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释慧皎撰的《高僧传卷二·晋长安鸠摩罗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10月）中也有过类似的想象：
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线，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靖师大怒，乃指空示“此是细缕。”狂人“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绩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这段原本是一个寓言，说明大乘佛教“有法皆空”的精义。从性质上说，这是宗教哲理。孤立地看，故事里视而不见的原因是心理的迷狂。首先是，狂人自己要求太高，明明是极细之织物，却嫌织得不够精细。后来，什么也没有，却又盲目相信“良匠”。起初，由于自大而盲目，后来由自卑而迷信，皆以不见为见。从性质上来看，这就是一种心理变态、扭曲的现象。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故事和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有相近之处。但是，在安徒生的作品中，视而不见并不是由于道术。它不像道术那样须要超越现实的利害，一旦有了非分的功利之心，道术就不灵了；也不像《高僧传》中的狂人那样完全是由于心理的迷狂。
在安徒生这里，恰恰相反，首先是由权力决定了利害，使皇帝、大臣、世俗人等明明没有看见任何新衣，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就随大流说皇帝的新衣如何美好。除了孩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敢讲真话。如果光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来构成故事情节，显然还比较勉强。安徒生作为一个艺术家，还特地为整个情节的因果性提供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心理基础，他让两个骗子提出，他们缝制出来的最漂亮的衣服有一个特点：“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骗子骗人，骗一个人是容易的，骗许多人是困难的。但是，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使许多人一起顺理成章地自我欺骗并相互欺骗。《高僧传》的欺骗是自我迷狂，是一次性的自我蒙蔽，不是很自觉的，而安徒生笔下的自我欺骗是带有连锁性的，陈陈相因，最后，个人在这个欺骗的网罗中失去了自主和自由。如果没有这样因果的连锁性，从形式上来说，不但情节难以构成，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构成了，也缺乏荒诞性。没有荒诞性，也就没有童话式寓言艺术的风格可言了。
这种荒诞性不同于一般的荒诞性。第一，其荒诞性是层层强化的，从大臣到国王，从国王到群众，都按着同样的荒诞逻辑行事。当皇帝光着躯体在街上游行的时候，“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社会身份是不同的，但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心理动机却是同样的：“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出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第二，在这种愈演愈烈的荒诞性怪圈中，暗示着一种清醒的批判。安徒生一次又一次向读者揭示，每一个人都陷入了矛盾的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愚蠢或者不称职，要么就用谎言来掩饰。整个社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自欺欺人。这不仅表现了个人的心理迷狂，而且说明了社会风习的黑暗。自欺欺人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心术不正，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恶性循环。人们，不分良莠，都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在这里，读者不难感到安徒生严酷的、忧伤的眼神。第三，在所有人中，唯一的例外竟是一个小孩子。保持理性的居然是一个童稚未开的孩子。由此可见人们陷于疯狂之中已经到了不胜其疯的程度。字里行间，成人的愚昧和儿童的纯洁，批判和赞扬，揭露和挣情，反差如此强烈，张力如此强大，但又如此和谐地处于水乳交融之中。第四，这篇童话的精彩还在其结构，尽管情节层次相当丰富，但并不像小说那样曲折多变，不像小说那样让每一个人物都各自遵循着各不相同的逻辑作出选择，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个性；相反，所有的人，几乎都按着同样的逻辑行事，这本来是有可能造成个性的丧失的。但是，诚如前文所述，我们不能忘记，这不是小说，而是童话，而且是寓言性的童话，寓言的寓意性，就是把一种普遍的意念寄托在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特点的环境和没有个性的人物身上。这就构成了寓言式童话的单纯性。环境、人物的普泛性和思想的单纯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是小说，这可能是败笔，但对寓言式的童话而言，却是长处，深刻地揭示了身陷如此社会环境，自欺欺人，恶性循环。越是循环，越是荒谬，越是荒谬，越是可笑。
