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日益繁盛的千年古都西安城里，文化人多如牛毛。说到书画行当，赵振川的名字是让人敬畏的。是的，他是名门之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他走过的却是一条苦涩的求艺之路，如父亲赵望云所说的笔墨的“沥沥槎槎”，直把阑干拍遍，终成大气象。当今，画家赵振川的名声大振，鹊起中国画坛，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
当时，迁居西安的布衣画家赵望云，带着在河西走廊写生的作品返回重庆，郭沫若欣然写下了“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的诗句。振川也就是在此之后的第二年出生的。而二十一世纪当今中国画坛上的“束鹿赵”，非其子振川莫属。其一脉相承的仍是道法自然，心手如一，画随时代，别开生面。
事隔多少年后，黄胄感慨地回忆说：“振川，是我一手抱大的。”那时，贫苦无告而又热爱艺术的青年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先后来到赵望云家，吃住在家里跟师父学画。这在当下，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棋琴诗画，笔墨纸砚，振川自幼生活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在国画上深得父亲的言传心授，也自然受到师兄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建国初，作为西安画坛元老的赵望云被任命为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被选为中国美协西安分会主席，石鲁任副主席，陕西画坛空前活跃。刚上中学不久的赵振川，因父亲被打成“右派”，使他天真的心灵开始伴随着政治运动而屡受摧残。老舍先生与朋友说，我们一直在一起，蒋介石拉我们去做官，我们都没去，坚决走抗战道路，一直很进步，赵望云怎么能划成右派？这一年，振川受到家庭出身的歧视，被分配到了计划统计学校读书，他爱画画，不爱数字游戏，但也只好无奈地听从命运的摆布。青春困厄，前途渺茫，他给正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父亲写信，诉说自己的痛苦，父亲回信安慰儿子说，前途是光明的，要有信心。他和母亲去北京探望父亲，那天，大雪初霁，父亲带他来到颐和园，让他画幅画。振川画的是一幅雪压青松的速写，父亲高兴地说，不错，可以得“甲”。这让儿子年轻的心、脆弱的情，感受到了巨大的支持，精神又振作起来。
期间，振川有机会随父五进河西走廊，三进敦煌，旅行写生，使之眼界大开。接着，父亲创作了《青海湖》、《风雨归牧》等作品，相继在西宁、兰州、西安举办了写生画展，受到广泛好评。但当时也有人说“离阶级斗争远了点”，并托他给父亲捎话。当然这离不开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捎话人也有好意的一面。当他把这些告诉父亲时，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他不懂艺术。振川当时心里则有些不安，有些担忧。历史验证了父亲在美术创作上所坚持的艺术道路是正确的，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勇气与艺术上的定力，又一次折射出父亲尊美重德的人品与文化精神的力量。
这一年，首都中国美术馆展出了赵望云和石鲁、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的国画作品，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被称为长安画派的第一次亮相。这次展览突出地表现了西北风情，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粗犷、豪放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引起美术界的关注，长安画派逐渐形成。从而，结束了陕西乃至西北绘画几百年来的沉寂和萧条，开创了中国画创作的新路。统计学校结业后，振川的命运似乎有所转机，如愿以偿地进了美协国画学员班学习，步长安画派之后尘，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从小学画时，振川就受到父亲的指教，在这新的环境里，又得到长安画派几位大师的点拨，石鲁、何海霞、方济众手把手地教他练习书法绘画。经过近三年的学习，使他对中国画的基础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了一些长安画派的创作方法。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冬季，批资产阶级“裴多菲俱乐部”的运动旋即展开，社会动员上山下乡。在美协学画的这批学员，被列入上山下乡动员之列，振川又面临着被下放插队的可能，又一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他精神极度困惑时，父亲则有着不同的看法，没有那么沮丧，反而乐观地对儿子说，下乡对你是件大好事情，能在乡下的生活里去锻炼一段时间对你有益处，也能促进你的成熟，对今后画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父亲的态度很坚定，儿子别无选择。
