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山隔水不隔音，穷人红军心连心党中央派来程子华，周副主席关心穷哥们……会师豹子岩“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早已失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学良将军没有去打日本，却到了鄂豫皖来了！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令其将东北军半数以上的兵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继续加紧对红军的“围剿”。4月中旬，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下辖一〇七、一一〇、—一七师、何柱国第五十七军下辖一〇八、一〇九、一一一、一一五、一二〇师及刘多荃第一〇五师，共九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这时敌人继续“围剿”的总兵力达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多个团，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此时刻，鄂豫皖省委于4月10日召开常委会议，就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和创建新区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省委认为“桐柏、厉山、随县等地在平汉铁路之西，过去比较困难，同时离我们原区域较隔远。我们认为以接近鄂东北地区找地点较好，其次是接近皖西北找地点……”初步选定了两处新的区域目标：一是豫南地区的光（山）、罗（山）、息（县），二是皖西北地区的英（山）、罗（田）、霍（山）。有关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省委决定“不论是在中央建议所指出地域为新区域目标，或在别地较更适宜的区域，首先有集中鄂豫皖全体红军主力之必要”；同时令“红二十五军马上过皖西去会合二十八军，会合后即来鄂。那时如可能，即照我们在鄂方所找地点；如不容许我们在此创造新区域，即到皖西北所说地带。我们尚不知这种大计是否适当，请中央详示！”
以上，就是省委对中央之建议所作出的具体答复。包括吴焕先在内，省委成员在酝酿这个建议的过程中，尽管也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想就近寻找和开创新的区域，但毕竟还是跳不出“死守”根据地的圈子，不到一定的时候，似乎也欠缺那么一种更为远大的眼光、胆略和气魄！历史进入到举足轻重的转折关头，总是因为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因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无不打上特定的烙印。很多年以后，郑位三说：“因为都是土包子，不敢走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历史留给后人的一句俗语，还是比较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对吴焕先来说，这一着也很重要。你想要就近开辟一块新的区域，你就得投身于这个区域的变革之中，如同幼时泡在倒水河里扎猛子、打扑腾，不喝上几口清浊不同的河水，你就品不出其中的滋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也是他逐步成为具有卓越智慧和领导才能的关键所在。红二十五军在此以后的几次重大战略决策，无不与他的聪明才智休戚相关……省委决定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的使命，自然而然又落到吴焕先的肩上。与此同时，省委还决定了部队的集中整编和新的领导成员，即将两军“完全编为红二十五军”，“在可能之下编成两师单位”，并决定“刘得利同志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暂定为此，等中央派军事干部来再决定之”。但是，这一次职务改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军长到军政委，是历史对他的又一次选择，还是对他的嘲笑？不是么，早在敌军“战斗详报”中挂了号的一军之长，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艰苦历程……忽然又改任军政治委员，岂不是历史对他的无情作弄？不，谁也没有对他有过什么抱怨，指责过他的无能。休戚与共的省委领导成员徐宝珊、郑位三、戴季英、高敬亭，包括远在皖西北的郭述申，大家都不曾这样认为。沈泽民生前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之中，也曾提到吴焕先是“打游击出身”，军事上“知识不多”，但对他毫无一句责备之词；写到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挫折失败，均以“我们”如何长短，集体予以承担。
就省委领导成员来说，大都是些留过洋和不曾留过洋的革命知识分子，军事上没有个中心人物，以至连省委军委会都难以成立；三番五次提出请求中央委派军事指挥干部，也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多次写人省委的报告、书信之中。
吴焕先之所以担任军政委，也是他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主动向省委领导提出的。他说：“我们都是打游击的出身，没有跨人过黄埔的门坎。现在就是筷子里面拔旗杆，也应当多拔上几根出来，挑挑红二十五军的旗子！八仙过海也好，九死一生也罢，多几个领兵打仗的指挥人才，挺身而出，各自显显神通！谁在军事指挥方面高出一招，就推举谁为军事上中心人物！”这番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倒是应了省委当初选定他为军长的主导思想，尽管他当时很不愿意担任军长，一再推辞，但现在又把这种“筷子里面拔旗杆”的做法，推而广之提了出来。而就他来说，他总以为担任军政委比军长更为合适一些，别的也无所考虑。这个意见，他当初就对沈泽民讲过不止一回。省委于是也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由刘得利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临去皖西北之前，徐宝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他这个代理书记，按说也应当随军去一趟皖西北，了解了解那边的斗争情况，好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意见，都因为拖着个病身子，难以遂心如愿。他一再对吴焕先说：“我这个很不争气的身体……唉唉，一切都得靠你去办，有劳于你！你完全可以代表省委，传达中央及省委的决定。对了，有关你的职务变动，要是感到不好宣布的话，暂时也可以不讲，等到部队过来以后，由我直接宣布，对指战员加以解释……”
“呵呵，这有什么不好宣布的，常有的事嘛！”吴焕先不以为然地笑笑。
徐宝珊沉了一会才说：“我担心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瞎胡乱猜起来，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影响军心咧！”
吴焕先不由笑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闲话！你就放心好了，我定会稳住军心！”
“既然这样，你就酌情去办！两军会合以后，要抓紧整编工作，尽快把队伍带回鄂东北。事不宜迟，千万不要耽搁！”讲到这事，徐宝珊不禁又说：“那边的领导同志，对省委几次去信批评，也可能有些意见。这个问题，也不要闹得不可开交，等他们过来以后再说……”
