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纯文学写作太难闯了，我认识了唐山市群艺馆的杨帆里老师之后，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先是与杨老师合写了一部长篇历史通俗小说《胭脂稻传奇》，198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后来一鼓作气写了几年中篇侦破、社会传奇一类的通俗之作。写了近两百万字。我不知道这是弯路，还是后来创作的准备。后来有一件难忘的事使我面对乡间的月亮，审视这些作品时有些惭愧了。1989年年底，扫黄的时候，我去石家庄出差，一下火车，便有个卖书的人很诡秘地跟踪我，并悄然靠近我，左右一看没奋警察，就问我兄弟买书吗？禁书。我好奇地看一看他，他从棉大衣里拿出几本书，一看我脸就红了，其中有一本是我写的《血染美人纱》，封面是穿三点式的美女照。我说家里有这书，就怯怯地甩开卖书人。这是我写的一本侦破小说，内容不黄，包装成这样都没法送人。当时因出版气候，我另一本侦破小说《杀手与交际花》，不能出版了，出版社把二校书稿还给了我。后来唐山一位书商找我要这本书稿，他没钱给我稿费，说他哥哥积压几十吨玉米淀粉，跟我商量给我价值八千元的淀粉。我当时想转纯文学，羞于谈这个，就连署名权一起卖了，换了两汽车淀粉。过去在唐坊，我母亲养猪，进城后不养猪淀粉没啥用了，我就托朋友卖掉。朋友跟唐山万里香烧鸡店的公司说妥，将这些淀粉买下灌肠？用，朋友还说人家不想进货，他听说是作家换的稿费就要了。那家经理喜欢读书，很尊重作家。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我算什么作家呀？
那天早上，我和朋友送淀粉，我往车间里扛淀粉袋时脸都白了，只有眼睛和嘴是三个黑洞，挺吓人的。那经理想结交我这个作家，满车间嚷嚷，哪位是关作家？我的朋友见我与工人一样满脸白粉，认了半天没认出来。我又不好意思张嘴，车间里工人都瞅着。后来退到楼道里洗了脸，我才敢见那位经理。经理是个老头，从谈话中知道他比我读书多。他说作家写书不易呀，你这淀粉质量差点，我还是按市场价，并给你现金。我喜欢交你这位青年作家！注后好好写！我又惭愧又感激，又不敢说是写通俗小说。倂我看出，老人喜欢的是那种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不能这么写下去了、可是纯文学那么好搞吗？面对新的生活和严肃的文学，我表现出极大的陌生和惊异，甚至失去了与之对话的勇气和信心。我困惑，我乡间的月亮在头顶消失了。
后来我认识了北京老作家管桦，还有他的儿子鲍柯杨。管老让我读些名著，让我真正深入生活，去写有艺术品味的作品。他儿子鲍柯杨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思想家的理论，还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头望路随想
1987年的秋天，我主动要求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一切重新开始。1989年，对于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我在痛苦困惑中选择？故乡的一片海湾，叫黑沿子，也有人叫它“雪莲湾”的。我主动要求到那里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人生活。有人风趣地称我是“下海”了。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植树，还管了一阵子计划生育。这些文学活动，应该感激河北文学院。我于1992年加入文学院，没有进文学院就没有这样自由和充足的时间。省文联主抓文学院的领导铁凝、文学院负责人陈映实老师和老城兄对我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令人难忘。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我创作的大课堂，河北文学院则是一个小课堂，我是受益者。
大海帮助我理解人生。海能养育小命，海同样要养育文学。渤海湾的一隅，我起名为“雷莲湾”，我保这块黑坦坦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一串足迹。海里啥都有，有鱼、有虾、有蟹，海里也有落魂天”、“红旱船”、“蓝脉”、“太极地”、“国年灯”和“醉鼓”。这是一脉有特殊历史、民俗风情的地方。一切都成为我的载体，载动我的小小思索，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我发现，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雪一样的白，穿过无限的时空，比生命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悲伤结合在一起了。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