振川下乡插队到了陕甘边界的陇县李家河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腰扎一根麻绳，身穿一件棉袄，肩扛一把镢头，放羊牧马，住窑洞睡土炕，日子虽然艰辛，却磨砺了他对待生活的韧性。乡间的一切活计他都干遍了，而且干得不错。用他的话说，这是脱胎换骨的八年，一个人的抗战。这段酸辣苦甜的炼狱般的生活经历，日后被他总结为艺术人生中重重的一笔。从此，他也亲身体验到真正有作为的艺术家是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思想情感，包括以后对艺术的感受，从这儿开始有了深刻的蜕变。这种体验是在经年累月劳作的汗水和艰辛生活中熬出来的，是骨子里的体验。许多人也许是用眼睛看到沟峁山梁，他却是印在心里的，流淌在血液中的。八年的农村生活，使他认识了生活的真谛，至少让他锻炼成了一个劳动者，使他在以后的艺术劳动中变得坚韧，在困难面前有了信心，不会动摇。在他已经六十多岁的时候，回首望去，应该说父亲当年的决定是对的。他也由此体悟到，长安画派为什么使中国画从古典形态走向了现代形态，在表现现实生活，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民性方面有别于其他艺术流派。
“文革”期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的黄胄被打成“驴贩子”、“国民党上尉军官”。军博外调人员来赵家调查，当时振川正好在家中。当问及此事时，父亲说，那时是抗日战争后期，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全家逃到了平凉，当时黄胄也去了。当地驻军的官员和父亲认识，遂向驻军要了件军装让黄胄穿上，为的是出外写生方便，以免误会，所谓“国民党上尉”也就是这样说起的。父亲向外调的人说，如果有错那就算在我头上吧。振川在旁边听着父亲的一席话，吓了一跳。当时对父亲的话不满，心想这时候还给自己揽事情。当时，美协大院因地处市中心钟楼旁边，成了重灾区，有个叫“红大刀”的造反组织到美协造反抄家、打砸抢。一天，父亲被进驻美协的西安美院的造反学生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浑身是血，落下了半身不遂。有人检举在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说是像石鲁写的，并要求父亲去辨认，父亲看后说，我看不像石鲁写的字。在那个时期能够勇于承担事情的人实在少，而父亲的这一举动让他至今不忘。
振川和晚年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虽然当时赵家门庭冷落车马稀，虽然还有“黑画展”等莫须有的新罪名袭来，父亲已变得更加超脱了。老人依然不改几十年的习惯，每天早饭以后，是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候，拿起画笔在一张破三斗桌上画画。在极左的高压年代，父亲只有在笔墨的化境间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自己的人生归宿，心灵才得到了安妥。
1971年，赵振川有幸返回城里，在陕西省火线文工团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师。1978年秋，调入陕西美术家协会从事国画专业创作。他信奉中国画创作的艺术规律，一是源于生活，二是承袭传统，三是笔墨创新，这也正是长安画派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审美特征。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广阔背景中，只有用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对自然和生命本体之美的颖悟，才会有出息。在艰苦的笔耕生涯中，他的画风逐渐形成，于厚重深沉中不失灵动，宏阔幽远中更饶意趣。
早在1964年，他的作品《山林新声》就入选全国第四届美展，可谓脱颖而出。到了新时期的1983年，即有大量作品参加国内外展览。1989年，作品《苍凉古原》入选全国第七届美展。1993年，作品《太白印象》获全国首届山水画展优秀作品奖。而真正让赵振川的画名广为人知，产生影响，还是他于199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个展和研讨会。
黄胄说，我们小师弟的展览的确很轰动，很有出息，何海霞说了一句“振川跳出来了”，有自己的风格，整个效果不错，这一点很不容易。并且得到了我认识和见到的一些专家和前辈的好评，这和振川有些天才，但主要还是他的辛勤耕耘分不开。
关山月说，我看了画就吓了一跳，觉得振川很有潜力，路子很正确，目的很清楚，他的前途是无限的。振川继承了他父亲的传统，经过努力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了新的面貌，我感到后浪推前浪啊！
张仃说，我很高兴，这西北风吹起来了。最近这几年，西安的、长安画派的，很多人在动摇，想放弃笔墨，这笔墨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是不能放弃的。振川这一点我觉得很好，没有被这种新潮冲昏头脑，而是踏踏实实地在作基本功。我希望理论界好好地就振川这次画展，再吹吹西北风，把我们中国山水画的正风扶起来，西北风就是正风。
李树声说，黄土高原表现起来是很难的课题，振川的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感染力，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能画得让人感觉那么亲切那么好，是因为他对生活充满了感情。另外，他在技法上又很多新的创造。我喜欢他画的枣树和梨树，特别好，这是没有陈法的，这样的效果，古人的画里也是没有的。他的画很大气，可以远看。
郎绍君说，赵振川的画有生活气息，这正是赵望云的传统。他的画注重大的格局，而且适当地引入了一些平面构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