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人物中最早出场的是高俅，他是十足的市井无赖，起初和王子踢球，后来这位王子当了皇帝，他就当上了太尉（国防部长）。金圣叹认为，这样安排意味着“乱自上起”，如果直接从《水浒传》英雄写起，就是“乱自下起”了。这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水浒传》英雄谱中，最早出现的是林冲。他本来是首都军事学院的领导，社会地位很高，待遇优厚，又有贤慧的妻子。这个上层人物本来是比较保守的，即使妻子被顶头上司调戏了，他也决计逆来顺受。自己被冤枉了，判了刑，发配沧州去劳改，还差一点被公差暗害，幸亏鲁智深救了他，但他还是不想远走高飞，还乖乖地重新戴上枷具，继续他的流放路程。直到他知道妻子被逼死，上司又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时，他才义无反顾，一反到底。《水浒传》中有好几个级别不算太低的军官走上造反的道路，不管命运和性格与林冲有多大不同，都有“逼上梁山”的特点。鲁智深倒是本来平平安安地当他的“提辖”。他后来造反，完全是主动的，似乎没有什么人来逼他。他的主动出击，是出于路见不平，碰上了恶霸公然欺侮弱者的事情。但只要他拔刀相助，就不能不与官方对抗，除了被逼到梁山上去，没有别的生路。同样是军官，杨志以“三代将门之子”而自豪，本来是十分仇恨梁山的，但最后也阴差阳错上了梁山。原因是他负责押解的“生辰纲”被劫了。这本是一个责任事故，但这只是表面原因，背后还有原因的原因。为什么“生辰纲”会被劫呢？因为它本身就是贪官刮来的民脂民青。《水浒传》的作者对劫走生辰纲的“强盗”，不但没有丝毫的保留，相反充满赞赏之情，细致地表现了他们的智慧（所以回目上叫做“智取生辰纲”）。从这里，读者不难从一个侧面看到社会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情况。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刀关胜、双鞭将呼延灼、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等上层军官虽然被动地上了梁山，却仍然得到了作者（同时也就是读者）的同情和赞美。
所谓“乱自上起”，就是中央政权的腐败必然把人“逼上梁山”。当然《水浒传》如果仅仅表现“乱自上起”，也可能比较肤浅。幸而它表现得更为彻底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便必然引出“乱自下起”。《水浒传》似乎没有刻意强调是绝对贫困逼得百姓无以为生，而更多的是在表现基层政治权力腐败、贪官横行的现实。法制本来就是为富豪服务的，而贪官与土豪勾结，超法制的黑箱操作普遍盛行，构陷冤狱，暗无天日。百姓欲哭无泪，投诉无门，除了暴力反抗以外，别无选择。解珍、解宝兄弟的故事可能是最典型的“乱自下起”。不仅因为他们是《水浒传》中为数不多的劳动者出身（猎户），而且因为他们在官司中是极其无辜的。他们幸运地打了一只老虎，老虎滚落到地主毛太公家的园子里，他们居然就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最后，终于酿成一场弱势群体的联合起义。这充分展示了“逼上梁山”更为深邃的含义。
“乱自上起”和“乱自下起”的结合，使北宋王朝的统治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这样，官兵与梁山作战几乎每战必败。
就是在这种起义的烽火的背景上，《水浒传》展示了一条英雄人物画廊。
这些英雄人物都有中世纪传奇英雄的特点，拥有某种超人的绝技或者神勇。有的还有点神化，比如入云龙公孙胜甚至有点神秘的道术，宋江还得到过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在今天看来，这些显然是不科学的，甚至还有迷信的嫌疑。但是，用历史眼光来看，这在当时，不过是善良百姓天真的想象。这和一开头以张天师误走妖魔来解释《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梁山泊风云际会的因果一样。如果过分拘泥，可能妨碍我们把握英雄人物形象的实质性含义。《水浒传》中的英雄和后世小说中的英雄的最大不同是，他们虽然有超人的神勇和体力，却并不是神仙，而是普通的凡人。那些刻画得最生动的英雄往往是超人和凡人的结合。例如武松，他是打虎英雄，他的神力绝对是超越任何凡人的，但他并不是事先就有为民除害的意图主动去打虎的。相反，他打老虎似乎是偶然碰上的，甚至可以说，是他犯了一系列错误的结果。起先，他不相信店家的警告，以为人家要赚他的住宿费。接着，看到县政府的布告了，本来完全可以理性一点，回到店家去。但是，他又觉得会给人家“耻笑”。为了面子，他宁可冒生命的危险。后来，走了一段路，觉得没有老虎，酒意又涌了上来，居然想睡觉。这可是有点麻痹大意。结果老虎真来了。他用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方法，以超常的爆发力，把老虎打死了。这时，他想把老虎拖下山去，卖几个钱。没想到，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居然拖不动。在这最后关头，他不得不比较理性了，还是赶快下山去罢。快到山下时，又发现两只老虎，他的想法竟然是，此番“罢了”。意思是这下完蛋了。所有这几个情绪层次的变化，武松的表现都和平头老百姓差不多。《水浒传》的伟大成就就是，发现了哪怕是具有超人神力的英雄，他的情感也不是超人的，他是实实在在的凡人。