我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甚至看不淸弄不明了。不是海边雾气太重，而是我自身的弱点。看见海，我感到自己渺小，特别是出海打鱼的时候。我出过几次海。在北京开会，我见到天津写海的作家王家斌先生，他在海上摔打多年，他写了我喜欢的《百年海狼》，他见到我很亲切，他说咱们海的情结，是“旱鸭子”体味不到的。他对肖克凡说，我瞅小关的走路姿式，就是海边人的步子。我很惭愧地说，我不是真正的渔民，我也是“旱鸭子”。对于海，我看不透，是个旁观者。
但是，是海给了我根，给了我力量。在商潮汹涌的社会里，我时常感到一种隐形的海在涌动。我感到孤独，我敬佩大海的品格。没见到真正的海之前，我曾浮泛地、迷惑地以为自己博大。可见到海，就会看到大自然的品格。人只有在内心的风暴潮过后，才感到自我生存的宁静。在浮躁的世界，在金钱包裹的世界，宁静地生存是幸福的。
我在渔村深入生活的时候，有位箅命先生曾给了我看相，说我命里喜水，利于见水。那么，我的小说创作，就从水上来吧。像我这样父母没文化，自己又笨的人，纯属在基层文联苦苦奋斗的文学青年，借大海点仙气吧，兴许就能从古老的黑泥滩上跋涉出去呢。我告诫自己把握机会。
后来的日子证明，我是幸运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老师热情地称我为“又一个海的歌者我很髙兴，一静心又不敢接受。我哪里是海的歌者，是大海成全了我，是海潮推涌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了程。尽管这一程路，我走得不完美，毕竟还是起步了。我在海上的路，永远是拖在船尾的一条缆绳。珍惜过程，不问结局，还是感激大海吧！我觉得，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大海这样丰富。海是一个格外热情的老人，交往久了，他用另一种原色还原你。于是，我们便有了穿透海水的“海眼”，看啥都是蓝色的，一个辽阔而奇妙的蓝色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脉管里殷红的血液也变成了蓝色。蓝色世界给了我多种多样的文学启示。下海，即使是苦难，对我也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海即人，人即海。每当我提笔时，总是有一种错觉，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蹲在海滩上吸烟的渔佬却是一个写不尽猜不透的海。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就是一张揉皱的海图。我想，人与海的沟通，最终将发展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和探寻……大海里啥都有，又啥都没有。大海能成全我，又能阻碍我。
海里有珍珠，岸上有黄金。我时常想，心中的海推到极至，就该从它的负面思考了一个好的作家、不仅是固守，主要是开拓。1993年，我的小说在香港《亚洲周刊》获冠军奖时，香港评论家也斯先生撰文评介我的小说《船祭》说：“关仁山小说大海意象浓艳，吸收了魔幻与写实手法，在虚实之间写传统和现代。但这种写法容易形成模式，不易拓展：这又使我想起我的创作急需开拓新的艺术层面。在全国青创会上，外省作家说我们河北作家太老实，我感触很深。做人老实，做文万万不能老实啊！下一步，我该借助什么才能使“文体”飞翔起来？仅仅依靠大海，看来是远远不够了。不论如何，这一步是要跨跃的。探索，哪怕失败也好。只担心一点，大海在咆哮，我能静心看世界吗？又能静心写人生吗？我得强迫自己静下来，静！来。我将以怎样的苦难，来修炼自己的人品、艺品？时下创作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千万别指望什么机构来救作家，不要求别人施舍来确立作家的价值。商品社会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要独自求生存，然后才能凭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去创作，去追寻美好的理想。不管生活怎样艰辛，不管日子怎样无奈，都不能丟掉追求！为文学遭受苦难，不悔！
闯海人最眷恋家园，我在寻觅家园，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雪莲湾有句古谣：船头无浪秋帆远，船后泪眼望家园。
1993年5月，由河北文学院、《小说月报》编辑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在石家庄联合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使我深深受益。
