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动乱的前奏
外公自己说他的一生遇到四个难关，前三个难关都是发生在革命时期，前面已经写了。第四个难关却是发生在建设时期，即“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发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一场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事情。但从最直观的原因来看，是毛泽东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不变色，因此要来一场这样的“大革命”。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谈论矛盾问题时，就认为，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对于国内“修正主义”的忧虑并不是从这时开始，早在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就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并且认为在党内有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又说：“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在谈话中，他把彭德怀说成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从而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等同起来。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矛盾加剧。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从而在事实上提出了中国“防修”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后的国内“防修斗争”，从两个方面逐步开展起来。一是抓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斗争；二是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毛泽东在1963年9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国内反修正主义”，“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
从1963年到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基层单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一运动是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进行的。1963年2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河北抓阶级斗争进行“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5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规定运动要抓的要点中，“阶级斗争是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强调“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表明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疑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又发展了“左”的错误，强调社教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断言，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在社、区、县、地、甚至省和中央各部门都存在着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根据，从而使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具体化了，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一步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这种批判首先是对文艺界开始的。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了江青等组织写的《“有鬼无害”论》。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员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11月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隹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帝王将相部、才子隹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关于上海举行的故事会材料上，写下著名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各个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小。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批示不切实际地把文艺工作的问题夸大得很严重，给在文艺界进行“左”的批判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并被江青、康生等利用，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接着，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64年2月3日为庆祝春节举行了晚会。会上有的表演低级、庸俗，有人对此提出正当的批评。这本是具体问题，却使一些人误以为文艺界问题确实十分严重。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五十余人，连续开了三次会，进行讨论。会议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并认为，“类似‘迎春晚会’这种事和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此，“有必要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使坏事变好事。”4月，全国文联各协会开始了整风学习，检查了文艺工作中的问题。5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一份《关于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江青将这份尚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讨论的报告草稿要去，直接送给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草稿上做了“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一个批示，对文化战线的形势估计，比第一个批示更加不切合实际，它对文艺界是震动很大的。7月2日，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根据批示，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第二次整风。这次整风持续到1965年4月，长达十个月之久，对齐燕铭、夏衍、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这种在文艺界开始的批判运动，后来又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先后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综合经济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孙冶方的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和利润的经济理论观点等。并且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根据学术观点定罪，戴政治帽子等。这种批判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党的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伤害了知识分子。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文艺特别是戏剧工作批示的精神，提倡戏剧改革，提倡京剧等老的戏种多演现代戏，在周恩来、彭真的关心和领导下，文化部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观摩演出的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种，两千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红岩》、《李双双》等剧目37个，显示了京剧现代戏创作的丰硕成果。文化部长茅盾在开幕词中说：今天这样多的京剧团集中北京演出，舞台上既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才子隹人，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这在京剧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是戏曲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外公也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努力工作，保证我们的后代不出修正主义，保证资本主义在我国永远不能复辟。大会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外公为副组长。原先，毛泽东提名外公当组长，外公以“见事迟”为由婉言推辞，并建议由彭真任组长。外公作这种推辞，内在里是他对于这“文化”的“命”不知怎么个“革”法，对当时在文艺界及学术界的批判运动感到迷茫，难以认同。虽然他对我国当时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估计和认识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曾经是偏‘左’的”，但他仍觉得文艺和学术的问题应该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来解决，而不主张用打棍子、戴帽子的方式来处理。他的这一观点很快在对于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直接表达出来，由此也就决定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将遭到深重的厄运。
对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左”的错误，党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人有所觉察。1965年3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了文艺界整风问题，想把文艺界的整风批判运动停下来。邓小平在会上说：“有的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踏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会议的纪要指出，1964年以来的批判运动“过火”了，阻碍了创作繁荣，要赶紧“刹车”。但是，由于江青、康生乘机作祟，批判运动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不断升级。到1965年11月，又开始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围饶这场批判，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外公正是在这场风波中首当其冲，被打入茫茫冤海，蒙受屈辱和苦难。
第二节风波骤起诛杀京剧《海瑞罢官》
当我动笔写下外公的这段不堪回首的磨难时，不禁想起了读过的一部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序言中的一段话：
灾难突然降临了，整个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浩劫之中……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灿烂的伟大祖国冤魂萦绕，冤狱遍地，浸透了人民的血和泪……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沉思了。
这里所说的“灾难”，就是那场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大动乱、大悲剧——“文化大革命”。
是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里癫疯、沉沦，在这里流血、呻吟……
外公自“文革”发端起就处于这股政治漩涡的中心，首当其冲，惨遭迫害和打击。
当初，有谁料想到会有一场灾难猝然而至呢？
1965年11月的一天，外公因头一天工作到深夜，所以起得稍稍迟了些。起来后，他习惯地翻阅起当天送来的报纸。他大半辈子都与新闻工作有不解之缘，所以报纸是天天都要看的。
他一份一份认真地看着，对于社论、政论文章看得更是仔细。当他又打开一份报纸，一个醒目的标题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禁一怔。
这是一份11月10日上海出的《文汇报》，在它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文章作者署名：姚文元。
外公读着读着，皱起了眉头，他赶忙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镜片，又戴上，急促地看了下去。愈往下看，他的眉头便皱得愈紧。
他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神色变得严峻。
他放下报纸，略一思索，便奔向电话机。他拨通了几个电话，向有关部门的人士讯问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打过招呼。
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是呀，连他这个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都不知道，还有谁能知道呢？
这越发使他感觉这件事情的蹊跷。
没有人知道这篇文章制造的内幕，大家都感到震惊，包括主管新闻出版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
这岂不是一件咄咄怪事！
人们不禁要问：《海瑞罢官》是咋回事？姚文元的文章又是咋回事呢？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长、民盟中央副主席、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所写的一个新编历史剧本，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首次演出。
《海瑞罢官》是怎样写起来的？对吴晗来说，是由凑巧的机会促成的。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由于响应毛泽东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