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别有用心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时，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在北京，我说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去上海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于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最早指责《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康生的发明。这比起姚文元的文章来，更为老谋深算、阴鸷恶毒。吴晗于庐山会议前或后的作品，都被与彭德怀罢官一事硬联系起来。《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突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也就具有了“反党”的性质，这对保护吴晗的北京市委的出击，就有了一个突破口。
善于投机取巧的戚本禹根据“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的精神，突击写出了《要害是罢官》的文章，从侧面配合发起了进攻。
正如后来人们所评论的那样，姚文元、戚本禹一伙文痞，为了秉承主子江青、康生的旨意，不惜采有最卑劣的手法。由此人们不禁想起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过的一些国人的发达的想象力：“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相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姚文元、戚本禹之流不也秉承了这种“跃进式”想象。这种想象完全不受时空的制约，纵横历史几百年，随意颠倒事物的因果联系：他们从明朝的海瑞想到当代的彭德怀元帅；从吴晗受党中央之命而写的、发表于1959年6月12日的文章>海瑞骂皇帝>中想象到了作者在替文章发表后两个月才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并被免职的彭德怀翻案；从吴晗1959年到1960年写的、发表于1961年初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想象到剧本发表后才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在姚、戚的笔下，吴晗简直成了具有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能预知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的神灵）......以此罗织罪名，迫害吴晗。而姚文元却因“想象”有功而平步青云，由一位劣等文人一跃而成为共和国主管意识形态的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戚本禹也因此红极一时。诬陷者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加官晋爵。于是，“跃进式”想象就成了“文革”当中罗织罪名、打倒政敌的一种惯用的手法而广为人们所效法，臆想狂、迫害狂也就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一大批姚文元、戚本禹式的跳梁小丑应运而生。
这又是后话。
尽管江青一伙攻势猛烈，但是中宣部还是无动于衷，没加理睬。
外公似毫也没有看出当时的“行情”，对这种批判感到气愤，并说了这样一句话：
“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外公的这句话传到江青那里，她立马到毛泽东面前通风报信，告外公的状：“这是明目张胆地和我们唱对台戏。”
可想而知，这自然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中宣部和外公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一再发话，在周恩来的翰旋下，《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为了不同意从政治上的批判，加上了编者按，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没有发头条，而是放在“学习讨论”专栏，以此表示发表此文只是为了学术争鸣。同时也加了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的按语，表明态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但斗争并没有结束。
为了扩大打击面，达到“威慑”的效果，江青、张春桥一伙又使开了“钓鱼术”。
江青指示：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江青在这里把军事术语都用上了，可见，他们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了“你死我活”的“战斗”来对待。
张春桥亦对《文汇报》社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
于是，《文汇报》相继发表了一批批驳姚文元的文章。
1965年12月31日，经张春桥策划，由《文汇报》社出面，召开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他们玩了一个花招，会前的说明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算帐。但在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与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
张春桥看到座谈会记录，狰狞地狂笑，得意洋洋地说：“引蛇出洞了。”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这段时间里，收集北京、上海等地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人士对姚文元的意见，把不同意姚文观点的大量反对意见都列入“右派言论”，借此打击知识分子。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而那些因不同意姚文元论点的发言者和文章作者，都被视为右派，成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
中学生马捷，写了一篇题为《也谈（海瑞罢官）》的文章，驳斥姚文元的观点，被打成“反动学生”。
北京的青年工人遇罗克，因鄙视姚文元的文痞作风，在日记里写了“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之类的话，被迫害致死。
西安市年仅二十岁的米羲亭，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寄给《文汇报》，因此在万人大会上被打成反革命，受到严刑拷打、逼供，受摧残而双目失明，家庭也遭到破坏。
文史研究专家翁独健教授为吴晗仗义执言：“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案、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存什么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翁教授自然难免横遭迫害。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曾为吴晗打抱不平，他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批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翦伯赞亦遭到迫害，含冤而死。
而吴晗本人，于1868年3月被康生诬为“叛徒”后被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下令逮捕，锒铛入狱，半年后的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
