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旦回信，就打破了幻想，打破了梦境，破坏了幸福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作者在文章的结尾才这样说：
我不忍心让李小屹就这么盼望着，像骗了她。但我更不忍心破坏她的梦。不妨让她惊讶着，甚至长成大人后跟自己的男友讲这件贺卡的奇遇。
梦境，总是要被现实代替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将来。这说明在现在与将来之间，梦是一种幸福的体验。这是很宝贵的，让它成为一种自我心灵的“秘密”。其次，可以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天，她会明白。回忆起今日，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说起往事，就不是某种煞风景，而是一种亲切的、带着微笑的怀恋。
一个带有秘密的童年是多么的幸福。
关键词“幸福”，就此衍生出了另一层含义。这种含义，是字典里没有的，只有从上下文中仔细琢磨、钻研，才能真正体悟。
4.文本语义和幽默感
——解读舒婷的《童年絮味》
关键词语（句）：（为洋娃娃）整容、小美人、小神童、小妖精、替她出征、大多告捷、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自己报幕）鬼叫狼嚎
这一篇和张洁的《拣麦穗》一样都是写童年的，但是，在许多方面不大相同。至少，张洁写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舒婷写的却是一系列片断回忆。就片断连缀的结构方法看，有点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是，从趣味来说，还是和张洁的文章比较接近：一是写童年的调皮，二是写童年的苦难和人物与妈妈的感情。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从文章的最后几段谈起。
舒婷说，那时家里穷，买不起雨鞋，春雨一下，鞋子湿透了，第二天上学还是湿的，穿进去又湿又冷，要咬着牙噙着泪才能穿进去。因此每逢梅雨将至，作者就焦灼不安：
就像小时去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下作业，眼晴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张洁在《挖荠菜》中写自己丢了鞋子，不敢回家。但是，张洁怕的是让妈妈想到这是由于自己贫穷，弄得孩子狼狈，引起自责，目光暗淡（这表现了张洁把感情价值放在一切之上）。而舒婷怕的却是因为贫穷而导致的寒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舒停表现的情感，不如张洁的那样深厚。但是，舒婷的文章，最动人之处在于充分写出了她的调皮，充满了幽默感，从头到尾，语义翻新，妙语连珠，笔墨酣畅，淋漓尽致。
这当然与舒婷所处的经济环境与张洁当年不大相同有关。张洁写的是当时吃不饱肚子的情况，而舒婷表现的，除了没有雨具，主要是缺乏玩具的童年。
然而，缺乏玩具居然也有缺乏玩具的乐趣。一个天真的孩子，内心的趣味是很难被逆境完全扼杀的，这使我们想起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么枯燥的教学都挡不住孩子找到自己的乐趣。
舒婷的趣味，主要表现为“活泼”，不管多么煞风景，多么不像样，趣味都油然而生：第一，文章开头强调自己只有一个不像样的洋娃娃（塑胶面具损坏剥落）。对这样的洋娃娃，如果觉得很差劲，当然也是一种情感，也挺真实，但没有什么特点，没有多少趣味，很难动人。舒婷的特点在于，她不但不嫌弃，相反十分珍爱。不但十分珍爱，还认真地为她“整容”。注意，“整容”这两个字，原来的意义是“修饰容貌，特指为面部有缺陷的人施行手术，使美观，或者是指为死人整理容貌”。这都是相当严肃的事情。在这里，固然有一本正经的意思，写出了她专注的神态，但同时也显示了她为洋娃娃作任意的“化妆”的效果是事与愿违的。二者形成反差，很有一点“用词不当”之嫌。我们分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指出，把荒废的园子当作“乐园”的妙处在于，有意的“用词不当”，但这种用词不当是一种误差，反差程度不太强，有利于表现孩子有限的经验，突出孩子的天真。而舒婷把为洋娃娃任意化妆说成庄重的“整容”却有强烈的反差，造成一种荒诞之感，这就有点诙谐的趣味了。
整容的结果如何？如果直接写一塌糊涂，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没有多少儿童的趣味了。舒停换了一个角度，从妹妹的角度写，妹妹求她为自己的洋娃娃进行整容，为了讨好姐姐，“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这里的关键词是“湿漉漉的细糠”，与前面的“整容”构成反差，“勤奋”、“主动”不可忽略，是在程度上强化谐趣，越是“主动”，越是“勤奋”，就越是破坏性大。
