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大跃进的年头，神州大地上刮起了浮夸风，流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特别是不少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为了追求高指标数，——放“卫星”，不惜弄虚作假，唯浮夸是荣。有些同志明知弄虚作假搞浮夸会带来怎样的损害，但是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不敢讲真话。
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对于不敢讲真话、实话的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一次毛泽东在看《生死牌》时，又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
此后，一位领导同志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吴晗是历史学家，对于明史又素有研究，自然欣然应命。
他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问题。9月，吴晗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一文。
在此期间，在全国一些地方上演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如《三女抢板》、《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在一次政协会上，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为北京京剧团写一出海瑞戏。1960年底，吴晗写成了剧本《海瑞》。这个稿本送到了吴晗的挚友、植物学家蔡希陶手上，他看了后，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的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不甚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又添上了“罢官”两字，剧本就改名为《海瑞罢官》。
海瑞是明朝的一位官吏，曾经因上疏批评明世宗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仍竭力主张严惩贪污，平反冤案，是一位以廉洁刚直著称的清官。
《海瑞罢官》一剧是写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价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毛泽东看了此剧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海瑞罢官》发表并演出后，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以“繁星”笔名发表致吴晗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欢迎吴晗“破门而出”，并提出一个理论问题请教吴晗：历史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的关糸如何？于是，吴晗写了《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予以回答。
由于历史学家写戏，是一件新鲜事，于是引起了史学界、文艺界的兴趣，报刊上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清官问题的热烈讨论，学术领域一时间活跃起来。吴晗曾把自己的剧本比做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倒是激起了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各家争鸣。
这自然是正当的学术争鸣。
但是，善良的人们自然不会想到，在暗中，却有一双狠毒的眼睛在窥视。
这个人就是江青。
写到这里，笔者又想起了作家南枝说过的一段话：
“江青和叶群，是十年动乱中的两股祸水，是乱我中华、作恶多端的两个妖姬，是荒淫无耻、玩弄权术的两个女人。写中国现代史，要给她们留下一定的篇章。缺少了她们，埋没了她们的兴风作浪史，这部现代史就是不完整的。正如没有吕后，没有慈禧太后，就不能写汉史、清史一样。”
十年动乱，是中国现代史中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页。它的序幕便是围饶《海瑞罢官》而掀起的风波。而首先对《海瑞罢官》发难的便是江青这个女人。
外公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其政治生涯危机四伏，并决定了他要遭受深重的厄运。造成他的这种危机的，当然与中国当时的整个态势有关。但真接作用的，是他深深得罪了的两股邪恶势力。一股势力是江青之流，另一股势力是林彪、叶群一伙。
得罪江青，主要的原委就是他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与江青发生了冲突。这在江青看来，无疑是挡了她在政治上的发展之路，自然要视他为“拦路虎”、“拌脚石”。
在这以前的几年，江青一直在家称病赋闲。但她的心里并不安宁，因为她并不满足于第一夫人的地位。她也恨透了曾经“压制”过她的地位的元勋们。长期来她都在侍机寻找突破口，要来实现她出人头地、颐指气使、尽显威风的女皇梦。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针对刘志丹的弟妹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江青的嗅觉十分灵敏，对此如获至宝，她认为出击的时机到了，突破口也有了——就是文化领域，首先的目标就是《海瑞罢官》。
于是，这个女人蠢蠢欲动了。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没多久，职务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却利用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公然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她居高临下、盛气临人地说：“深刻理解了主席前一阶段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在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
正副部长们听了后，一时还猜不透这女人葫芦里要卖什么药，所以都没有吭声。
江青只好直接了当地说：“你们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
外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神情严肃、态度十分明确地说：
“对海瑞进行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同志是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的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这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从事为好！”
其他几位副部长也表示不能立即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听后十分恼火，却又不便发作，只好掩饰心中的不满，摆摆手说：“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们以后再谈吧！”
江青在外公面前“碰壁”，这并不是第一次。外公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江青跟他提出，要对建国以来拍摄、译制、放映的电影全部重新一一审查，从脚本到毛片都要审查。外公予以拒绝，说，中宣部就这么些人，怎么审查得过来？
屡次“碰壁”，江青心里就记下了外公的一本帐。她怀恨在心，曾几次在工作人员面前表示，要对陆定一采取“措施”。
江青又利用党内对大跃进等问题的分歧，多次在毛泽东面前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才被“说服”了。
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文章表示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在北京要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有接受。
想在北京批判《海瑞罢官》的企图碰钉子后，江青采取了以沪攻京的战术。1965年初，她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写到的“退田”、“平冤案”，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什么“‘退田’、‘平冤案’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但是，稍有逻辑推理能力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信口雌黄。吴晗的《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年底到1960年11月，怎么能“影射”1961年的现状呢？但对这个显而易见的漏洞，江青他们居然“视而不见”，恰好说明他们专横无理，说明他们批判吴晗是别有用心的。
外公和其他许多人只所以不知道这篇文章发表的内幕，是因为他们炮制出笼这篇文章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行动鬼鬼祟祟，手段极不正常。这恰好说明他们所进行的一切都带有阴谋的性质和特点。
我们不妨听听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讲到此事时，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出的一番话：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和风险呀，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份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也说到这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得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文章发表后，连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彭真等几位中央常委也都不知道。这种“保密”说明这一时期党内生活的严重不正常，说明毛泽东对这些领导同志的信任感打上了重重的疑问号。
在文章发表前的九月下旬，吴晗曾听到风声，忧心忡忡地找到了彭真。彭直感到奇怪：“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并安慰吴晗：“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信那些小道消息。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
彭真知道的是在1965年9、10月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问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毛泽东还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有的地方可以批判。”但毛泽东指的是政治上的批判，彭真指的是学术上的批判。彭真更想不到一个月后姚文元的文章与北京、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由来和底细，虽然对它很注意，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报纸编辑部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在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这并非出于麻木。
外公说：“上海发表这样的文章，应该给我们看看嘛！”
他说这话是有政策依据的。
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上半年曾经作过规定：学术批判不能带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
而上海的《文汇报》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知名学者，是严重违反这一规定的，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表现。
人民日报和北京的报纸对姚文元的文章不予转载，外公支持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做法。北京市委调查了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证明吴晗历史清白。为保护吴晗做了政治准备。
但这一切又是多么无力呀！因为包括许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北京市委的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真正严重性，没有意识到批判《海瑞罢官》所包含的真正目的和意图。
毛泽东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要把这场斗争当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1967年毛泽东曾经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发出这个信号是为了观察。
张春桥后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的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
江青一伙批判吴晗，即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选择的一个反党乱国的突破口，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在尔后的由江青、陈伯达一伙插手的一个文件中，就道出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即“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怪不得江青曾搓着手、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呀！”
后来林彪在党的九大报告中更是直言不讳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这本是后话。
1965年11月外公读到姚文元的文章时，未曾料想到后来的结局。
他的清醒之处在于：这种批判是一种“左”的狂躁倾向的表现，势必引起文化宣传领域中的混乱，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促使他必须站出来坚决抵制这股歪风。
直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十九天后，由于外公与彭真等的把关，中央、北京各大报纸都置若罔闻，没有一家转载发表。
毛泽东很生气，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
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考虑到此文的发行量，只订了几千册。这一无意的行动，无疑是火上加油，使得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更是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