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标志的中国当代诗歌，是告别一个时代，迎接另一个时代的诗歌。创造新的神话作为一种业绩，正是颂歌主题诞生的基础。在这两个交替时代生活过的几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些人们十分熟悉的歌声，他们是唱着真诚的颂歌走进新的的。例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样的歌词，语言是质朴的，感情是真诚的。这是最早的颂歌。灾难深重的人民，衷心拥护新生活，就有了对于新生活的歌颂。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对于领袖的歌颂，他们把领袖比喻为“太阳”，比喻为“大救星”。这些，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为在内地生活的中国人所接受。
初期各项事业的兴旺发达，给颂歌主题的发展创造了充裕的条件。很早的时候起，诗歌中出现了对于毛泽东个人的歌颂，但是，这只是全部颂歌主题中的一个部分，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基本的或惟一的。因而，人们也都习惯，不以为怪。加上那时的颂歌多数都带着农民的质朴之感，尽管是夸张的，但还没有把人神化。例如农民诗人王老九写《想起毛主席》：“种地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知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他把毛泽东当做一种类似宗教力量的象征，并没有认为领袖个人能够创造翻天覆地的奇迹。至于“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则纯然是自我心情的一种感应。三更半夜仍然是三更半夜，但他充满了希望，因而仿佛是升起了太阳。农民用这种颂歌表达自己对于领袖的信赖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到了后期，特别是在“永远高举”和“大树特树”的气氛下，全中国只唱一种颂歌，而且只能颂一个人，把领袖形容为万能的神，甚至发展到“万寿无疆”，或“红太阳”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而用在别处，便是对于神的亵渎，事情就走向了极端。
当“五四”新诗兴起的时候，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感到了作为一个自由和自主的人的骄傲和尊严，这对于封建主义是一种挑战和反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连那种觉醒的民众也不见了，他们在个人迷信的热潮中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了自身价值的信念，从而最后失去了民众的觉醒，于是，不得不期待着重获解放之后的再一次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启蒙。
人们曾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创造概括为简单的一句话：颂歌的时代，时代的颂歌。这种概括，基本上符合当代诗歌的情况。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对时代的光明的确认与推崇，这种现实造就了颂歌的生存环境和特殊地位。但是，当人们把诗歌的任务片面地说成是歌颂的时候，这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而且不再代表真理。后面将要谈到，在很长的时期中，创作上只允许颂歌的存在，而总是排斥颂歌以外的、特别是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批评和揭露的内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只能认定社会只有光明，通体的、无边的光明，而与黑暗绝缘。
舆论鼓励并由衷地喜欢听颂歌，而由衷地厌恶那种“不和谐”的声音。人们没有认识到，歌颂是需要的，抨击（不仅是对敌人，而且是对人民自身的缺点和过错）也是需要的。近三十诗歌历史的教训是，没有把真正的赞颂与粉饰阿谀加以分辨，更没有把对社会弊端的负责的批评与恶意的攻讦加以分辨。形而上学从来认为歌颂光明一定用心良好，暴露黑暗定然不怀好意，他们认定：诗人的使命仅仅在于唱颂歌。从而把歌颂与暴露对立起来。不“歌德”，便“缺德”，老是“歌颂”，倒是不切实际的“歌德”，却使读者从它的虚伪中看到了“缺德”的品性！上述风气导致诗歌走向虚假。从后期直至中期，当代的社会生活完全失去了正常的规律，这个时候的诗中不仅充满着最革命的、最动听的赞美词藻，而且力图把非常黑暗的生活描绘成“到处驾歌燕舞”。现在形容那十的诗（还有文字）用了“假、大、空”三个字，其实，核心是“假”。虚假的诗歌失去人心。只是当我们再一次获得解放，我们才能够较真实地谈论和剖析那个非常的。
经历过那个发疯的的人们都难忘那一切。画家黄永玉也许感到了画笔不足以控诉和描绘那空前的黑暗，于是用诗来做武器。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中的每一篇都是愤怒的檄文、辛辣的揭露，把变态的社会的全部丑恶漫画般地展示出来。
人们偷偷地诅咒
又暗暗地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明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哈，谢天谢地，