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水浒传》第一号英雄人物宋江了。这个人物，是所有梁山英雄无条件崇拜的对象，不管什么人，一听“宋江”，“纳头便拜”。他的名声和威望，给人一种感觉，完全是超人的、神化了的。但他又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物，他走向梁山的道路是最曲折的。他比任何英雄人物都表现得更犹豫、容易动摇，甚至在江州，上了法场，被众兄弟劫出来以后，他还在半路找借口回家了。直弄到差一点丢了老命，他才肯上梁山。
《水浒传》为什么要把他当作绝对崇拜对象？因为他代表一种社会人格理想——仗义疏财，也就是富裕者主动把多余的财富奉献出来，消灭社会上财富的不平等。可又为什么要把他写得那么容易动摇？因为梁山英雄中只有他感觉到在“聚义厅”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最后的出路。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梁山泊上最清醒的一个。他为梁山设计的出路是打辽国，用民族矛盾来缓和阶级矛盾。这当然也是空想。这就注定了他和他的兄弟们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
有些学者认为《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很准确，因为梁山泊上，除了阮氏三兄弟、解珍、解宝兄弟以外，没有一个是农民。当然，梁山泊的平均主义理想有小生产者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某些特点，是不错的。但是，其主要成员为城市贫民和无业游民，又使《水浒传》英雄带上了帮会的特点。武松以为民除害、除暴安良为务。但是，他衡量“暴”和“良”的标准是混乱的，不清醒的。他杀死西门庆、张都监，不错，是除暴安良；他醉打蒋门神，是除暴；可是他扶持的施恩，和蒋门神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是借助自己父亲的权势，在快活林收取“保护费”的。杨志上梁山要杀一个客商，他就在山下等待倒霉鬼。这明显是妄杀无辜。崇拜宋江的李俊是英雄，他自已承认，在当地，他和李立是一霸，穆弘、穆春是一霸，张横和张顺是一霸。他非常自亲地说“以此谓之三霸”。菜园子张青夫妇，开的是黑店，差一点把武松杀了拿来做人肉馒头馅儿。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杀人杀得兴起，居然对法场上的看客也“排头砍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农民起义（或者市民暴动）的破坏性，这也是中世纪传奇英雄的残暴性。作者在竭力赞美他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并没有盲目抹杀这一点。这正是《水浒传》的深邃之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能随意忽略过去。
《水浒传》有多种版本，通行的有一百二十回本，还有七十回本（开头有一回“楔子”）。七十回本是金圣叹改动过的。他把一百二十回本中众英雄上梁山以后，受朝廷招安去抗击辽国入侵，然后攻打方腊起义军，最后走向灭亡的过程全部删除了。金圣叹删节的目的是出于对起义军的偏见，不让他痛恨的叛逆得到归顺朝廷的名分。但这却歪打正着，对《水浒传》的流传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后面的五十回在艺术上比较粗糙，尤其是正规的马战场面，似乎不是作者所长，不见精彩，又多有重复。直到今天，比较流行的，读者比较认可的还是金圣叹改动过的七十回本。
前几年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和导演受到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把宋江和晁盖人为地对立起来，硬派宋江作为“投降”路线的代表，演员甚至为宋江设计小碎步，完全忘记了宋江是当时平均主义理想的英雄，把宋江的形象弄得不伦不类。特别是在投降朝廷以后，电视剧刻意删去了梁山众英雄先去进攻屡犯边境的辽国的环节，改成直接攻打方腊起义军。本来《水浒传》作者的意图是以民族矛盾来缓和阶级矛盾的，这么一改，宋江带领梁山英雄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完全没有着落了。故在改编为电视剧的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改编是最不成功的，引起了极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