在吴晗死前半年，即3月，他的妻子袁震巳被迫害死了。吴晗之女吴小彦因给父母申冤，亦被捕入狱，由于折磨、刺激而疯，最后自杀身亡。
因为一个剧本，吴晗一家就这样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以致家破人亡。
而在当初，外公和彭真他们却仍在继续努力为把批判引向学术讨论的范畴而进行斗争。《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也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批判。为了有利于吴晗“过关”和澄清真相，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还发表他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判》一文。吴晗在作自我批判的同时，也辩解了《海》剧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3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的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他在会上强调“放”，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外公也参加了会议，他也提出：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外公在其他场合还说过：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即“《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什么？”这一集中政治批判部分）就好了。
1月13日至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两篇批“要害”的文章送给中宣部，中宣部要他们改写，他们在江青的指使下拒绝这样做，中宣部便将他们政治性提法的摘要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没人答复。后来，这被说成是“扣压左派稿件”。
为了制止将学术问题无限上纲的批判运动，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上，彭真再一次明确提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
外公在会上也强调，要吸取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五人小组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开展的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性质”的问题，并且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不准革命’。”对于吴晗这样的人，“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还重申一个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常委审阅。会议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并得到通过。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拍板敲定：“同意提纲里的意见，由彭真同志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如果毛主席无意见，即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公布。”
2月8日，彭真和外公、康生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泽东没有对提纲表示过不同意见。他询问了“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经过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他还说：“要害是罢官”的发明权是康生。
在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异议的情况下，彭真于2月11日在武汉代拟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2月12日清晨，彭真将草拟的批语电传北京，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同意后，当天便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党。
外公和彭真他们当时一定以为：学术批判过火的倾向该是可以得到纠正了！
第三节“5〇2”专案——严慰冰蒙难
1966年的春天，中国的大地上风云多变，外公的政治生涯更是危机四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围饶《海瑞罢官》的斗争风云翻涌之际，又出现了一件令外公始所未料、十分震惊的事情。
这就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姥姥的“匿名信案”。
1966年2月上旬的一天，彭真约外公去他家里一趟。平时，外公是不太串门的，这次他应约去了。上午十时左右，他来到彭真家中。彭真从保险柜中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
彭真接着说：公安部经过长期调查，搜集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自1961年以来写的几十封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写给叶群一家的。
外公翻看着匿名信，听了彭真的话，不禁大吃一惊——这是他前所未知的事情。
怎么会在自己家人中里出现这等事，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外公近视，当时他未带看书的眼镜，只是将信件粗略地看了看，但仍从照片上看得出来，许多字确与严慰冰的笔迹相同。
彭真又说：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所以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发信地址用的是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做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外公对彭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写这样的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你给公安部核对。”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显然，他们托彭真将真相告诉他，是对他的信任，相信他未曾参与写匿名信，也是要让他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以便心中有数。
当天晚上，外公回到家中，对严慰冰说：“你现在练帖有无进步，给我看看你的字。”严慰冰经常练帖，她当即拿了她的毛笔字交给他。
然后，他同她谈话。
他说：“个人主义是很危险的，会发展成政治问题。”然后问她：“知不知道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
她说不知道。
又问：“林副主席有几个小孩、什么名字？”
她表示知道。
“是否常用明信片写信？”
“只写过一封，是给瑞儿（女儿——笔者注）学校的。”
“写过匿名信没有？”
“明人不做暗事，没有写过。”
“精神好的时候没写，精神不好的时候写过没有？”
“没有”
谈后，她又把一封未写完的钢笔字的信交给他。
第二天，外公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并要彭真用后退还，因估计严慰冰会向他要回。他还对彭真讲了同严慰冰谈话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