这里所用的手法可以称做：导致荒谬，越是荒谬，越是可笑。下面对妹妹的形容：“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像小老鼠一样”和“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则是对诙谐（幽默）效果的进一步强化。
第二，文章中写作者和妈妈、祖父的关系，也相当有趣，但最有趣的是她和妹妹、小表妹的关系。妹妹生性善良，在外面被人欺侮，“我”被她视为“绝对权威”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虽然文具损失不少，受到妈妈怪罪，但“我”的脸上仍然“一派胜利者的光辉”。
一系列属于政治、军事范畴的话语，用在孩子打架方面，显然是大词小用，但如果不是这样，用通常正规的话语，例如把“绝对权威”改成“有力的帮手”，把替她“出征”改成“替她去打架”，把“大多告捷”改成“常常能把对手打败”，就可能失去了儿童的谐趣。因为，在这些政治、军事的术语中，包含着某种庄重的、严肃的含义，这种含义和小孩子的调皮是不相称的。但正是这种不相称、不合拍、不一致（incongruity），造成了一种好玩好笑的意味。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个相当重要的规律，那就是不但要学习词语的常规使用，还要学习在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在营造幽默趣味的时候，词语的超常规使用。学习常规使用，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切忌把常规使用当成唯一正确的使用方法。如果拘泥于常规使用，就很难欣赏超越常规使用的特别趣味。
超越常规使用，其实并不神秘，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在舒婷的散文中也特别普遍。她这样描述称呼自己的好朋友：“扁头啦，傻呆啦，各种绰号常常一生都蹭不掉。”从常规词义来说，把人称为“扁头”、“傻呆”是不礼貌的，但是，在特殊的语境中，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特殊的情感的时候，恰恰是这样的“不礼貌”更能表现人物之间的亲密情感。如果不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什么情境，都用正式的全名称呼亲密的朋友反而有生疏之感。
语词的意义本来是无限丰富的。可有时，我们有些误解，以为词语的意义仅仅是字典上的那些。其实不然。字典语义只是语义比较稳定的一部分。每一个比较稳定的词义到了具体的语境中，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鲁迅的《风波》里，七斤上城，回来以后，失去了辫子。和他的利益休戚与共的七斤嫂见了他，却说，“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哪里去了？”“死尸”本来是诅咒人的坏话，可这里却没有任何沮咒的意味，而是把埋怨、关切、丧气、发泄等等意味都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回忆童年——每逢吃饭，他妈妈叫他名字，他都不理睬。一旦他妈妈发火了，叫“狗日的，回来！”一叫他就马上坐到饭桌上了。这并不是个别的孤证，许多骂人的话，在特殊语境中往往成为亲热的话。当然只有亲近的人，才有这样用词的权力，换一个人，用这样的词语，就可能变成污辱。在汉语里，“狗”在一般意义上是用来骂人的，但在特殊语境中，把小孩子叫做小狗、阿狗、狗崽子，又是亲情的一种表现。
我们熟悉的词汇学，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因为它太拘泥于词汇的字典意义。字典意义的局限性就是因为它脱离语言环境，从而也就忽略了最为丰富的文本语义。这是索绪尔语言的局限，把复杂的语言抽象为极其有限的模式。这方面的任务，已经由新近发展很迅速的语用学来承担了。
所谓语用，主要是研究语言在具体语言环境（或者说文本）运用中语义的变化，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文本语义。
文本语义是字典语义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变化形态。每个具体的上下文都会影响字典语义，使字典语义发生微妙的变化。
语词的运用离不开语境，而语境，其实就是人境，人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可以形诸文字和有声语言的一方面以外，还有在有声语言以外的、无声的心照不宣的意味。这种意味，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条件而异，因为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的暗示和参与，往往带上了临时的意会的成分。文本语义因为有了语境的暗示引申，自然就比有声语言更加丰富，更加微妙，更加精致。有时，还超越字典语义，产生一种超越规范的语境语义。