幸好那种时候
它永远不会再来临！
狂欢的锣鼓过后，诗人在空前的破坏所造成的满目疮痍和精神废墟面前睁开了眼睛。他们不能不思考人民的命运、社会的前途。他们知道，圣洁的鲜血招来了一群苍蝇，污秽的是苍蝇，而不是鲜血。但是，失血过多的人们终于醒来之后，挥动双手，难道仅仅是把苍蝇从眼前赶走吗？这就是邵燕祥的诗《断章》所要回答的。思索之后是行动。人们厌恶空话、大话和假话，“空话不能起动汽车，豪言壮语也不能铺路”。然而，是中国的汽车在呼唤着中国的高速公路，造就这一切的，只能是痛苦的回顾之后的断然的行动。所以，思索的动机和效果都是积极的。同样是庄严的使命，诗开始对生活的阴影进行引人警觉的抨击。这时期的经验证明，凡是庄严地行使了这一权力的诗，无不在民众中引起积极的反响。
诗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使命不仅在于庆幸“那种时候”
“已经过去”，而是要保证它的确“不会再来临”。巨大的灾难，造成了思索的一代人或几代人。为了那灾难的永远消失，人们不能不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能不探索是什么原因造就这历史的大倒退。这样，觉醒了的诗，在空前灾难造成的事实面前，开始了深沉的思索。这些思索的诗篇一时间汇成了一个诗的思索的潮流。
在生活的惰性和麻木面前，诗人们不再沉默，他们不再容忍虚假和伪善，特别憎恶谎言。5月上海有一家报社就某中学一个学生的作文《乞丐》进行讨论。报纸介绍了从民政部门了解到的材料说，进入上海市区的这些乞丐，有一部分是江苏兴化的船民，出外行乞是这些船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习惯。这个介绍促使诗人邵燕祥写了《我们有行乞的习惯吗》，他用揶揄的口吻说，在历史上，我们不光有行乞的习惯，我们还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习惯，有饿时不吃饭的习惯，有冷天不穿衣的习惯——
有一千种新习惯。
有一万种旧习惯。
但我们就是没有
饱汉不知饿汉饥、
躺着说话不腰痛的习惯，
我们永远不会有
把良心揣在胳肢窝里
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
好习惯！
许多诗都表达了经过沉思之后的觉醒，也不乏邵燕祥这样的激愤。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痛苦记忆的，由于颠颠倒倒的社会动乱，人们又生活在一个是非曲直、真理与谬误激烈争论的。生活所及之处，无不矛盾重重；对于一个习见常闻的事物，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世事未能忘情的诗，为人性与良知所激励的诗，不能不挺身为真理代言，它要对正确而大声疾呼，它要对谬误而直言不讳。这就构成了这一时期诗的基本特色：哲理的、思辨的，以及议论的色彩。这些色彩，甚至较之新诗已有历史中的任何阶段都要强烈、鲜明、深刻。它摈弃了脱离现实的廉价颂歌，而代之以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的深沉的思索：如，艾青的《光的赞歌》里所抒发的：
我们从千万次的蒙蔽中觉醒
我们从千万次的愚弄中学得了聪明
统一中有矛盾、前进中有逆转
运动中有阻力、革命中有背叛。
随后诗人的诸多创作中，有对于天安门前的“不屈服的星光”的义正词严的辩护，有对于企图垄断阳光的行为的正义的谴责，有对于沙漠是否将吞没北京的严肃的思忖，有一棵平凡的小草对于一个伟大女儿的同情与挚爱，更有一名以微不足道的士兵的身份为一位屡建战功的将军发出的忠告与责问……直到
、即新诗诞生的时刻，作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中国当代诗对于现实与历史的思索业已完全取代了过去那种盲目的颂歌。
真实的声音已经把虚假的声音从诗中予以清除。新诗当然要向前发展，但它必须沿着目前已开始的方向走下去，前进的时钟是不可逆转的。底邵燕祥因写《贾桂香》而遭到厄难，原因在于他对现实生活的干预：
九岁的小嘎，
十三岁的小姑娘，
等待她的该有多少幸福，
多少火热的欢乐的时光！
到底是怎样的一股逆风
扑灭了刚刚点燃的火焰？
海阔天空任飞翔的地方，
折断了刚刚展开的翅膀！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
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思考，发几声呐喊，
呐喊未能持久，又陷入思考。
思考的时代，思考的诗歌。
颂歌的主题并不会断绝，
但盲目的颂歌已经断绝。
思考的主题一旦兴起，
想禁止也禁止不住，时代要求思考。
那时，邵燕祥和一代诗人刚刚开始的思考被打断了，现实的惯性并不理解，也不尊重这样的思考。人们甚至会用惊奇的眼光看待这一异常的举动，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思考和质问显然因旧时代的结束犹如春潮般涌动。这是轻而受难的一代人的《呼声》（李发模）：“我要问，啊！祖国，在你的热土上，难道就容不下我们这样的人？啊！祖国，在你的怀抱中，难道就不该有这样的子孙？”
面对丑陋和贪婪，思考之后发出的是愤怒的呼喊，叶文福写下《将军，不能这样做》：“人民像春蚕抽丝那般为祖国积累财富。你有什么权利把先烈的热血，把人民对党的信赖，把劳动者辛勤的汗水肆无忌惮地挥霍！”《小草在歌唱》（雷抒雁）也是一首愤怒而真切的诗：
我无意说：她没想到会死。
不是有宪法么？
民主，有明文规定的保障；
不是有党章么？
可是，她却被枪杀了，倒在生她养她的母亲身旁。
法律啊，
怎么变得这样苍白，
苍白得像废纸一方；
正义啊，
怎么变得这样软弱，
软弱得无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