这就构成了这篇童话的喜剧风格。
正是这种喜剧风格在两个方面展示了安徙生的艺术风貌：其一，越是可笑，越是深邃，也就越是动人；其二，自欺欺人的动机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的表现如果重复、单纯就走向单调了。安徒生的匠心就在于，每一个人的外部表现都各有差异。前后两个大臣，都被皇帝认为是“诚实”的（注意，原文在“诚实”两个字上面，连引号都没有加，后面说他是“善良”的，原文也没有引号），都一样害怕被认为是愚蠢的或者不称职的。如果安徒生一味单纯下去，用同样的语言表现两个人物，读者就会厌倦。于是，艺术分寸感极其强烈的安徒生得心应手地用了稍稍不同的文字来表现他们的心理。第一个：
可怜的老大臣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仍然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愚蠢的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一点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难道我是不称职的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第二个：
“我并不愚蠢呀！”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我不配有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对他们保证说，他对这些美丽的色彩和巧妙的花纹感到满意。
至于皇帝来的时候，心理逻辑也是一样的，文字上却有明显的差别：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可骇人听闻了。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吗？这可是我遇见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哎呀，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十二分的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皇帝的新装》的特殊手法，而是寓意性作品一条重要的规律。比如在《中山狼传》中，狼要吃东郭先生，东郭先生提出应该先征询“三老”的意见，结果是“三老”中的二老都认为狼应该吃东郭先生，但二者的表述却各不相同；又如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渔夫放走了金鱼，老渔夫的太太却贪得无厌要求报答。当老渔夫向金鱼转达老太婆的要求时，金鱼每次都满足了她的要求，但每次都有差异：第一次要一只木盆时，“大海微微起着波澜”；第二次“要座木房子”时，“蔚蓝的大海翻动起来”；第三次“要做世袭的贵妇人”时，“蔚蓝的大海骚动起来”；第四次“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时，“蔚蓝的大海变得阴沉昏暗”；第五次“要做海上的女霸王，叫金鱼来侍候她，听她随便使唤”时，“海上起了昏暗的风暴：怒涛汹涌澎湃，不住的奔腾，喧嚷，怒吼”。除了最后一次，金鱼都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但是大海的反应，每次都有递进性的差异。这在美学上，叫做统一而丰富。统一性不够（故事情节的因果性不一致，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说谎）就可能杂乱。艺术要求统一。但是，过分统一可能会单调（大家的反应都一样，都说一样的话）。可是，一味曲折，又可能显得芜杂。比起小说来，童话这种形式更加强调统一，以统一的因果性，达到单纯的效果。因而除了文字上的差异以外，人物的心理并没有多大差别。如果是在小说中，可以肯定，那两个大臣的个性肯定是要有巨大反差的，甚至可能产生矛盾乃至冲突。但在童话中人物的普遍性比人物的特殊个性更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穿着所谓的“新衣”游行的时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并不限于大臣和武士，还有普通的百姓：
这样，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
自欺欺人的，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连普通老百姓都一样陷入了这个欺骗的网罗。这样的讽喻已经相当警策了。如果安徒生仅仅揭露到这个程度上，当然也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似乎还不够全面。谎言虽然可以被盲目地认同，可它毕竟是脆弱的。为什么安徒生最后安排了一个小孩子来揭穿这个谎言？这说明，首先，谎言并不难识破，只要具备最普通的人的感觉就足以认清。其次，谎言并不拥有特殊的力量，只要小孩子喊一声，它就完蛋了。第三，“所有的老百姓”，也并不顽固，只要有人，哪怕是小孩子，带头振臂一呼，就觉醒了。第四，皇帝对真理也没有特别的抵御的感觉，他立即得知，自己身上没有任何衣服，他甚至“有点儿发抖”。这就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谎言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这是比盲从谎言更为深刻的一笔。
