孝心，孝心是人格呈现的标志。我岳母对我很好，支持我创作。当年我穷，是老人家省吃俭用攒钱为我买下一台电脑。我肝损伤了，每天喝中药，我一边喝药一边写小说，是岳母大人天天给我熬药。那时退稿很多，赚的稿费不多，没能力孝敬老人家，这回我稿酬多了，可老人家又住进了医院。她吃不进喝不进，我要挣稿费为岳母治病。尽管老人家的病是不治之症，我要多照顾她，尽力用好药减轻老人家的疼痛……”
谈歌的话说得实在，又很真挚。在医院里，与他岳母同房的病人都夸这个好姑爷。他给了岳母与死神搏斗的力量，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陏床的两年中，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换班时，他要埋头进行小说创作：两个月瘦去十斤肉。保定文联的朋友对我说，谈歌是拼命三郎，就这条件，还写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说。当谈歌夫人王英说了一些谈耿克服困难写小说的细节时，我不由深深敬氰谈老兄，真是条汉子。谈歌家塊本来就不好，老父亲退休后，也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困塊，他弟弟有困难也等他补济。当他听说有个医疗器能减轻岳母病痛时，花三千七百元咬牙买下了。在他岳母弥留之际，别人都因碰上久病老人孝心减退，而谈耿始终守护着老人。老人昏迷中睁眼见谈歌，再睁眼是第二天黎明，看到的还是一脸倦容的谈歌。谈歌在腿上写了一夜的小说。岳母默默地叹一声，老泪纵横。老人家死前回光返照，就只有谈歌一人在身边。老人家忽然精神了，跟谈歌要“酸梅汁”饮料喝。谈歌就知道老人不行了，匆匆下楼，跑出病房打出租车，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酸梅汁”，又找了一个钟头，他终于找到了“酸梅汁”，买了一大包儿回到医院。岳母真的喝了不少“酸梅汁”，安祥地闭上双眼走了。谈肷该做的都做足了。提起这段日子，原来负责我们河北文学的陈映实老师有一番感慨。当时陈老师来过保定，目睹了谈歌当时家里家外的困境，曾叮嘱谈歌放下手中的长篇小说，写些中短篇，不要因为上了文学院，而压力过重。谈歌心里是这么想的，上了文学院就要按文学院的要求干活儿。听陈老师这么一说，他心里踏实一些，改变了作战方针。改写工业题材的中篇。现在看来，路线是正确的。文坛新人靠中篇打天下，老作家才靠长篇守天下。现在想来，如果谈歌在《大厂》、《天下荒年》之前还默默地哨那个长篇，长篇出来恐怕也在滚滚长篇漸中淹掉。在文学的一个会议上，陈映实老师讲起谈歌的这两年创作，激动了。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作家，真诚地抬起手臂向谈歌敬了一个礼。这个场面，谈耿激动不已，我坐在谈耿旁边，透过他的眼镜片，我分明看见他眼窝里的泪光。我感受到一种“精神”，搞创作也需要一种“精神”的。谈歌兄的拼劲儿，也时常鼓舞着我。既然我们选择了文学，就选择了辛苦。写在稿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