在1995年的秋天，我们河北文学院学员在石家庄聚会。谈歌兄单独找我谈，他说《太极地》有些变化了，还应加大关注现实的力度。不能再写海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记住！我记住了谈歌兄的话。回到县里往基层跑了跑，一口气写下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等贴近现实的小说，是生活本身唤起了责任和良知，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1996年元月，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根据我的小说《醉鼓》改编的四场话剧《鼓王夂这剧获文化部“文华奖”后，有位编辑朋友对我说，你近来小说离开雪莲湾像“醉鼓”这样的阐俗小说还要多写啊！我说过两年再杀因马枪，眼下是想变变路子。我将笔伸向平原、城镇和山梁，想淡化民俗风情的东西，更有力、更直接地贴近现实生活。没想到一上！岸就被套上了“马车”，我与何申、谈歌兄有幸被称做河北的“三驾马车”，竟然这么叫开了。何申的幽默和谈歌的激烈，还有他们深厚的生活功底，一直是我应该学习的。在丰收的大平原上，用马车收秋的不多了，乡路上奔跑的多是汽车和拖拉机，所以我吏加想念故乡运粮食的马车。马车是最具平民化的交通工具。我喜欢平民生活和平民生活的空间。
关注现实的文学，眼下有多种说法，我们对“现实精神”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复杂、立体、深刻。文学不应该是一曲颂歌，文学的内涵应是了博的。小说应背负这沉重，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和人情、人道主义内容，对社群祈愿、期待与预言。
眺望乡村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木，只有不穷的精神。家园向何处去？我感受到了一种激情。诗人需要激情，小说家同样需要。
我曾在《青年文学》封面人语里写下一句话：信念将使一切苦难埋葬于夜晚的涛声中。我行走在乡村的海滩上、平原上、山道上，明天，不再为故事匮乏之时，我该怎样讲好我的故事呢？如何将公共话语转化成个性化声音，深感自己创作的不足，还要努力啊！我喜欢这样一句话：在天为翔，在地为泥。
燕赵壮歌——谈歌印象记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耿之士。到了90年代中期，燕赵之地的河北文坛，杀出一员虎将谈歌，迅即名噪全国文坛。以地平线划定的视野，谈歌带着满腔的激情，携着真诚的忧患，吟唱着城市票友京戏小调，行色匆匆地朝我们走来，所有心灵的聚光，所有读者的视线，都用文字来沟通了，以天地良知和责任照亮这里的生活。有人说，谈歌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文坛的，其作品也带着沉实的美学品格。
之所以说沉重，是从他人与作品中感受出来的。弓弦拉得越紧，生命之箭射得越远。有人说，1996年的文坛是谈歌年。不管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但是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及续篇，和其他一些中篇短篇小说，如集束手榴弹般地炸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与谈耿是河北文学院的同学，1994年春天，在石家庄相识。在这之前已读到他的《山毛榉》、《空槐》等小说，但不知他是河北保定人。这时我听陈映实老师说，谈歌是有实力的，几年来，他为文学做着生活和艺术上的准备。那时我首先感到谈歌是一位坦诚、止直和恪守信义的人。谈歌说，燕赵大地的根性是骨气和信义。那时起，谈歌话语咄咄逼人，使我觉得一个志气髙傲的灵魂是不违背信义和良知的。谈歌之所以敢说，与他为人的刚正是分不开的。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曾做过地质勘探队员的谈歌，不也在中国工业的困境与突围中，揭示了工人的生存状态吗？既然“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复合体”，那么当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在“大了”里产生作用，引起变化，初期对“铁饭碗”、“大锅饭”的打破，使企业进人市场经济的漩流中，优胜劣汰的急骤残酷的竞争，致使工矿企业和内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明显分化。谈歌是这一群中人，他所在的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突围。谈歌不是了长，但他在党委办公室工作，接触着许多了长和工人。而且他所在的单位与他描写的工了一样。谈歌对我说，我们单位发不出工资来了，看着那么多人面临下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他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