但这还不是最深刻的。安徒生接着揭露：滑稽戏并没有因为百姓和皇帝都意识到而立即结束。
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的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裾。
安徒生虽然是在写童话，在幻想世界自由地想象，但他却很现实——即便意识到了荒谬、虚假和欺骗，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改变。要真正改变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事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解读哈谢克的《黑信》
关键词语（句）：黑信、无人不知
和《皇帝的新装》相比，这个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写实的，但并不完全是，它也具有很强的想象性。如果按纪实的文章来读，读者很可能要怀疑其情节的合理性。哪能有这样愚蠢的国王和警察局长呢？这说明，在不追求纪实性的描写这一点上，它和《皇帝的新装》有共通之处。但比较起来，二者又有区别。最明显的是《皇帝的新装》更带概括性，连皇帝的姓名、国家、年代都一概省略了。而这里却交代得很清楚，地点在德国中部的一个邦，国王的名字是弗里德里赫。在安徒生那里，讽刺的是普遍的人性，不但统治者，连一般老百姓在内，都在共同的声音的压力下，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感觉讲话的能力。而这一篇小说揭露的，不是人类共同的弱点，而是很具体的国王和警察局长的愚蠢和弱智。这不是所有的皇帝和警察局长，而是具体的德国一个邦的国王。为什么一个捷克作家要选中德国一个城邦的国王来进行批判呢？因为在哈谢克生活的时代，捷克受奥匈帝国，同时也受德国统治。作为一个民族解放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当然要把矛头指向统治他们的民族敌人。这在他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我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几乎一致把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一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萧乾先生在哈谢克的经典之作《好兵帅克》（译林出版社，2001年）序言中的介绍：当时的捷克受奥匈帝国统治，捷克这国家只是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波希米亚，现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在当时是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在军队里，捷克士兵受德国军官的奴役，哈谢克看到德国军官把捷克人当做狗一样呼来喝去，他在经典小说《好兵帅克》中就创造出一个可笑而又可爱的小兵形象，嬉笑怒骂，以喜剧性的荒诞来讽刺奥匈帝国军事机器的腐朽和野蛮。
虽然有如此的不同，但在喜剧风格上，二者又有深刻的相似之处。从故事情节来看，《皇帝的新装》无疑是可笑的，《黑信》的情节也一样是可笑的。哈谢克嘲笑的是德国统治者居然愚昧到把骂他是“傻瓜中的傻瓜”的信，念了五十来遍，才发现是匿名的。这就是说他并不能凭借他的独裁特权惩治这个发信人。为了这样一件小事，他居然要召开国务会议。这个会议，具有秘密的性质，只有四位枢密参赞参与。这里有个矛盾，是可以分析的。
第一，本来谩骂国王的这封信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可是国王自己却把它公开了，光他自己就公开讲了三次，再加上警察局长的愚蠢，结果是“黑信”变成了“公开信”。
第二，明明是出于维护自己专制的权威，才要对发信人进行凶残的惩处，可是却堂而皇之地宣称是“为江山社稷计”。国王的愚昧中包含着凶残，而这凶残是包装在堂而皇之的话语之中的。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出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是如此显而易见，这就构成了滑稽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滑稽感，还不是文章的高潮，接着召开的会议使滑稽提升了：一方面，会议主席宣读了国王亲笔书写的呼吁臣民忠诚的诏书；另一方面，事出何因，议员们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会场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气氛”。而自作聪明的警察局长却主动求见，而且踌躇满志，宣称自己一定会“一鸣惊人”，至于如何办案却秘而不宣。其结果是在悬赏捉拿的布告中，把谩骂国王是“傻瓜中的傻瓜”广为传播，弄得举国皆知国王是“傻瓜中的傻瓜”。警察局长因此下台。
这样的结局，显示了三重矛盾：第一重在权力的极端专制和机构本身的效率低下之间；第二重在权力机构的凶残和官僚的弱智之间；第三重在国王居然在事后才感到事态严重，把警察局长轰下了台，说明他的政治智慧和操作上的迟钝，实在是“傻瓜中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