正因为这样，我们学习语言不能孤立地学习词语的基本语义，而要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到这基本语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微妙的变幻中。这太微妙，太精致了，以至于任何一个词语都很难在字典上完全地、严密地表述。所以不管是学习中文还是学习外语，都不能孤立地学习一个一个的词，而要在一句一句，几句几句，在上下文中仔细体会其微妙，体会在具体语境中暗示、引申的言外之意，言外之情，言外之感。语言的感觉是无限丰富的，根本不是一种字典式的规范所能穷尽的。正因为这样，夏丐尊先生才提出，语言的学习是一个积累“语感”的过程。
每个具体词语的超越常规的运用都是特殊的人的精神的无声交流。精神交流的变幻是无限的，而词语却是有限的。每一个词语的成功运用，都意味着一次创造，一次对陈词滥调的胜利。
本文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词语的活用，例如：如果问妈妈今天下午干什么，妈妈必定会“掴”她一巴掌。“掴”是比较重的打，而且带有一种凌厉的意味。如果换成感情色彩比较淡的“打”，是不是会更恰当呢？显然不。其间的道理就在于，在最亲密的人之间，可以用最不亲密的语词来表现其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的一种情感。又如：自己爱打扮，打了六条辫子，自以为很美。而姨妈下班回家看到的却是“一个小妖精”，“满头万国旗”。再如：自己洗过了地板，还要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自我表演的时候，唱得“鬼叫狼嚎”，等等等等。
这种语境和一般择情散文不同，不是抒情时常用的自我美化、诗化，而是自我调侃。从字典意义来说，上述词语很难说是规范的，但这样的字眼恰恰能表现自我贬抑中的自鸣得意，或者说是他人眼中的不伦不类，却恰在自己心目中自我陶醉。而这里的他人，并不是一般不相干的人，而是和自己有特殊感情的人，姨妈和妹妹，一个是爱怜，一个是崇拜，她们眼中、心中复杂、丰富的感情通过这样超越常规的语词运用，得到了独特的表现。这样的用词所引起的幽默感，属于自我调侃一类。
5.《皇帝的新装》中的人物为什么没有个性
关键词语（句）：不称职、愚蠢得不可救药
这是一篇童话，但又不是一般的童话，其主要形象已经走出童话，进入了日常语言，即使没有读过《皇帝的新装》的人，也会懂得这个典故的意思：心照不宣的谎言。按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一个文学形象，成为口头或者书面交往中，某一精神现象的代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这是文学作品最大的成功的标志。在中国文学经典中，类似的还有“画皮”（《聊斋志异》）、东郭先生（《中山狼传》）、诸葛亮、张飞（《三国演义》）、李逵（《水浒》）、贾宝玉、林黛玉（《红楼梦》）等等。
《皇帝的新装》，是一篇外国人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篇童话有某种寓言的性质。它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而且超越了一般童话想象和道德教化的价值，揭示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在权势者面前，人们，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对显而易见的谎言都是随声附和的。
因为要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跨越时代历史的社会心理，所以童话故事一般并不强调具体的地点和时代：
许多年前，有一个皇帝，为了要穿得漂亮，不惜把他所有的钱都花掉。
不但时间、地点是不具体的，连皇帝的名字、年龄，也都是含糊的。这样写的好处，是便于突出某种普遍性。这是寓言的特殊功能，它讽喻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皇帝，也不限于某一个时代的大臣，而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
《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是荒诞的，这自然是作者的虚构。读者和作者有一种默契：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在想象世界才可能发生。但是，这种想象的虚构，却必须是可信的。不但讽喻的内容要可信，而且情节的发展也要可信。
而要让这个荒诞的故事情节发展的每一环都可信，难度是很大的。不仅要让皇帝，而且要让大臣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一个例外，大家心照不宣，这就必须有一个心理根据。在我国古典文言小说中，有过《崂山道士》以视而不见作为故事情节的核心，但那是道术。可以说是接近神话的（超越现实的）想象：修炼不到家，是要碰钉子、闹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