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生活的现实越是严峻，诗中的意境就越是轻松；生活中充满了“大放卫星”、“敢想敢干”等的浮嚣的声浪，诗中却静如止水——月下的江如一条链，雾气迷茫之中荡出一队小船，如一群水鸟（无声的水鸟）静静穿过重叠的茶山。这首诗的主题仍然是劳动，但它把劳动的主题隐藏在静谧的景色的后面，我们只是从“歌声和新茶早把山谷填满”了解到这些小船是月夜采茶归来。“这么好的月光，我怎肯停船”，究竟是生产的要求（新茶“填满”了山谷）还是欣赏的要求（“这么好的月光”）占据了诗人和船夫的心意？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了与“大跃进”民歌截然相反的追求——对于诗自然的美，已经有了新的醒悟，也可以说是，一之间，至少是一部分诗人已经开始抛弃那种简单和单调的“豪言壮语”。
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大跃进”民歌中有一首《月儿弯弯像河船》：“月儿弯弯像河船，千条银蛇水中闪，竹管落水似鹭鸶，不衔鱼虾衔泥丸。”在这里，自然界的美景是不被关注的，月儿弯弯，人们欣赏的并不是它所造成的美景，很快就落到：它像河船，而河船是用来挖泥的。千条银蛇显然是船上的灯火，人们无心去欣赏那月夜的江水是多么的静，人们关心的是“两岸木锨轮番转，多少烂泥上高田”。在这里，生产的兴趣，早已夺走了自然美景的吸引力。著名的《小篷船》，开头展现的也是一片嘈杂而忙乱的夜间劳动的场面，也有江河，也有星星，只是它的情调与《月下的练江》完全不同：“小篷船，装粪来，惊飞水鸟一大片，摇碎满河星，摇出满囱烟。”船儿驶过，水鸟惊飞，河里的星星散乱，而且突然地跑进来“满囱烟”，这景色是有意被破坏的零乱和嘈杂。
由《诗刊》刊出《月下的练江》所展示的倾向，的确表现了对于“大跃进”民歌那种浮夸的诗风的批判。它不再热衷，甚至完全不用那种政治化了的词语，它再现生活和自然的美景，它也远离了那场狂热的“革命”。但与此同时，它的确也远离了血淋淋的现实，现实生活的痛苦和伤痕在这里，全被那些优美的描写所取代。这一组诗中还有一首《晚霞》，新安江上“晚霞和落花追着流水”，劳动一天的人们回来了：
妈妈放下肩上的锄头，
把带来的野花洒上水，
爸爸拿出雪白的毛巾，
擦洗着满脸的煤灰。
从托儿所回来的孩子，
打扮得像新月一样美，
她那黑色的发辫上，
插着一朵红蔷薇。
显然，这是被美化了的生活。这样的诗篇也许可以看做是对于那种豪言壮语的反拨，但是，如同一前他写“祖国喜事多又多，喜得我心里像滚锅。桌上铺下千张纸，我一口气要写万首歌”或是“祖国跨上千里马，黄金时代来到啦！一夜写出诗万卷，也写不完祖国的新变化”一样，没有人责备昨天的浮夸，也没有人责备今天的虚假——多么严重的饥荒和贫困，这诗却如此加以粉饰：给野花洒水，用雪白的毛巾擦脸上的灰……并没有人问一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事实自然提供了这样的论据，这里是安全的。当一条道路走不通，而且碰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人们寻求较为安全的道路来走，这是合乎逻辑的。
回避尖锐的生活内容，把生活渲染得美如天堂，对于担惊受怕的诗人，不妨是一条出路。但对于有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当代诗歌来说，它始终未能成为一种主潮。它只是在一部分诗人那里延续着，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没有人大声地赞美，也没有斥责，到了初，“三困难”时期的最严重的，有的诗人仍然唱着这样的一些桃花源里的充满了田园之乐的“仙曲”。这是一首《水乡行》：“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鱼网作门帘，挂满树；走近才见，有个人家住。要找人，稻花深处；一步步，踏停蛙鼓。蝉声住，水上起夜雾，儿童解缆送客，一手好橹！在这首诗里，没有时代的印记，也没有现实生活的辛苦和沉重，干脆把以往诗与现实的要求予以抛弃。
这种以回避生活的尖锐内容为特点的诗，给生活贴上一层美丽的外壳，造成一种甜蜜的华靡的风格是大体一致的。例如这样一首《赶场去》：“半山飘着弯弯路，飘出茫茫云，又钻迷迷雾。挑挑担儿雾中去，背篓，竹筐云里出。雾里闪过花头巾，云中隐现蓝衣服。……卖山货的人马翻山谷，丢一串笑声在山谷。”
在诗人的笔下，生活中充满了笑声和花头巾，但这只能是人造的“茫茫云”和“迷迷雾”，而并非当时的真实。还是这位作者的《深山笛声》——
牧娃挥笛脆声笑，
羊群横山滚过崖，
唉哟！肥肥的羊儿挤攘攘，
我担心会凌空掉下来，
可那远去的笛音，
飘飘逸逸，
越吹越自在。