这倒是有碍于领导成员团结的大问题。自从红二十五军穿越潢麻公路被敌人切断以后，七十四师大部及全军的行李挑担，约一千余人，由副军长徐海东率领，复又转至皖西北，去而不回，省委对此耽心不已。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重兵分割，省委与皖西北道委失去联系，先后几次写信给皖西北道委和红二十八军，促其来鄂东北与七十五师集中行动，但都没有回音。因为无法了解皖西北地区和红二十八军的实际情况，同时又听信了一些片面的情况反应，省委领导对此也极为恼火。省委在1934年3月24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红二十八军“除了打粮以外……没有积极向敌人进攻，完全是一种保守消极的样子”，认为“海东、述申同志有大的错误”，“要检查他们错误的实质”。吴焕先也持有这种看法和意见。对此，他心里也很恼火，“天隔一方”，能不憋气么？
“我一定注意这个问题，按照省委的决定，严格执行就是！”吴焕先说。他跟徐宝珊一起共事五年之久，徐的党内职务一直在他之上，政治上似乎也比他强，处理问题十分慎重，善于团结同志，倾听不同意见。因此，他对徐宝珊向来也很尊敬，言听计从。
徐宝珊笑了笑说：“好好。一路上，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穿越潢麻公路，更要当心才是……”
“嗯嗯……”吴焕先连声应着。但不禁又冒出这样一句话儿：“这一次往返于潢麻公路，再要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呵呵，我就该提头来见！”
“别开玩笑，还是当心为好。”
“是呀是呀，去年过路时被毒蛇咬了一口，今年还是多加提防才是！”
于是，吴焕先便带领七十五师千余人，又一次穿越潢麻公路，东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
这是历史的穿越！
说来也十分巧妙而又顺利，这一欢穿越公路，吴焕先采取了“昼伏夜动”的秘密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了一百多里，直插到公路附近；同时又利用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穿过公路。4月16日，两支红军主力在商城县东南方向的豹子岩，胜利地会合在一起，指战员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青山绿水都向这支多经挫折磨难的英勇之师点头致意！吴焕先，徐海东，时隔半年之久被敌人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红二十五军的核心人物，又一次在皖西北根据地会面了。
二人相视而笑，握手无言，从此以后历史也就紧紧地把他们拴在一起……当天，除了开会传达中央及省委意见之外，互相间还交谈了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反“围剿”斗争情况。吴焕先这时也才明白：坚持在皖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这半年也打了不少胜仗，仅就葛藤山一次战斗，就毙伤俘敌一千余名，活捉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旅长刘书春。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这一时期在鄂东北地区还不曾有过，吴焕先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在了解了红二十八军的真实情况以后，他和郭述申一起向党中央报告了皖西北的胜利。
可是，省委原来所料想不到的事，这时也提到了吴焕先的面前：决定担任军长的刘得利师长，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眼下，由谁担任军长呢？两军合编以后，没有军长是不成的，如同一支正在准备整队列阵、急待起飞的雁群，却没得一只凌空展翅的领头雁，将令人感到十分扫兴，有失军旅的威严！经过再三考虑，他又跟郭述申交换了意见，一致推举由徐海东担任军长。事到临头，他们也只好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过后再向省委报告。据此，吴焕先在4月16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即刻写下这样一笔：
“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
谁知徐海东偏又憋着一肚子气儿，一口一个“当不了”，就是“当不了”！
徐海东，1900年生，湖北黄陂县人。1925年入党，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排长。北伐战争汀泗桥战斗受嘉奖。1927年回黄陂河口区任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后任中共黄肢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红色补充军第六师师长，警卫团团长，红四军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敌人怕他，称他为“徐老虎”。红军战士热爱他，喊他“海东哥”。
徐宝珊估计到了，吴焕先此行皖西北，这边可能有些“疙瘩”。吴焕先了解徐海东的耿直心肠，便采取激将法对他说：
“呵呵，你当得了二十八军军长，当不了二十五军军长？葛藤山战斗，刘书春两个团，就被你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都是由于你的指挥正确，巧妙灵活，大胆果断……”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徐海东恼怒地嘟哝着，“我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吴焕先不觉一怔，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接着又说：
“海东同志，我们也是不吵不闹不相识，不打不骂不成交！这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扣过。要说扣帽子的话，倒是真正扣过几顶，叫你想也想不着，猜也猜不到……呵呵，比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还要具体吓人！”
徐海东说是真的吗？
吴焕先说一点不错，不瞒你讲，我上个月在三里城时，曾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确实给你和郭大个子扣了两顶大帽子，向中央告了你们一状！
说你们在苏区按兵不动，日以打粮为生，敌人来攻打一打，不攻就不动……听听，这帽子也是够厉害的，够你喝一壶的咧！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跟我原来所听到的反映大不一样，完全是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地胡说嘛……“我就是对你有意见，说风就是雨的……”
“这就对咯。我这次来皖西北，就是要听听你的批评意见！我这个人嘛，你也不是不知道，有时候也很执拗，独断专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记得有那么两回，因为意见不一致，愣是把沈胡子都气哭了……说我‘欺人大甚’！你说我敢么？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我心里也十分后悔，总觉着没照顾好他……”
说到沈泽民之死，两人都默不作声。徐海东不由抹了抹眼泪，说：“沈书记可是个好人哪！打七里坪的时候，戴季英要肃我的反。他后来对徐宝珊说：‘只要我不死，不准谁再说徐海东有问题。’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还派人把怀表送给我……我知道这块怀表还是在上海开中央会议的时候，瞿秋白同志送给他的，只要我不死，一定让它物归原主！”
“胡子可是一直念叨你啊！记得那次过路时，他等不来你怎么也不走，我让担架强迫抬他走。他还骂我‘欺人太甚’。都是敌人太狠了，把我们分割开来，通不了音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