这些诗句，让人想起古人的“短笛无腔信口吹”。整个画面和情趣都是过去时代的。前面引的《水乡行》，其中的名句“走近才见，有个人家住”，其情调也酷似秦观的《秋日》：“菰蒲深处疑无地，忽存人家笑语声。”这种倾向的出现，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出路。但这条从古人的诗词中讨取灵感，而且刻意地掩饰真实生活的矛盾，表现虚无缥缈的“人间天上”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可供更多诗人驰骋的道路。特别是在当代诗歌十分强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创作思想支配之下，决定了它只能是一道不可能发展的细流。它没有断绝，但也没有发展。说它没有断绝，是说当诗歌由于反映生活的真实而发生梗阻的时候，诗歌失去了惯常的轨道，这时，这种不着边际的诗风便给它一条求生存的通道——轻飘飘的风花雪月便会应此而生（风花雪月不是不好，而是它所扮演解决危机的角色不好，其实，本来风花雪月也可以是堂堂正正以正面的角色出现在诗的世界的。可是，总是因重视政治而歧视它。而诗若真的触及对于政治的批评，往往会产生触电那样的效果；于是又躲开政治，躲到了风花雪月——被轻视的风花雪月中来！这是十分矛盾而又尴尬的处境）。
即使是这样一条“风花雪月”的“避风港”，仍非久居之所。因为我们的诗歌总是入世的，是鼓励要为现实生活的各种斗争积极服务的。长久的“回避”必然会被认为是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这从根本上讲是不被认可的。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的方式，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诗人这样做。当代诗歌等待一次大的转折，就是说，当一片批判的浪潮卷过来的时候，诗歌创作向何处去呢？特别是，当时开始的这场批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以《诗刊》为例，它创刊于1月，正常的和平安的日子大约有半。7月号，它开始批判“右派”的运动，7月号为《反右派斗争特辑》，臧克家写了“代卷头语”——《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耳边响着一片战斗的声音。……这声音，从生活的实感里发出来，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真挚热情里发出来，它钢鞭一样向右派分子、野心家们呵斥，抽打，毫不容情……诗人们，站起来，站到斗争的前列上来，任何冷淡，客观，不关痛痒，都和诗人的称号不相称。……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为武器参加了战斗的。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里，诗歌，应该用不着号召自己就会响起来的吧！7月号的《诗刊》，只是不指名的批判，8月号发表《“草木篇”批判》，开始了点名批判的运动。9月号，点名批判艾青，并发表了综合性的批判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这是一篇综合一段时期以来全国诗歌创作中从政治乃至风格、“情绪”（“灰暗情绪”）所进行的总的批判。实际上由此掀起了诗歌界的批判运动。这个批判，从
下半开始，一直进行到，从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直延伸到批判卞之琳的诗风。5月《诗刊》，“以我们不喜欢这种诗风”，“奥秘越少越好”等读者来稿方式对卞之琳表现“大跃进”
“十三陵水库土地杂诗”展开批评）；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为题，批判蔡其矫的《川江号子》、《宜昌》等诗“以旧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新生活，呆滞的、冷冰冰的情感来吟咏今天沸腾着建设声浪的城市，对现实形成了歪曲”。这种批判是从认为某些诗篇政治倾向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开始的，结果无限制地扩展开来，在三之久的不断扩展中，事实上已经扩大到了非政治性的领域。
事情的发展是富有戏剧性的。这场批判的点名文章是由沙鸥起始的（当然，整个事情非个人所能决定或左右），最后（可能也并非最后）落到了沙鸥的头上，以批判沙鸥而作了阶段性的总结。
到了5月，批判的锋芒最后指向了最早向《草木篇》以及艾青发起批判的沙鸥身上，周建无的《沙鸥是怎样的一个诗人》指出“他忽而左，忽而右，忽而主张这个，忽而主张那个，忽而反对这个，忽而反对那个”。文章批判了沙鸥“狭隘的自我表现和陈旧的自我抒情”，“游山玩水，吟风弄月，有的是闲情逸致，也有的是一个人的暧昧感情。”并且指出沙鸥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的、用阴暗的眼光看待新社会的讽刺和寓言诗。当然，批判运动并未因而终止。事实上的下半批评仍在继续，6月号《诗刊》还在批判类似的《咏古蓬和吊屈原》。该文指出：“借古喻今或借物喻人来含沙射影，隐晦地发泄其不可告人的反动思想，这种手法并不新鲜。在过去许多次斗争中，我们早已领教过了，而类似同样的手段也不过如此，可见，一切具有反动思想的人早已日暮途穷，他们的武库中早已拣不出更多武器，这类武器也早已生锈和不堪一击了。”
整个局势让中国的诗人们沉思，诗歌为现实服务已经遇到了新的挫折，新诗的发展必须寻求一条新的通道，不然，整个的发展将受到窒息。
注释：
见《诗刊》（1月号）。
见《诗刊》（5月号）。
见《诗刊》（2月号）。
见《诗刊》（3月号）。